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公正的吗？
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公正的吗？
文：马丁·古里（Martin Gurri）；温克坚 编译
平等原则先于政府，也是政府的基础。托马斯·杰斐逊认为这一原则是“不言而喻的”; 亚伯拉罕·林肯认为这是国家“为之奉献”的“主张”。
但是，也有人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他们认定，不证自明的是，个人和群体之间在权力、财富、影响力、教育、成就和能力上的不平等。从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到《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从底层90%的人那里拿走了50万亿美元》(the Top 1% Americans Have Taken 50万亿美元from the Bottom 90%)、《关于美国不平等的10个令人震惊的事实》(Ten Shocking Facts About Inequality in America)等等文章，可以引证大量确凿的统计证据。
无论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如何，只要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兜一圈，就能看到这种论断的现实性。美国社会和政府似乎建立在普遍不平等基础上，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而不是像宣称的理想那样。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的言论， 与我们亲眼所见的现实之间的鸿沟， 需要一个解释。今天的趋势，特别是在年轻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中，是假定存在大规模的不公正：也就是说，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对受压迫群体引发的各种恐惧症来解释不平等。
如果我们从最近一系列旨在在联邦政府中实施“平权”的行政命令来判断的话，这似乎就是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为他的政府设定的立场。拜登总统严肃地写道“我们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和“历史上服务欠缺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名单很长，他们没有得到“公平、正义和公正的待遇”。这些行政命令意图表明，美国不平等是美国不公正的结果。
然而，一旦这些主张深入到细节，它们就会陷入到棘手的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所说的“平等”是什么意思。毕竟，很明显的是，我永远不会成为重量级冠军或电影中的浪漫英雄，我就不是那种人。如果我们相信自然选择，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每个人同时都是数百万不平等结果因子的产物和复制者。如果我们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同样的权力、财富、影响力等的倾斜分配，在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如此，有些国家或许比美国好一点， 而其他国家的情况则糟得多。如果不平等是自然的和普遍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说它是不公平的呢?如果不公正无处不在，我们又能追求什么样的正义模式呢?
▍不公正的数学理论
解决“平等定义” 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 简单地断言每个衡量的结果和每个组织都必须准确地反映总体人口的构成。不这样做，不言自明地就成为不公正的证明。如果黑人在金融行业或女性在科技行业的代表率不足，这就是我们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这些行业猖獗的全部证据。本着这一精神，最近的一项行政命令敦促联邦政府寻找新的各种方法，来“衡量公平和体现美国人民的多样性”。
这种关于不公正的数学理论有时是明确的，但更多时候是隐含的。信息领域不断推出一系列研究和报告，诸如“为什么少数族裔理财规划师几乎不存在”或“十年过去了，为什么科技界的女性仍然那么少?”这样的报道遵循着一种仪式性的模式。首先，给出一个数字：在科技公司，女性占员工总数的17%。这个数字很有趣也很重要，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引起注意的总是这类坏消息——代表不足的例子。正面的比例失调是不受关注的，这就是为什么东亚或印度裔美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几乎不存在于信息领域和各种报告中。
尽管这些数据很重要，但显示出差异的数据并不是更详细分析的起点。很少有人会问关于因果关系或动因问题。代表性不足的原因和所涉及的群体的偏好无声地徘徊在文本之上。事实上，数字本身就变成了一个答案。问题是什么呢?一些本身充满倾向性的采访谈到了“多样性”、“性别失衡”、“兄弟文化”等等因素。然而，不公正的实际例子或机制却很少被阐明。这都是数学问题:女性占人口的50%，但在技术劳动力中只占17%。17%这个数字，成为了技术领域性别歧视问题的答案。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不公正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它隐藏在隐含和未声明的假设背后，这种方法是非常不诚实的。当涉及到不公正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明确自己的立场。只有当女性占所有职业的50%时，正义才能得到实现吗?如果不是，什么是可接受的例外情况?如果是这样，这是一种需要努力实现的理想，还是一种需要立即实施的政治要求?如果是后者，如何在不通过国家权力进行严厉和持续的干预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数学概念仍然是隐含的。一接触到一个明确的提议，他们就变得语无伦次。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被审视的特定群体上，但一旦视角转向整个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就必须退化为一种零和游戏——一种受害者对受害者的霍布斯式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受压迫群体会争夺人们的关注。雇一个黑人比雇一个女人重要吗?答案只能是武断的。这意味着它将由政治影响力和影响力决定——而这个过程与正义相反。
最后，数字时代身份的碎片化给数学式的正义论证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现在就算没有上百种，也起码有几十种人称代词，每一种都与某种特定的身份有关。平衡数字的尝试马上就会变成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逻辑。例如，拜登的其中一项行政命令谴责“跨性别美国黑人在工作场所遭受的无意识地严重歧视、无家可归和暴力”。“ 行政命令似乎意味着可以为找到一种可接受的统计测量方法，来让这些灾难降低。
把数字意涵与正义混淆是徒劳的，但并非是无害的，也并非没有现实后果。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助长了对体制的信任的侵蚀。实际上实行的自由民主，从数据来看永远都不够好。与此同时，不劳而获的道德权威被授予了靠政府慷慨和基金会资助为生的身份论者。在这两种情况下，可以肯定地说，都不是促进正义。
▍不公正的历史理论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解释现在数学上的不平等，那就是把责任归咎于过去形成我们社会和制度的条件。因此，历史记载了丛林规则下强者不间断地享用弱者的大餐。不公正，是时间的产物，是系统性的，结构性的，不可避免的。
