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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不理智将是社会最大的灾难

新少数派 2022-03-19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明白知识 Author 明白知识er

雷蒙·阿隆,20世纪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代表作有《历史哲学导论》《社会学主要思潮》《知识分子的鸦片》等。除了书斋中的研究工作,他还为《费加罗报》撰写大量社会评论文章,以其自由主义倾向和对法国左翼思潮的批判享誉世界。


人类缺少雷蒙·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
文|明白知识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知识界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

「宁可跟着萨特犯错,也不跟着阿隆正确。」

(Better be wrong with Sartre than right with Aron.)

这句话的背景是当时法国轰轰烈烈的运动——「五月风暴」。

哲学家萨特成为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而他的好友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则一度成为全社会攻击的对象。

阿隆几乎带着讽刺与嘲笑看着这样一场闹剧,这让当时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工人和学生深恶痛绝。

另一边,阿隆也批判政府的行径,这让政府和一些右翼知识分子也将他看成是敌人。

时隔多年,阿隆已被证明是当时几乎唯一还有理性的知识分子。但在1968年,他被所有人围攻和讨伐。

也许,从未有知识分子像阿隆这样孤独。


▍「被社会流放」

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曾说,阿隆是那个时代法国所有重量级思想家里,唯一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人。

这个评价虽是赞誉,却也透着悲哀。

以追求真理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不就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吗?

如果知识分子都不清醒,社会将病成什么样呢?

还有,一个时代只有一个知识分子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是不是太少了呢?

生活在今日中国的人,太了解知识分子会变成什么样。

他们可以为权力和金钱而出卖良知和常识;

他们可以随随便便说出「牺牲十亿人」、「死4000人等于没死人」的话;

他们可以视恐怖分子为「侠客」;

即便保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常常或莽撞,或幼稚,或怯懦,或自负。

清醒与睿智,从来都是稀缺的。

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可遇而不可求。在任何社会,他很可能都注定是孤独的。

早在1955年,阿隆就写出了《知识分子的鸦片》。在书中,他剖析了法国知识分子的流行病,认为他们都在吸食精神鸦片。这鸦片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宗教,而恰恰是马克思本身。

阿隆说,法国知识分子既没有试图认真解释世界,也不打算认真改造世界,他们只是抨击世界,谈论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

他们拿着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观点歪曲现实,并把自己草草付梓的理论当作是未来世界的说明书。

他剑锋直指萨特和波伏娃,批评他们完全混淆了理论与现实,只要和他们理论相符合的社会事件,即便有再多的污点,他们也熟视无睹。以至于1+1=2,2+2=4这样公认的事实,最后竟变成了需要争辩的话题。

他深知,知识分子不理性将是社会最大的灾难。

然而,就在阿隆出版《知识分子的鸦片》后的十三年,「五月风暴」到来了。

一切又原封不动地重演一遍。

彼时,在遥远的东方和美国都发生了一系列狂热事件,这种狂热的潮流借由越南战争等事件席卷世界。

作为全世界左派核心阵地、拥有两百年革命历史的法国,对这一潮流完全没有抵抗力。

1963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游行,当时美国正处于民权运动(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中,民权运动要求非裔美国人的权利,其中伴随着女权运动和其他少数族裔运动的兴起。同一时期,美国民众和知识分子也开始表达对越南战争的反感。继右翼思潮麦卡锡主义之后,美国全社会在60年代经历了左翼思潮崛起。民权运动于1968年走向尾声。


本来是几件孤立的冲突事件,仅仅两个月就发展成了大规模的群体抗议,并持续了七周。

法国的年轻人不满戴高乐的保守倾向,加上大学扩招使工作机会减少,他们于是借越战等理由走上街头。这些年轻人有工人,有市民,而大部分还是学生。

他们没有统一诉求,全都在这个宣泄的过程中看到了某种自己想要追求和实现的改变。

「五月风暴」中学生与警察的对峙场景。


知识分子在其中大谈自己的理念,将这件事当做一个全面改造的契机。

福柯听说巴黎正在发生的事情后,马上回到巴黎,他在其中看到了人们试图挣脱「微观权力」的束缚。

萨特强调这次事件是一个「行动」,越是没有目标,越符合他「存在先于本质」的论断。他完全把这件事想象成了自己哲学观点的现实演习,自己也成了戏中人。

1968年5月,萨特在索邦大学的演讲场面。


于是,左翼知识分子极力用东方正在发生的革命来比喻法国。人们叫喊着各种口号,学生则将第三世界领袖人物的画像举过头顶,念着那些遥远丛林中游击队员奉行的指示。大革命时期的事件被视为灯塔,巴黎公社被一遍遍地呼唤。

