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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3年2月3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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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正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之一，它带来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和极度危险的可能性。
什么是宇宙正义，它与更传统的正义概念——以及与更新的、更受人热情追捧的“社会正义”有何不同？ 传统的正义和公平概念，至少在美国传统中，归结起来就是对每个人都适用同样的规则和标准。这就是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至少在这一传统中是如此，尽管在一个自称为“社会正义”的框架中，同样的词语意味着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公平”、“优势”和“弱势”等词在传统正义和“社会正义”这两个非常不同的框架内同样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区分“公平的”机会平等和仅仅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时，也许最恰当地总结了这些区别。传统的正义、公平或机会平等，在罗尔斯教授和他的许多追随者和伙伴看来，仅仅是形式上的。对于持这类观点的人来说，不可能靠着对所有人适用同样的规则和标准来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而是需要采取具体的干预措施以便实现前景或结果的平等。正如罗尔斯所说，“不应有的不平等需要矫正。” 双方拳手都遵守昆斯伯里侯爵规则的拳击赛，根据公平的传统标准，将是一场公平的竞赛，无论参赛者的技术、力量、经验或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是否相同，也不管结果是一场艰苦平局还是完全一边倒的胜负分明。
然而，如果竞争对手以截然不同的成功前景走进拳击场——尤其当这些差异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那么在“社会正义”追求者的框架内，这就不是一场公平的搏击。据推测，到处存在的大量不应有的不平等现象是“社会”的过错，因此矫正这些不平等现象被称为社会正义，从而超越了向人人提供相同规则和标准的传统正义。然而，即使是采用了这种方式的论证者也常常认识到，一些不应有的不平等可能源于文化差异、家族基因，或者源于不受任何人或任何特定社会在任何特定时间控制的事件的历史交汇。例如，皮·维·里斯（Pee Wee Reese）不可能击出像马克·麦奎尔（Mark McGwire）那样多的本垒打，或者雪莉·坦普尔（Shirley Temple）不可能跑得像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那样快。北欧人或波利尼西亚人不可能像撒哈拉沙漠的贝都因人那样了解骆驼，贝都因人也不可能像北欧人或波利尼西亚人那样了解渔业。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正义”支持者过度自谦了。他们寻求纠正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缺陷，而是整个宇宙的缺陷。他们所说的社会正义包含了远超任何一个社会的因果责任。为社会正义而战的十字军不仅仅要匡正人类的罪恶，还要去纠正上帝的疏忽或矫正历史的偶然结果。他们真正追求的是一个按照他们的平等愿景特别裁制的宇宙。他们追求的是宇宙正义。
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场合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正义观，从街角的社区积极分子到最高法院令人敬畏的审判庭。例如，斯坦福大学一位前招生主任说，她从未要求申请者提交能力测验分，因为“要求这样的测验可能会在大学招生过程中不公平地惩罚弱势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并非他们的过错，他们常常发现自己所在高中对能力测验准备不足。”他们自己没有过错——在这种争论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短语——似乎暗示这是“社会”的过错，但寻求补救的过程是独立于任何能证明这一点的经验证据。
让我用一个普通人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的一些问题。每当我听到关于教育公平的讨论时，我的自动反应是：“多亏小时候我在哈莱姆区长大时，老师对我的不公平。”其中一位老师，是名叫西蒙小姐的女士，她的母校可被称作“巴顿将军”教育学院。我们在课堂上拼错的每个单词都要罚抄50遍——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次日早上要交的作业中，除此外我们还要完成她和其他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拼错四或五个单词，你将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
