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理性主义者的信条与自由并不相容

余向华、张珺译新少数派

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思想家。

破除旧制度的同时，必须能够建构更好的新制度，只有这样在政治上才是合法的。而如果只是“破”，不管破除的对象有多恶，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除非有一个更为可行的新制度能够取代被破除的旧制度，否则接下来旧社会的崩溃将滋生出比所摧毁的旧制度更大的“恶”。

破旧不等于立新

文：德鲁克；选自《工业人的未来》

理性主义者的信条与自由并不相容，这个事实本身不能否认理性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个人的良好意愿或善意。无疑，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个人真心相信自己而且只有他自己，才是支持自由和反对专制暴政的。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主观上极其厌恶极权主义暴政及其所代表的一切。

但是，理性主义者个人的这种反极权主义的情结，在政治上是完全无效的。总的来说，理性主义缺乏采取积极政治行动的能力。它只能起“破”的作用，而永远不能“立”，不能由消极的批判，转向建设性的政策。它反对不自由的奴役制度，同样也一直彻底地反对自由制度。

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将反抗所处时代的不公正、迷信和偏见视为己任。但是这种对不公正现象的反抗，只是其对所有社会制度，包括自由和公正的制度在内，作为一个整体来仇视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启蒙主义者肃清了贵族特权、农奴制度和宗教偏执，同时也摧毁了地方自治和当地的自治政府，至今，整个欧洲大陆尚无一个国家真正从这次打击中彻底恢复过来。他们攻击了教会职权滥用、宗教特权和宗教压迫。他们将欧洲教会贬低为政府行政职能的羽翼。他们不遗余力地剥夺宗教界的社会自治和道德权威。启蒙运动将矛头直指独立法庭和普通法，对其完全持蔑视的态度。18世纪理性主义者对“理性完美”的法律和国家控制的法庭的坚持，直接导致了全能的极权国家。因此，19世纪“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启蒙主义者所摒弃的这些制度上，包括地方自治、宗教自治、普通法和独立的司法系统等，这绝非偶然。

理性主义者不仅毫无选择地反对和摧毁现存一切制度，而且完全缺乏创建新制度以替代所摧毁的旧制度的能力。他们甚至看不到有建设性活动的需要。因为就他们而言，无恶即善。他们认为，只要驳斥了罪恶的奴役制度，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然而，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不能实现的制度就是没有效力的制度。社会必须在职权关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破除旧制度的同时，必须能够建构更好的新制度，只有这样在政治上才是合法的。而如果只是“破”，不管破除的对象有多恶，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除非有一个更为可行的新制度能够取代被破除的旧制度，否则接下来旧社会的崩溃将滋生出比所摧毁的旧制度更大的“恶”。

理性主义者缺乏“立新”能力及其政治无能的后果，在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方表现得尤为显著。这不仅是因为遭到抨击和破坏的“恶”是奴隶制，是一切社会罪恶中最大的罪恶；还因为当时不能给南方一个替代旧社会的新社会制度，这种无能表现得最为惊人。而理性主义者在将犹太人从犹太定居点解散之后，却又无力帮助其融入社会，这正是现代反犹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论是在何处掌权，其结局往往是以失败告终。俄国克伦斯基自由政府的命运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该政府在政治瘫痪半年之后瓦解并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掌权后，在政治行动方面也同样毫无建树。在德国皇帝统治下，他们曾经一直是值得称道的反对派。毫无疑问，他们的领袖都是真诚、可敬的人物，他们都是称职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作为个人都是大无畏者，并深受民众的爱戴。不过，这里我们倒不是惊讶于他们的失败，而是惊讶于他们居然能够一直支撑到最后。直到1922年或者是1923年，他们才彻底崩溃。有类遭遇的还有法国的激进党、意大利的自由党，或者西班牙的民主党。而美国的“改革”派也毫不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美国各州政府的历史也向我们表明，这些本意善良的理性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无效。

我们不可能将所有这些有着惊人共性的失败遭遇，都归结为环境和偶然因素使然。其失败的真正原因乃是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本身性质所决定的政治无能。它始终处于一种自我矛盾状态。它的基础是两个自相排斥的原则。它只能“破”，却不能“立”。

一方面，理性主义者相信有一个绝对理性存在。过去，他们坚信自发的社会进步或个人私利与共同幸福之间的全民和谐；现在，他们用性的本能、失败感和腺体分泌来解释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各种冲突。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相信，其种种绝对论，乃是逻辑演绎推理的结论，它可供证明并且在逻辑上是颠扑不破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本质正在于此，它宣称其绝对论在理性上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绝对理性永远不可能是理性的，它永远不能用逻辑来证实或证伪。绝对理性的本质是先于理性并凌驾于理性论辩之上的。逻辑上的演绎推理能够且必须以绝对理性为基础，但是绝对理性却永远得不到证明。假如确实虔诚信奉绝对理性，那么绝对主义信条就是超理性的——真正形而上学的信条，它为理性逻辑提供有效的基础。而假如绝对理性是人为或自封的，那么绝对理性就必定是非理性的，且必定会与理性逻辑和理性方法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过去150年间，所有理性主义的基本信条不仅都是非理性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反理性的。对于那些宣称人类具有理性天赋的启蒙主义者哲学理性主义来说是如此；对于1848年的功利主义理性主义来说亦如此，他们将个人的贪欲视为一种通过自然的“无形之手”来提高社会共同利益的机制；对于20世纪那些将人视为由心理决定和生理决定的理性主义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所有信条不仅否定自由意志，而且否定人类理性。其中的每一个信条都只能诉诸武力或通过独裁者来转化为政治行动。

不过，对此理性主义者绝不会承认。他必定会坚持自己的信条是理性的，且能够通过理性的方法来实现。他必定会作为一种教义坚持自己的信条显然理性。因此，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只能试图通过理性的转化（而这种企图注定要失败），才能将它们转化为政治行动。一方面，他不可能尊重任何反对派，因为反对派注定要反对绝对真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反戈一击，因为错误只能归结为信息匮乏——而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对绝对真理的一切反对都必定是错误的。到目前为止，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20年代和30年代初在欧洲和美国流传的一句话，即：智者必定靠左（Intelligent person must be on the left）。而今天，信奉宣传能够解决一切的信仰公然明确地表述了绝对主义的基础和理性主义信条的自相矛盾。

一方面，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是不能妥协的。他们信奉完美主义的信条，而不容任何让步。任何拒绝领悟之人都是十足的无赖，不能与之有任何政治关系。另一方面，理性主义者不能制止或镇压敌人，也不能容忍他们的存在。因此，人只可能误解或误导，而一旦理性真理证据不可辩驳地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必然会看见理性。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对阴谋家义愤填膺，对教育受误导者充满了热情。他们总是知道什么是正义、需要和好处——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他们只是从不曾有所作为，因为他们既不能向权力妥协，也不能为权力而斗争。他们在政治上总是处于瘫痪状态：理论上大无畏，行动上谨小慎微，擅长“破”却不能“立”，理论上头头是道，政治上却力不胜任。（ultra-bold in theory and timid in action, strong in opposition and helpless in power, right on paper but incapable in politics.）

本文选自德鲁克《工业人的未来》（余向华、张珺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7章，第116-118页。推荐德鲁克管理经典精选文集（9本），有需要的朋友可扫码购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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