问题是,没有人知道要实现什么,运动充斥着口号,却没有纲领。同样,没人知道运动会以什么方式收场,会具有什么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阿隆在《费加罗报》撰写的一系列冷静文章成了「反动」思想。

他批判这场运动的荒诞,认为这只是一场正在上演的「心理剧」,而「一旦狂欢演变成了无政府」,则「马上会变得比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的秩序都更无可容忍」。

阿隆说,「五月风暴」不是法国革命历史的顶点,而是这一传统最后的苟延残喘,是一场革命哑剧。

事实证明,阿隆是对的。「五月风暴」到后来完全失控了,狂热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开始要求戴高乐下台,而戴高乐匆忙逃离总统府并带回了军队。学生和工人造成的混乱反而使戴高乐政府受到了更多民众的支持。一切回归正常。

阿隆却因为他的清醒得罪了整个社会。他因指责戴高乐政府忽略现实问题而得罪了右翼,又因指责知识分子和学生被冲昏头脑而得罪了左翼。

历史学家和记者布兰科·拉兹齐(Branko Lazitch)这样描述阿隆当时的处境:

「他在巴黎知识界不受欢迎,这还是轻的。整个社会都把他给流放了。」

法国知识分子远远没有从热忱中清醒过来,比起阿隆,他们更需要鸦片。

阿隆有的,只是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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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智者

1968年,不是阿隆唯一一次陷入孤独,也不是他唯一一次展现出惊人的理性和准确的判断。

早在1931年,阿隆26岁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德国正处于「深渊之侧」。而当时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还满足于绥靖政策带来的短暂的安宁,对德国问题置若罔闻。

对于法国人的状态,阿隆虽然痛心疾首,却也无可奈何。

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与希特勒的会面,当时英国和法国都采取绥靖政策,纵容德国以制衡苏联。


1933年,阿隆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法国应回到政治现实主义。可当时的他人微言轻,没有人关注他在说什么,甚至当时反法西斯阵营的知识分子也无动于衷。

之后的事情,无需多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成了德国的占领区。阿隆也逃离法国来到英国,加入反纳粹阵营。

也是在193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正在将苏联视为新世界,他们认可俄国已经发生的种种变化,更对否认一切传统观念的未来主义笑脸相迎。

图为俄国的未来主义诗人团体,中间的就是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未来主义1909年兴起于意大利,后传入俄罗斯,未来主义者歌颂工业的力量,厌恶过去的文化,主张消灭以前的艺术,否定博物馆的价值。俄国诗人当时声称要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扔进大海。


罗曼·罗兰1935年在高尔基的邀请下前往苏联,认为苏联「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五年前的纪德(Andre Gide),也对苏联充满好感。

后来,阿隆的好友萨特在1954年访问了苏联,并发表了后来被他自己认为是「撒谎」的演讲。

法国知识界,几乎只有阿隆对此冷眼旁观,辛辣地评论道:

「可惊复可笑,欧洲左翼为他的上帝充当金字塔建筑工人。」

在阿隆眼中,知识分子们的热忱只是由自身的「天真烂漫」和「偏远的地理位置」促成的投怀送抱。

1954年,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发生激烈的民族独立运动。民族解放阵线(FLN)在阿尔及利亚发起游击战,萨特为民族解放阵线击节叫好,恨不能参与其中。戴高乐则表示反对,立场强硬。

之后的几年中,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一幕幕惨剧,冲突的各方不断升级,酷刑成批发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当时反抗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国民解放军士兵。在1945年塞提夫发生屠杀惨案后,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升温,法国对运动的压制也相应升温,造成数次悲剧,从1954年到1962年,数以万计的法国、阿尔及利亚士兵和平民丧命。


而阿隆早就看出,法国卷入阿尔及利亚独立,得不偿失,这对于法国社会本身未尝是好事。

阿隆不反对法国拥有殖民地,但他在阿尔及利亚事务上看到的是,法国已经没有能力维持局面,除非依靠暴力手段。

或者,法国可以选择将阿尔及利亚提升到和本土一样的生活水平上来,但这需要花费高额的成本,而且本国人和殖民地居民可能都不会满意,最后费力不讨好。

此外,阿尔及利亚受民族主义的影响,最终总会独立。这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的一股支流。

而且,从长远利益上看,比起爆发战争来说,法国大度地让阿尔及利亚独立代价更小。

萨特和阿隆都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阿隆的论点不是来自哲学意义或是道德价值,而是来自于对现实的把握。

萨特歌颂革命,革命在道德上天然正确,所以他可以痛斥纳粹的集中营,却对古拉格发生的事充耳不闻。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痛斥法国的殖民主义和对阿尔及利亚人的迫害,但对于阿尔及利亚人对法国士兵的酷刑、阿尔及利亚人自己的互相伤害却视而不见。

