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化”与“悲观”，公共知识分子的两种社会构想
托马斯·索维尔以经济学家的视角向社会学家发起一个又一个挑战。他的渊博学识使得他对社会问题的尖锐批评显得十分独到，往往以登堂入室的姿态直接碰触问题最核心的层面。《知识分子与社会》是他前几年出版的一部作品。
知识分子反思自身群体的著作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如英国人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专注于介绍历史上著名知识分子的阴暗面，用扒粪记者似的笔触揭露他们伟大成就背后的道德缺失。法国人雷蒙·阿隆写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则将书写范围仅限于批判和剖析法国知识分子。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则是运用解构主义方法，讨论在媒体发达、政治与学术利益紧密结合的当代，知识分子如何与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发生关系。
与上述知识分子的论述不同，索维尔的研究对象不是名留青史的知识巨匠，也不是研究在各自领域内走在前沿的专家学者，而主要是那些对社会事务发表言论并对社会诸层面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知识人群体。这个群体以媒体人、法律事务从业者等为主体。那些各个人文社会学领域的专家，甚至包括科学家，只要在各自专业领域外对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并实际参与影响社会的学者，也算在内。用通俗话讲，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本书貌似是在为打压“公知”摇旗呐喊，但是细读之下读者会发现，本书所定义的“公知”以及对这一群体的“批判”另有内涵。
本书首先指出对社会各层面问题发表意见乃至产生影响的知识分子，其实大多并不具备与其所发表意见的领域相关的知识，更谈不上进一步追究相关信息、数据以进行深入研究。其次，所有产生巨大后果的社会、历史事件，尽管受到来自知识分子集体言论的影响，但是后者却从来不会为之负责。基于以上两点，索维尔认为，绝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事务所发表的言论都是在偏见之下的不负责任之论，其实也违背了知识分子在各自研究领域当中普遍遵循的科学、严谨原则。
然而，索维尔没有停留在对事实的陈述上，而是进一步探讨形成“公知”言论现象的原因。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对于社会问题的认知体系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他命名为“圣化构想”，另一类则被称为“悲观构想”。
具有前一类社会构想的知识分子，首先认为社会是朝向一个既定的目标进步的，当下永远是不完善的，但却是可以通过努力而接近完善的。对于他们而言，那些现实中已有的成果都是历史的必然。人们需要努力的是如何在今后使那些当下的缺憾完善起来。因此他们总是关注和批评当下的缺失。
然而，持有后一种社会构想的人则从总体上相信人类文明的任何成果都是需要加以维持和保护才能持续存在下去，任何对于未来的乐观或坐享其成的态度都会导致现有的文明难以为继，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他们总认为人类的文明和野蛮只有一步之遥。他们不认为世界可以完美，更好的社会是基于努力维护现有好的制度、文化的基础上，依据经验调试、改进出来的。
具有圣化构想的人会拥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认为自己的思考代表了人类道德的高度，是“为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因此在他们看来，崇高的目标下，任何牺牲、代价都是理所应当。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即认为任何社会问题都有一个抽象的“理想型”，一切思考均需围绕这个理想型展开。在“理想型”社会观的思维框架下，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个体感受往往被淹没在冰冷的数据和宏大叙事当中，而被忽略。在作者看来，具有圣化构想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社会悲剧是有目共睹的。悲观构想者则恰恰相反，他们不承认有所谓理想型的存在，只有一个个个体生存的实际感受。索维尔巧妙地避开了概念模糊的“左派”、“右派”，也摒弃了只在具体事物上才能呈现出的所谓“保守”、“激进”，同时也避免了随着时代不同其内涵也产生变化的“自由派”、“保守派”等分类语汇。而是代之以对社会构想的不同进行划分，这就从思维方式出发区分出两种根本不同的群体。
索维尔对知识分子的分类与以赛亚·柏林的“狐狸-刺猬”比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时，援引古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斯的诗句，把整个世界的知识分子划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即见多识广和专精一隅两类。柏林那带有隐喻色彩的二分法，实际上是为了“提供一个观察与比较的据点、一个从事纯正研究的出发点”（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在我看来，无论是柏林的“狐狸”、“刺猬”隐喻还是索维尔的“圣化构想”和“悲观构想”，都是从精神气质层面上对知识群体的划分。两者均站在知识群体的思维源头展开论述的，实际上跳脱出社会身份藩篱，而直接进入“元问题”层面。
纵观《知识分子与社会》，作者主要批判的对象，是具有“圣化构想”认知的知识分子群体。“圣化构想”究其本质，是将社会进行“应然”和“实然”的二元划分。在具体问题上则希望通过乌托邦式的设计一揽子地解决问题。可惜的是，对于“圣化”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图谱，索维尔并没有进行进一步探索。其实，我们可以从福柯对知识进行的考古学解剖中得到启示。
