葛剑雄：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主人意识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15日出生于浙江湖州，民革中央委员 。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2016年8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近年常听到某人下海发财，某人出洋不归，某人从政当官，但听得更多的却是读书人的潦倒寒酸，上至院士、博士生导师、资深教授，下及研究生、本科生、中小学教师，事例不胜枚举。这不能不使人寒心，面对“商品”和“市场” 大潮，莫非我辈读书人真的在劫难逃了？
不过我倒以为，知识分子的命历来不好，自古皆然，现在也未必就是最倒霉的时候。以前曾听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说过一则抗战期间流传于大后方的故事：某教授去理发，与理发师发生争吵。理发师大怒，骂教授道：“你这个人这么坏，下一辈子还得当教授。”故事的真假不得而知，但与时下不少奚落文人的笑话和故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时代虽然不同，文人之为人所鄙视如出一辙，大可不必大惊小怪。
根据我的历史知识，古代的知识分子，或者称之为“士”者，从来不过是当权者的工具和玩物，并不像有的朋友所说的那样具有什么独立的人格或地位。所谓“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不正说明士的主要功能是为人所用，不过要有所选择，就像女人奉献给喜欢自己的男人一样。所以士们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至他们自己的生命都在等待用的主人，仅有一技之长以至鸡鸣狗盗者自不必说，就是有经纬天下之术的盖世英才也只有“货与帝王家”，作皇帝臣仆的份。一言以蔽之，知识分子即使可以作到最高级的奴才，也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甘心如此的，有人甚至不惜以死抗争，于是有了“士可杀，不可辱”的成语。但仔细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这句话不能理解为士就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因为既然士只是工具或奴才，就是既可杀也可辱的，主人顾及你的身份，让你体面一点地死固然可以，要辱你一下，或者先辱了再让你死也未尝不可。
司马迁（前145年－约前86年）
司马迁由于替李陵说好话而得罪了汉武帝以后，就没有让他痛痛快快地死，先是被“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手脚被用绳索和刑具捆绑，裸露着身体挨竹板打），接着又被割去生殖器，受刑后还得当中书令，在皇帝身边忍辱效劳，受到表面的尊宠。有了这一段经历，司马迁在给任安的信中不得不承认，“刑不上大夫”只表示“士节不可不厉”，要说受的刑罚不算“辱”，那是打肿脸充胖子。司马迁要活下来自然还有他自己要完成《史记》的目的，但如果他真的想死，恐怕也得在被阉割以后。尽管他忍了辱，写出了《史记》，最后还是不明不白地死了，显然不是善终。
其次，是否是“辱”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既然当了奴才，就只能用奴才的标准。这就是说，当奴才本身并不是“辱”，岂但不是，而且是荣，当不上才是“辱”。享受奴才的待遇也不能算“辱”，被主子整得过了分才是“辱”。知识分子既然没有抗争的权利，就只有忍受的义务了，所以只能用精神力量来慰藉自己，甚至把“辱”看成荣。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对看不顺眼的或敢于提不同意见的官员有一个法宝——廷杖，就是在午门前剥下裤子打屁股，而且打得十分厉害，皇帝的圣旨就有“重打”“着实打”“用心打”“切实打”“好生打”等具体要求，所以常常把人打死。嘉靖皇帝创造的一项纪录是一次打了一百八十多名官员，打死十七人。
可是皇帝却万万想不到，当时的士人对这种待遇居然“羡之若登仙”，挨了打的人不但不感到可耻，反而成为众人的楷模。有一人被打过两次的，有父子两人先后被打的，都成为一时佳话。还有一位挨打者屁股上的肌肉坏死脱落，他太太制成“腊肉”供在家里，作为教育子孙的传家宝。这固然显示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和价值观念，但却不能不使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但更悲哀的是，不少人在挨了打后或者被杀前还得向皇帝谢恩，有些人自觉地高呼“太祖高皇帝”“苍天”或“万岁万万岁”。这情景自然使我想到某篇小说中所写“WG”中场面：被冤杀的干部临刑前突然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或许并不是实录，但“WG”中我亲历的一次宣判会上，犯人们在俯首聆判后，无论是判刑若干年还是当场释放，无不高呼：“毛主席万岁！”
那么知识分子不当官行不行呢？真的皇帝要你当官，不当也不行，尽管大多数人想当也当不了。虽然先秦时就有伯夷、叔齐一类与当局不合作的人物，但从汉朝开始就不时有不识抬举的士人被杀的例子。有时皇帝下令征召，被征召者却架子十足，一再躲避，结果被砍了头。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索性在他亲自制定的法律和案例书《大诰》中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就可以“诛其身而没其家”，本人杀头外，还要将全家老小罚为奴隶。连遁入空门的和尚也毫不例外，一旦被皇帝选中，就得还俗蓄发当官，抗拒者无一善终。
至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也不是知识分子的囊中物。由于交通工具和传播媒介远不如今天发达，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发发牢骚，骂几声娘，只要没有人检举揭发，大概不会出事。但如果有人找你麻烦，那就不需要任何凭据。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就产生了一种罪名——腹诽，就是肚子里说坏话。当今最先进的测谎机大概也只能肯定被测者是不是说了实话，而无法知道他心里想说什么，可是我们的老祖宗却能知道一个人肚子里藏着什么话。连还没有发表的言论都可以定罪，更何况已经说出了嘴的呢？
竹林七贤