在阿隆看来,萨特选择相信自己的理论,选择相信头脑中的世界,却不愿回到现实,回到常识。他们的关系也因价值观差异而破裂多年。

因为站在高高的道德堡垒上,萨特从不用为自己的错误道歉,而阿隆却常常因为自己的清醒和现实感遭受指责。人们总是错误地理解阿隆,只是用冷血来指责他。

30年代,阿隆在纳粹和苏联的问题上与法国知识界渐行渐远;

50年代,阿尔及利亚让他与同行分道扬镳;

60年代,他因「五月风暴」遭到全社会的「流放」。

在国外,他早就得到了应有的敬仰,英美世界尊敬他、赞赏他。在萨特访问中国、苏联和古巴,试图为理论找到现实镜像的时候,阿隆却与基辛格、戴高乐、尼赫鲁和朴正熙谈论现实,自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

到了70年代末,所有法国人都反应过来,阿隆是对的。现实从来都是阿隆描述的样子,而法国一次次把他忘记了。

于是,80年代以后,法国社会对阿隆的认识来了一次180度的大翻转:他成了法国的良心,成为了真正的智者。

阿隆早年在全球各地都很受欢迎,唯独在祖国遭到冷遇,直到晚年这种情况才发生扭转。


阿隆有幸活得足够长,在70岁以后看到了这一转变,接受了法国民众发自内心的敬仰。

今天看来,阿隆不啻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异类。

不论他被围攻,还是被推崇,都源于他的清醒与睿智。但又有谁知道,他为自己的特别付出了怎样的孤独。

▍「理性的报应」

阿隆年轻时本来顺风顺水。

他出生于巴黎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犹太人,一个踏实工作的律师。

在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之后,阿隆结识了萨特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波伏娃当时也选了巴黎高师的课程,而福柯和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20年后会成为他们的校友。

阿隆(第一排右一)和萨特(第一排右二)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合影中。


在一批将来会名震世界的优秀青年中,阿隆无疑是最优秀的那位。

23岁时,他在巴黎高师的哲学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同样的考试,萨特没有通过。

不论学校中的内容,课外内容还是体育运动,阿隆从来是同窗眼中的榜样。

在课外,他博览群书,钻研康德、马克思、胡塞尔的著作。实际上,萨特、波伏娃和梅洛-庞蒂后来所推崇的存在主义,正是阿隆推荐给他们的:阿隆的视野,从某种程度上说左右了法国未来几十年的方向。

和当时的法国学生一样,阿隆一度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阿隆的眼界决定了他没有像其他同龄人那样极端和偏执。他在德国哲学上下了大功夫,也遍览英美思想和文化,尤其对法国思想史有独到见解。

这些思考使他产生一套截然不同的体系,主要体现在他23岁时写成的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导论》中。

这篇论文的特点是很少使用术语,用最清晰的语言切中当时法国历史学的要害。在20世纪初,法国历史学严守历史实证主义,将历史视为某种科学,对德奥历史学的方法论和观念装聋作哑。而年鉴学派这一新生力量更像是另起炉灶,不与历史实证主义正面交锋。

唯有阿隆,试图用历史实证主义自身的武器打败它,并开出一条新路。

阿隆首先否认人完全独立于历史,可以像科学看待培养皿里的细菌那样观察历史。他认为,历史是人们参与其中,再从中建构出来的。他并不认为,历史观就是某个阶层或环境能够简单决定的,真相在于人的选择,而不在于他所属的群体单位。

在阿隆看来,对历史的终极认识既不可能,也不可靠。人本质上是历史的局内人,不可能从外部掌握历史,正如一个人无法举起自己。

但这并不是说,人可以不用努力寻求真相;相反,人要寻求理性,寻求真相,但不是寻求一劳永逸的一元论答案。理性和智识从来是帮助我们以多元的视角触摸历史,让人从中选择一个更优选项。

在此之后,阿隆说,选择一种认识的同时就是在选择一种责任。人可以自由选择一个他认为合理的答案,但一旦付之行动,就要肩负责任

历史从来都是现实的一部分。

正是这样的观念,或者说选择,让阿隆一生努力追求一种平衡:对理论和现实的平衡,对历史和当下的平衡,对理性和道德的平衡。

他从没有停止探索真相,从没有依靠一个自认为成熟的理论去寻求改造社会。正因如此,他的选择总是小心翼翼,因此丧失了一种自信地建构能力,而这正是萨特的特长。

萨特总是能够迅速写出一部大部头,建造一个理论的宫殿来迎接前来朝圣的青年,《存在与虚无》就是这样一本书。

1979年,74岁的萨特(左)和阿隆(右)与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e Glucksmann)(中)在关于越南战争的新闻发布会上。