这公平吗？当然不。和当时哈莱姆区的许多孩子一样，我来自一个没人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家庭。我们买不起书和杂志，就像在富裕社区学校里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不太可能熟悉这些我们被勒令抄写50遍的单词。 但这种宇宙意义上的公平从来都不是一种选择。正如一开始所指出的，别打算去实现不可能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所做一切都不会使事情变得公平。如果他们假装要把事情弄得公平，那反而是不负责任的任性。比不公平更糟的是幻想的公平。相反，他们迫使我们达到那些对我们来说更难以达到的标准——但对我们来说更有必要达到，因为这些是我们脱离贫困的主要途径。 许多年后，我在旧金山大街上偶遇我哈莱姆区的一位同学。他现在是一名精神病科医生，在纳帕谷（纳帕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拥有世界一流酒庄、米其林星级餐厅、豪华住宅和美丽风景。——译者注）拥有一处房产。当我们缅怀过去，补上这段期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时，他提到，多年来他的助理们评论说，他哪怕是一个单词都很少拼错。我的助理们也说过类似的话——但如果认识西蒙小姐，他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很少拼错单词了。 碰巧我高中就辍学了。但在辍学之前，我学到的东西足以让我在SAT语文考试中取得比哈佛学生平均水平更高的分数。这很可能和我被哈佛大学录取有关，在那个时代，“平权行动”的概念还没有诞生呢。 如果我们的老师被灌输了当今的“公平”概念，那会怎么样呢？显然，我们不会像其他高收入社区的孩子那样接受同样的测试和维持同样的水准，他们的父母受教育的时间至少是我们父母的两倍，金钱也要多出两倍不止。我和我的同学会有怎样的结局呢？如果我们走运的话，也许会在某个过渡教习所（过渡教习所是为了帮助出狱者重回社会的机构。——译者注）荒度岁月。 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公正吗——诱惑那些能够成为独立、自强、自主的，为自身成就感到自豪的男女性，然后把他们变成依赖者、附庸、祈求者和吉祥物？目前，教育考试服务机构正在将少数族裔学生视为吉祥物，将SAT考试变成种族-定额工具，以规避越来越多针对群体偏好的禁令。吉祥物的主要目的是象征一些让别人感觉良好的东西。吉祥物本身的福祉很少是主要的考虑因素。 这里的论点不是反对真正的正义或真正的平等。这两样东西本身都是可取的，就像不朽本身可能被认为是可取的一样。反对这些事情的唯一理由是，它们是不可能的，追求不可能梦想的代价是不容忽视的。 适得其反的社会政策只是追求宇宙正义的诸多代价之一。自由社会赖以生存的法律规则与宇宙正义本质上是不兼容的。法律存在于各种社会中，从最自由的到最极权的。但法律规则——一个法治而不是过去所称人治的政府——是罕见而脆弱的。通过平等适用于所有人而非当权者任意设置例外的同样规则，你无法纠正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众多不平等。《寻求宇宙正义》最后一章的标题是“美国革命的平静废除”——因为这就是那些致力于自己对宇宙正义特别应用的狂热分子在点滴推进的事情。 他们并不是想要破坏法律规则。他们并没有试图破坏美利坚共和国。他们只是试图产生“性别平等”，即那些“看起来像美国”的制度，或者其他一千个与法律规则不相容、却是宇宙正义必然结果的目标。
这一过程的受害者并不仅限于那些目标人群。当社会决策是由人格诋毁而不是通过理性讨论做出时，当那些有领导能力但不愿为权力而牺牲自身名誉或者让家庭蒙羞的人士大批离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失去了力量。这种损失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那些为谋求权力而宁愿忍受任何个人或家庭羞辱的人，也是接受权力托付的最危险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被宇宙正义愿景所吸引的人也是其受害者之一。既然他们已经致力于某个愿景并妖魔化了所有反对这个愿景的人，他们又怎么能够翻然改悔，让这个愿景接受彻底的经验审查，更不用说因为适得其反结果的证据越积越多而否定它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平等的追求，却要通过更大的政治权力不平等来促进。如果规则不能产生宇宙正义，那么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才能产生追求的结果。在权力必须得到公众默许的民主政体中，不仅法律的规则必定遭到破坏或规避，真理的规则也逃不脱这个命运。无论宇宙正义的愿景多么崇高，专横的权力和无耻的谎言才是它的必由之路，甚至看上去指引着它的方向。正如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我们决不能忽视，为了努力实现这些不可能的事情，随之而来的是毁灭性的代价和对社会的危害。
“正如过去许多人警告过的那样，自由不可能一下子公开地消失。它更有可能被金光闪闪的承诺和高尚的理念一点一滴地侵蚀。” ——托马斯·索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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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索威尔：比不公平更糟的是幻想的公平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奥派经济学 Author 禅心云起