福柯认为，“知识”本身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受到诸如文化、社会、制度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制造”出来的。换言之，知识不是“生产”或“创造”出来的，而是被“形塑”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外在因素发生变化，由知识-认知方式组成的“知识结构”也会突变和断裂。据此，福柯将近代以来的知识谱系做了类型学划分：即“文艺复兴知识”、“古典知识”和“现代知识”。
简而言之，文艺复兴知识以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作为认知对象，认为万事万物皆由神秘而内在的关联统一在一起，关心的是世界表现出来的相似性。明确这一点，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达·芬奇这样无所不通、无所不究的通才，同时也能理解他和同时期艺术家的作品中为何充溢着奥义和符号。
而古典知识则与之相反，关注的重点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转向差异性。因此，这种知识结构总是试图将事物进行不同层级的分类，以求展现这种差异性。凭借一个二维平面的表格，古典知识的拥有者可以把全世界纳入各种不同的类型中。在古典知识人看来，只有经过分类的并能够纳入分类体系的事物才是知识。因此在这一知识“形塑”过程中，世界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维度：一是经过分类转化为知识的有序世界；另一个是混乱无序的真实世界。前一个世界存在于“理想”、“理性”、“思想”之中，而后一个世界则实实在在地环绕在自身周围。（参见福柯《词与物》）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所谓“圣化构想”的精神脐带连接的是福柯定义的、源自17世纪末的“古典知识”母体。虽然，以层级分类为标志的古典知识结构为今天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就像林奈对植物门类的划分成为今天生物学的基础一样），但作为一种“认知形态”，它过度重视差异而忽略了事物的关联性，最终导致对世界的二元分裂。因此，福柯指出，19世纪末期取代古典知识结构的“现代知识”则试图建立一种基于功能的、相似性的、关联性的“有机结构”，从而弥补了前者认知结构上的不足。
米歇尔·福柯（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
索维尔的批判，则从另一个方向印证了福柯的理论。他认为，圣化构想者所拥有的“泛道德化”和“忽略个体”的特质，使得他们从思维出发点就违反了客观和逻辑的原则，尤其是在他们专业范围之外的陌生领域，更是如此。
以“最低工资”为例，构想并呼吁实行最低工资政策的舆论本意是为低收入者提供保障。在知识分子长期的呼吁和影响下，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大多实行了这种政策。但是最低工资所带来的后果，则是雇主不愿意雇佣更多的人，而年轻人本来能够通过低工资进入某个行业，通过工作时间的延长积累出更高的熟练程度，从而能够拿到更高的薪水。但是最低工资制度阻碍了更多的年轻人获得工作的机会，进而失去通过积累经验而获得更高工资的前景。这不仅是呼吁者始料未及的，而且也是他们不愿意承认的。这个案例很明显地表现出“圣化构想型知识分子”内在的“古典知识结构”缺陷，即割裂了劳资双方的互存关系，用简化的分类和对立忽视了劳方个体的差异。
也就是说，“圣化构想”思维既不愿意看到社会复杂的内在有机关联，也不愿意将差异化进行到底，而是试图用简单的、对立的、明确的差异取代个体的、隐含的、复杂的差异。整个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二元对立。
尽管索维尔在书中对知识分子“出圈”做出谨慎的保留意见，甚至多有嘲讽。但他提出并加以批判的“圣化构想”思维陷阱，仍然意义重大。“圣化构想”在将世界化繁为简的过程中能够轻易地激发各种社会矛盾。这一思维方式不仅是激进社会改革和革命的渊薮，也是扩张主义和战争的发动机，更是现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宠儿。一战前出现的“1914年情绪”，即通过一场大战解决欧洲所有遗留问题，在欧洲知识界非常普及。这种典型的“圣化构想”通过知识分子的鼓吹，不仅深刻影响国家层面对战争的决策，而且给社会造成一种普遍乐观好战的情绪。
二战后，饱受殖民之苦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迎来独立浪潮，但也为圣化构想思维演变成宏大革命叙事提供了温床。“理想型”社会以意识形态、宗教、文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各色形式，在大部分社会动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并不是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发挥作用，但是只要“乌托邦-残破现实”的对立尚存，只要社会仍然痴迷于“再次强大”等抽象而宏伟的目标，“圣化构想”及其后果就会反复蚕食文明的积淀。
无论索维尔多么反对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干预，这一群体对社会的批判在当今既是现实又不可避免。即便是对知识阶层自身的批判，也是社会批判的重要组成。尤其是在政府与民众相对隔绝的社会，知识分子被迫在两者之间进行立场选择时，其对社会走向的影响更是重要。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写道，对于“古代人来说，生活与认识的统一似乎是完全不证自明的”，然而今天的人们发现了生活与认识有着诸多矛盾，因而“思索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理解，我们怀疑每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在这种存在的危机感中，现代人们失去了（精神）家园。
雅斯贝尔斯写作这本书的时代正是纳粹上台的时期，他以“无比震惊”的心情思考着存在问题。当人们认识到当下的现实无论如何妥协都无法忍受时，存在变成了危机。现代人类的存在危机没有哪个专业或学科能够独当一面去解决，知识分子被迫需要走出圈子，参与公共事务。没有人能够探寻到极致真理，但必须有人提出问题或者质疑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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