而阿隆则略带欣赏的心态看待萨特的成就。他知道自己放弃了这样一种能力,他也知道自己获得了另一种能力。

阿隆的能力在于一种游离于一切,保持理性和审慎的能力。他总能看穿社会的重重迷雾,穿过理论的荆棘。他为《费加罗报》写了4000篇社评和其他文章,涵盖了大量领域和社会事件,他太清楚现实意味着什么。

托尼·朱特说他是「局外的当局者」,这句评价是中肯的。他从不是社会事件的当局者,但也从不是局外人。

他所做的无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并保持理智。可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技术革新和群众狂热的潮流下,这如此简单的事情,却又比登天还难。

于是,阿隆不断从那些同样境遇的前辈知识分子那里汲取能量。

他钦佩马克思,不是因为同意他的观点,而是欣赏马克思在19世纪混乱的知识体系面前所展现的雄心勃勃。结果,他成了那一代法国知识分子中最了解马克思的人。

他亲近马克斯·韦伯,因为韦伯认为,知识分子不只是在理解世界,更在于如何在现有环境中进行选择,并肩负责任。

他推崇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时代的当局者,也努力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思考。

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中,阿隆将他们列为欧洲主要的社会学家行列,就是要告诉人们,社会学传统正是社会中的人对社会的思考与判断。

阿隆也花了大量精力研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因为后者总能找到现实与观念的平衡点。

阿隆从来都在研究历史、社会与政治,却从来都没有在研究它们。他不相信思想可以不假思索地运用到社会中,也不认为社会事件可以简单规划进思想的蓝图里。

这样的态度,让他一生保持着独特的智慧。在外人看来,他有时清醒到了无情的地步,有时忧心忡忡又过于杞人忧天,时而是右翼眼中的左翼,时而又是左翼眼中的右翼。

然而,摇摆变化的始终是社会浪潮,而不是阿隆。

托尼·朱特为阿隆立传,副标题就是「理性的报应」。阿隆的理性带来的报应就是孤独。

在《责任的重负》中,托尼·朱特写道:

「阿隆在大部分成人岁月里都是法国知识界里一个孤独的背影,直到生命之火燃尽前夕才翻身,随后又成了毫无鉴别力的赞誉和敬意的投放对象。」

阿隆从始至终都是孤独的。当他晚年收获所有人的敬意时,他同样是孤独的。

因为那些人依旧是「毫无鉴别力」的,他们只是从一种潮流的热忱中走出来,把激情投向了另一边罢了。

他的一生看到太多这样的时刻。

当人们沉溺于绥靖,对纳粹浑然不觉时,人们是盲目的;

当知识分子沉浸于苏联的社会改造时,人们是盲目的;

当人们深陷民族主义热情,发起文化与道德革命时,人们还是盲目的。

他一生小心翼翼地守护理智,就是为了不陷入这种盲目之中。

果然,法国的主权、未来世界的美好蓝图、阴谋论都无法打动他。甚至作为犹太人的他,连对以色列建国与中东战争也不能让他失去平衡感。

阿隆在晚年出版了《回忆录》,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他。1981年,两位青年学者采访了阿隆,形成了访谈录《介入的旁观者》,也是一次重新认识阿隆的重大事件。自此之后,法国乃至全世界出现研究阿隆的热潮,至今不衰。


社会和人性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切选择都并非是简单的善恶选择,阿隆用他的人生与思想告诉人们,人类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实现什么的热情,而是拒绝什么的理性

就像托尼·朱特写的那样:

「阿隆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长夜将尽、曙光微露的年头把智慧送抵法国知识分子手中;但是对他的作品及其长期孤独迟到的赞赏,却又模糊了他对法国公共生活英雄般的贡献。阿隆不是道德家,但他的整个职业人生构成了一场以理性对抗历史的赌博。他赢了......」

这样评价,并不为过。

每个意图回归理性和良知的地方,都需要雷蒙·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

每个丧失这些品质的地方,都缺少雷蒙·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

人们也许永远不会「跟着阿隆正确」,但至少应该庆幸曾被阿隆的智慧刺痛过,警醒过。




阿隆认为,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是讲明事实,传授知识,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因此,阿隆为自己提出了两项任务:“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


阿隆就像一个逆行者,在法国备受冷落,却依然坚定地捍卫者法国人文精神的遗产,也是人类精神的共同遗产:理性与自由。


政治家亨利·基辛格,自称为阿隆的学生。基辛格说: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单,而且更空虚。


尽管阿隆的思想如此重要,但在国内往往人们只知萨特却不知阿隆。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雷蒙·阿隆”系列:包含他的两部代表作《知识分子的鸦片》《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与他一生经历与思考的结晶《雷蒙·阿隆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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