宇宙正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之一，它带来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和极度危险的可能性。——托马斯·索维尔
托马斯·索威尔的演讲：
寻求宇宙正义
作者：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
翻译：禅心云起
当你想将一本代表着多年思考和研究的书浓缩成半小时演讲时，就不可避免多少有些过分简化。只要各位明白这一点，就让我试着用三个命题来总结《寻求宇宙正义》（The Quest for Cosmic Justice，本书尚无中文版）这本书的要旨，这三句话看起来似乎都不言自明，但其含义实际上存有政治争议：
不要打算去实现不可能的事情。 努力实现上述目标是在浪费宝贵的资源。 我们决不能忽视，为了努力实现这些不可能的事情，随之而来的是毁灭性的代价和对社会的危害。
宇宙正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之一，它带来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和极度危险的可能性。
什么是宇宙正义，它与更传统的正义概念——以及与更新的、更受人热情追捧的“社会正义”有何不同？ 传统的正义和公平概念，至少在美国传统中，归结起来就是对每个人都适用同样的规则和标准。这就是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至少在这一传统中是如此，尽管在一个自称为“社会正义”的框架中，同样的词语意味着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公平”、“优势”和“弱势”等词在传统正义和“社会正义”这两个非常不同的框架内同样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区分“公平的”机会平等和仅仅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时，也许最恰当地总结了这些区别。传统的正义、公平或机会平等，在罗尔斯教授和他的许多追随者和伙伴看来，仅仅是形式上的。对于持这类观点的人来说，不可能靠着对所有人适用同样的规则和标准来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而是需要采取具体的干预措施以便实现前景或结果的平等。正如罗尔斯所说，“不应有的不平等需要矫正。” 双方拳手都遵守昆斯伯里侯爵规则的拳击赛，根据公平的传统标准，将是一场公平的竞赛，无论参赛者的技术、力量、经验或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是否相同，也不管结果是一场艰苦平局还是完全一边倒的胜负分明。
然而，如果竞争对手以截然不同的成功前景走进拳击场——尤其当这些差异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那么在“社会正义”追求者的框架内，这就不是一场公平的搏击。据推测，到处存在的大量不应有的不平等现象是“社会”的过错，因此矫正这些不平等现象被称为社会正义，从而超越了向人人提供相同规则和标准的传统正义。然而，即使是采用了这种方式的论证者也常常认识到，一些不应有的不平等可能源于文化差异、家族基因，或者源于不受任何人或任何特定社会在任何特定时间控制的事件的历史交汇。例如，皮·维·里斯（Pee Wee Reese）不可能击出像马克·麦奎尔（Mark McGwire）那样多的本垒打，或者雪莉·坦普尔（Shirley Temple）不可能跑得像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那样快。北欧人或波利尼西亚人不可能像撒哈拉沙漠的贝都因人那样了解骆驼，贝都因人也不可能像北欧人或波利尼西亚人那样了解渔业。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正义”支持者过度自谦了。他们寻求纠正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缺陷，而是整个宇宙的缺陷。他们所说的社会正义包含了远超任何一个社会的因果责任。为社会正义而战的十字军不仅仅要匡正人类的罪恶，还要去纠正上帝的疏忽或矫正历史的偶然结果。他们真正追求的是一个按照他们的平等愿景特别裁制的宇宙。他们追求的是宇宙正义。
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场合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正义观，从街角的社区积极分子到最高法院令人敬畏的审判庭。例如，斯坦福大学一位前招生主任说，她从未要求申请者提交能力测验分，因为“要求这样的测验可能会在大学招生过程中不公平地惩罚弱势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并非他们的过错，他们常常发现自己所在高中对能力测验准备不足。”他们自己没有过错——在这种争论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短语——似乎暗示这是“社会”的过错，但寻求补救的过程是独立于任何能证明这一点的经验证据。
让我用一个普通人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的一些问题。每当我听到关于教育公平的讨论时，我的自动反应是：“多亏小时候我在哈莱姆区长大时，老师对我的不公平。”其中一位老师，是名叫西蒙小姐的女士，她的母校可被称作“巴顿将军”教育学院。我们在课堂上拼错的每个单词都要罚抄50遍——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次日早上要交的作业中，除此外我们还要完成她和其他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拼错四或五个单词，你将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