这种关于不公正的历史理论非常流行和广泛。书名恰如其分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中有一个学术版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1619计划》(1619 Project)中有一个新闻版本，《黑人生命也重要》(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者的政治版本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理论。拜登总统的行政命令中充满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历史上未得到充分服务”等字眼，旨在为这些时髦的观点增加行政上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站在最激进的历史解释的源头，“批判理论”和“黑人生命也重要”存在于一个可以被描述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中，但它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分歧。
现在看到的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战争，而是受害者对抗特权阶层所施加的无法缓解的压迫，展现的是一种尼采式的权力意志，而不是经济决定论。叙述的主角是身份,而不是阶级,导致一个在政治和生存之间随机切换的混乱：这个混乱粘附在各种各样可以冠之以“新”字前缀的社会运动中，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从政治而非从宗教和社区中获得这种“新”的诉求。对马克思主义式革命的幻灭，意味着在历史的尽头没有救赎，只会有更多的压迫、冲突和受害者。
与痴迷于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历史维度的不公正理论的支持者对这历史主体特别不感兴趣，这对他们来说很合理。如果历史不是需要破译的密码，而是一场有污染的瘟疫，最明智的做法是避免任何接触。事实上，历史是一种需要被打破的诅咒。“黑人命也是命”在耗尽邦联纪念碑的资源之后，林肯和罗斯福的雕像也被他们的斗士推倒了。类似的冲动激发了Nikkole Hannah-Jones为《1619项目》撰写的文章中，在文章中，美国历史上的每一位权威人物，包括林肯，都被认为是不公正的推动者。
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从这个角度如何判断不公?如果人类关系的主要驱动力是权力意志，那么我们已经超越了善与恶。我们应该谈论赢家和输家，而不是公正和不公正。但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赢家就是压迫者，输家是救赎者。根据汉娜-琼斯的说法，“我们的民主理念刚被写入时是虚假的，是美国黑人的奋斗才让这些理念变得真实。“但压迫者的理念要么被认为是压迫性的，或者这些理念就比赤裸裸的权力拥有更高的权威。”例如，如果我说，“纳粹的理想是虚假的，直到犹太人的抗争才使它们成真，”那将是令人厌恶的荒谬。
在实践中，传统道德在理论上被强烈否定的同时也被默默的接受。从反对专制的历史斗争中获得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从基督教教义的巨大储存中重新利用的价值观，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自由、尊严、同情，当然还有平等。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样的价值观是虚假的，是一种剥削的伪装。对于那些拥护不公正的历史理论的人来说，这种价值观是真实的，但并不真诚。
然而，一旦引入自由主义价值观，我们就有了道德进步的标准，而历史理论也就在此时开始分崩离析。过去远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它成为了批评者宣称的所体现的解放力量的基础。当下并不是被系统的不公正所困，而是不完美的物种向雄心勃勃的个人自由理想进化的一个时刻。人类关系的原动力不再是权力意志，而是前所未有的、部分成功的超越权力意志的尝试。这种尝试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指出这一点似乎几乎是不礼貌的。无论国王或贵族，无论奴隶制或种族隔离制度，不管我们选择的身份是什么，我们都比我们的祖先更自由、更富有、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流动性更强、联系更紧密。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些事实可能毫无意义：对佛教徒来说，一切都是幻觉。但在自由价值观的背景下，过去两个世纪的进步是难以否认的。
当然，不公正仍然存在，但道德进步的可能性揭示了自由民主制度下不公正的本质：它从来都不是系统性的，也不是不可逾越的，朝向不公正的路径也是很清晰的，我们要在前进的道路上努力前进，而不是对过去耿耿于怀，对历史宣战。我们应该一点一点地追求完美。我们应该向那些伟大的灵魂致敬，比如杰斐逊和林肯，他们为我们其他人开辟了更广阔、更容易的道路。
▍棒球正义理论
每一个不平等的例子都应该被贴上不公正的标签吗?在一个认为“我们国家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它的“多样性”的时代，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多样性”这个概念通常被定义为承认和尊重我们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显然是不平等的原因，或者至少是不平等的表现，但多样性的理想是使我们互补，而不是相同。为了在进步的道路上前进，每个国家、社区和公司都需要大量的人的特性。由于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足够大，能够完成所有的工作，所以这些属性必须在人群中不均匀地分布。
任何一个美国娱乐爱好者都会告诉你，棒球队是建立在互补原则之上的。你需要投手和防守者来防止跑动。你需要大球员打出全垒打和小球员盗垒来得分。一支多元化、平衡的队伍将能够参加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一个由完全平等的队员组成的团队将是一个绝对的灾难——一个失败者。出于这个原因，这项运动专注于衡量和比较不平等的统计数据。
语言中有时尚，就像衣服中有时尚一样，但当我们说“每个人都从多样性中受益”时，实际上我们是在说“每个人都从不平等中受益”。
现在我们回到杰斐逊和《独立宣言》中那个令人不安的短语上来。平等是不言而喻的吗?我想我们都是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上进入我们的道德生活的。我们都不是天生的狼或羊，我们的命运同样不可思议。在我们的制度下，不公正是指，出于任何原因，把任何人从一出生就当作狼或羊来对待，这样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这种侵犯涉及到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变得不平等的自由。个人权利的平等——自由民主的历史馈赠——在我们追求不同的道路时，尽可能地保护我们不受那些行使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人的本能的影响。
杰斐逊认为结果会截然不同。著名的是，他设想了一种“天然贵族”，由才华出众、秉性正直的人组成，明智的选民将赋予他们权力来管理国家事务。我们只需要反思一下当前精英阶层的卑劣性格，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杰弗逊式的梦想，如果能够实现，将成为不平等的又一个可取魅力。
来源：稻草与飞花
原文：https://www.discoursemagazine.com/culture-and-society/2021/02/09/is-all-inequality-un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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