我说这些的意思，并不是要大家忆苦思甜，证明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形势大好，而是想讲清楚，知识分子的劫难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更不是“商品”或“市场”带来的。我的目的也不是要提倡阿Q精神，只要没有受批斗、挨板子、砍头，就是最大的幸福，就应该安贫乐道，三呼万岁了。我认为，既然知识分子历来都没有当过主人，现在无论是政府要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还是知识分子自己要争取改善，都必须抓住关键，就是要改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让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人。
从理论上，这似乎已经不成问题了，因为邓小平早已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者，国家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既然是其一部分，那就也属领导阶级。连领导都当得，岂会不是主人？但实际情况如何，恐怕不必多说了。就像这个国家人人都是主人了，反而连谁是主人都搞不清了，主人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当主人一样。“WG”前知识分子充其量只能做附在皮上的毛，“WG”中更被赐姓为资产阶级（个别“革命知识分子”例外），是臭老九，一旦脱帽加冕，不仅自己感恩戴德，社会上一般人也会肃然起敬。但如今大家都是工人阶级了，或者根本不论阶级了，这“一部分”又能值几文钱？所以现在再重复邓小平这句话是远远不够的，而要着重阐发他的另一部分话，即科学技术和教育对中国的重要意义，认识到知识分子是这个社会中最先进、贡献最大的一部分，代表了进步和方向，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坚和领导。
如果国家的领导人认识了这一点，就不会说出“现在国家有困难，还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一类话来。因为知识分子不是乞丐，不是向国家要救济，他们所要的只是自己劳动成果应得报酬中的一部分，他们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是为了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今天国家的数万亿资产中，就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知识分子数十年来含辛茹苦以至节衣缩食创造积累起来的，现在给他们一点绝不是恩赐，更不是沾其他阶层的便宜，也不是重奖，而是价值回归。再说正因为国家还穷，就更应该赶快让知识分子帮你富起来。不依靠知识分子，难道真的能靠那些贪官污吏、大款倒爷、不法奸商、文盲半文盲致富吗？至于知识分子是不是真有这个能耐，只要看看如今的发达国家，那里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可谓发达已久了，但知识分子不是不值钱了，而是越来越值钱了，白领和中产的比例越来越高了，“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总不会做贴老本的蠢事吧！
1964年的下乡知青
如果全社会认识了这一点，就不会再有“你们穿着我们工人织的布，住着我们盖的房，吃着我们农民种的粮，却不为我们服务”，“我们工人农民一千个不答应”一类的笑话；也不会患什么红眼病或白眼病（现在知识分子已没有什么值得红眼的了，要有只能是白眼了）。我很怀疑这些话本来就不存在，只是一些无聊文人根据上级的意图编出来的，因为工人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也是最容易接受现实的，近年来一些地区农民抢科技“财神”，工人为经营有方的厂长请功发奖就是明证。而且，知识分子的门始终是开放的，如果大家真的羡慕了，通过学习成为知识分子就是了，如果自己这辈子来不及了，可以教育子女成为知识分子。到了这一天，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就自然会形成了。
如果知识分子自己认识了这一点，就应该堂堂正正地做主人，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不要像乞丐那样哀求什么人的施舍，更不应该无所作为坐以待毙。要下海的，尽可以放心赚钱，靠自己的知识和本领赚来的钱不但合法，而且光荣。古代有陶朱公可以“三致千金”，外国也有凭知识挣钱的亿万富翁，为什么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赚不得？想当官的也不必羞羞答答，知识分子不当官，难道让大字不识一箩的人当，让只会用枪杆子的人当？中央的最高领导不都有大专以上的学历？世界上又有几个国家的元首或内阁官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当然如果试下来不行就不要硬干，老老实实下台；犯了法的应该治罪，这与其他出身的官员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同。想出国的不妨大大方方地去闯荡一番，科学文化属于全人类，人类又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锁在国门之内？有本事的，争个诺贝尔奖，挣个亿万富翁，竞选个国会议员以至大总统，既是对全人类的贡献，也将是中国人的光荣。中国开放了，发展了，不仅出去的人会自由回来，别国的精英也会来中国工作或定居。
当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下海、当官、出洋的，但一样要自尊、自重、自强，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主人，要靠自己。如果自暴自弃，怨天尤人，无所作为，不仅不像个主人，也于事无补，不会等来一个完美无缺的知识分子政策、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除了用知识技能去换取更多的报酬外，我们还应该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使全社会，从国家领导人到我们的学生，都懂得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价值。知识分子本人还要以自己的知识和人格来展示这种价值。
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正在走向和平和发展的新阶段，历史虽多曲折，却不会倒退，中国知识分子当奴隶、作工具、依附于什么皮的漫长历史应该结束了。作为社会的主人，我们要的是主人的意识。我们对未来完全可以感到乐观，当然还要十分谨慎。
摘自：《往事和近事》 葛剑雄/著 九州出版社读书会（ID：jzh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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