这公平吗？当然不。和当时哈莱姆区的许多孩子一样，我来自一个没人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家庭。我们买不起书和杂志，就像在富裕社区学校里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不太可能熟悉这些我们被勒令抄写50遍的单词。 但这种宇宙意义上的公平从来都不是一种选择。正如一开始所指出的，别打算去实现不可能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所做一切都不会使事情变得公平。如果他们假装要把事情弄得公平，那反而是不负责任的任性。比不公平更糟的是幻想的公平。相反，他们迫使我们达到那些对我们来说更难以达到的标准——但对我们来说更有必要达到，因为这些是我们脱离贫困的主要途径。 许多年后，我在旧金山大街上偶遇我哈莱姆区的一位同学。他现在是一名精神病科医生，在纳帕谷（纳帕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拥有世界一流酒庄、米其林星级餐厅、豪华住宅和美丽风景。——译者注）拥有一处房产。当我们缅怀过去，补上这段期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时，他提到，多年来他的助理们评论说，他哪怕是一个单词都很少拼错。我的助理们也说过类似的话——但如果认识西蒙小姐，他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很少拼错单词了。 碰巧我高中就辍学了。但在辍学之前，我学到的东西足以让我在SAT语文考试中取得比哈佛学生平均水平更高的分数。这很可能和我被哈佛大学录取有关，在那个时代，“平权行动”的概念还没有诞生呢。 如果我们的老师被灌输了当今的“公平”概念，那会怎么样呢？显然，我们不会像其他高收入社区的孩子那样接受同样的测试和维持同样的水准，他们的父母受教育的时间至少是我们父母的两倍，金钱也要多出两倍不止。我和我的同学会有怎样的结局呢？如果我们走运的话，也许会在某个过渡教习所（过渡教习所是为了帮助出狱者重回社会的机构。——译者注）荒度岁月。 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公正吗——诱惑那些能够成为独立、自强、自主的，为自身成就感到自豪的男女性，然后把他们变成依赖者、附庸、祈求者和吉祥物？目前，教育考试服务机构正在将少数族裔学生视为吉祥物，将SAT考试变成种族-定额工具，以规避越来越多针对群体偏好的禁令。吉祥物的主要目的是象征一些让别人感觉良好的东西。吉祥物本身的福祉很少是主要的考虑因素。 这里的论点不是反对真正的正义或真正的平等。这两样东西本身都是可取的，就像不朽本身可能被认为是可取的一样。反对这些事情的唯一理由是，它们是不可能的，追求不可能梦想的代价是不容忽视的。 适得其反的社会政策只是追求宇宙正义的诸多代价之一。自由社会赖以生存的法律规则与宇宙正义本质上是不兼容的。法律存在于各种社会中，从最自由的到最极权的。但法律规则——一个法治而不是过去所称人治的政府——是罕见而脆弱的。通过平等适用于所有人而非当权者任意设置例外的同样规则，你无法纠正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众多不平等。《寻求宇宙正义》最后一章的标题是“美国革命的平静废除”——因为这就是那些致力于自己对宇宙正义特别应用的狂热分子在点滴推进的事情。 他们并不是想要破坏法律规则。他们并没有试图破坏美利坚共和国。他们只是试图产生“性别平等”，即那些“看起来像美国”的制度，或者其他一千个与法律规则不相容、却是宇宙正义必然结果的目标。
这一过程的受害者并不仅限于那些目标人群。当社会决策是由人格诋毁而不是通过理性讨论做出时，当那些有领导能力但不愿为权力而牺牲自身名誉或者让家庭蒙羞的人士大批离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失去了力量。这种损失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那些为谋求权力而宁愿忍受任何个人或家庭羞辱的人，也是接受权力托付的最危险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被宇宙正义愿景所吸引的人也是其受害者之一。既然他们已经致力于某个愿景并妖魔化了所有反对这个愿景的人，他们又怎么能够翻然改悔，让这个愿景接受彻底的经验审查，更不用说因为适得其反结果的证据越积越多而否定它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平等的追求，却要通过更大的政治权力不平等来促进。如果规则不能产生宇宙正义，那么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才能产生追求的结果。在权力必须得到公众默许的民主政体中，不仅法律的规则必定遭到破坏或规避，真理的规则也逃不脱这个命运。无论宇宙正义的愿景多么崇高，专横的权力和无耻的谎言才是它的必由之路，甚至看上去指引着它的方向。正如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我们决不能忽视，为了努力实现这些不可能的事情，随之而来的是毁灭性的代价和对社会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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