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不如见面: 差点被书名耽误的三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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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果只是“标题党”——无论书名有多弘大，或者多撩拨心弦，如果内容粗鄙，思想陈腐，哪怕一时热卖，很快也会沦为笑柄，直至被丢入历史的垃圾堆。
因为，形式终究大不过内容。书名再好，也不可能改写传播规律——书的本质是内容，其传播规律只有四个字：内容为王。
其实，除了名副其实和名不副实这两种，还有第三种存在：内容很经典，但因为书名要么有歧义，要么不准确，要么太晦涩，差点耽误了一时的传播。所幸，硬核的内容，还是让这些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了“慢热型”的经典。
它们对人类认知的影响程度与它们的公众知名度存在巨大的鸿沟——它们是经典里的“遗珍”。
看到“游戏”两个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可能是关于游戏的理论或方法论，即便延伸思考，最多也就是励志或生活哲学。若真如此，这本《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为什么会被称为经典中的遗珍呢？开篇第一小节的两段话，或许已给出答案：
世上至少有两种游戏。一种可称为有限游戏，另一种称为无限游戏。
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而无线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
原来，两种不同的“游戏”，是身为哲学家的詹姆斯·卡斯观察真实竞技世界的经典模型。沿着“两种游戏”这条线索，卡斯将世界、时间、社会、文化、权力、语言、性、疾病、死亡、战争、自然、机器、宗教、神话等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的重要主题，都重新思考了一遍。
作者认为有限游戏是一场竞技，目的只有取得胜利。比如考试、升职，竞选。
而无限游戏是一种生存模式，目的是将游戏延续下去。比如爱情、家庭、企业、国家。
对想要准确而又深刻的理解世界、改变现状的人，最迫切需要的，是“游戏观”的转换，即从有限的游戏转向无限的游戏：
有限游戏是画地为牢的游戏，旨在以一位参与者的胜利来终结比赛。这种游戏观，会外化为战争、专制、封闭、瘟疫等结果，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
而无限的游戏里面，没有胜利者，人们会互利共赢。这种游戏观，通往合作、共赢、宽容与民主。
冷战本质上就是两种游戏观的交锋
有限游戏虚耗时间，让我们陷入无知的深渊。而无限游戏则会产生时间，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
一部作品，即便一开始的公众知名度不是很高，但当她影响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人之后，就很难再寂寂无名了。凯文•凯利曾致谢卡斯：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改变了我对生活、宇宙和其他一切事情的看法。两种游戏的不同，解除了我下一步该做什么的犹豫。
本书是卡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著作，也是他首部译为中文的作品，首次出版于1987年，尽管距今已经有近四十年的时间，但像所有人类的经典一样，时间的推移只是愈发的见证了它的生命力。
如果阅读一部平庸的作品，是一场有限的游戏，那么阅读本书，无疑是开启一场无限的游戏。
如果只看这本书的主标题“西方的兴起”，我们也许会以为是一部探讨大航海以来，以欧美为主线来书写历史的书籍。但其实副标题“人类共同体史”，才是本书主旨所在——这是一本视野横贯人类几千年的全球通史，而主书名可能引发的误解，恰恰是作者极力反对的。
本书出版前，历史学界尚不存在“文明是相互关联”的史观和研究方法，主流学界因袭的是汤因比所强调的“世界文明是相互隔绝发展”的论断，认为历史研究最合适的单元是民族国家，最多也就是大洲的历史。
正因为作者威廉•麦克尼尔第一次用全球的视野看待西方的兴起过程，《西方的兴起》成为公认的全球通史开山之作，更因此书对历史的突出成就，与斯宾格勒、汤因比合称为二十世纪三大历史学家。
他在书中创造性的使用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领域的最新资料解读历史，黄仁宇等“大历史观”研究者即得益于此书的启发、麦克尼尔将瘟疫等因素的影响引入历史的观点，直接启发了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写作。《全球通史》更得益于麦氏的全球史这一新概念而大火，30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
在麦克尔尼之前，历史学家习惯用单一的决定论来看待历史，有人认为决定历史的是物质发展，有人认为是地理决定历史，有人认为是思想决定历史……
麦克尔尼却认为我们的视野越是多元，对历史的理解也就越深刻。
他将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科学、医学等诸多视野引入文明演进之中。历史的进程得益于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互动，单一的历史决定论，被消解于无形。
至于《西方的兴起》这一书名可能引起的误解，麦克尼尔在25年后本书修订再版时，不无自信地补充道：
“西方的兴起”这个题目也许会造成读者的误解，但这个误解，反而会使读者通过思考而掌握这本书的思想与观点，即“西方的兴起”只是人类漫长文明史过程中经历各文明的交替兴衰后，在近500年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
作为学界公认的世界史名著，50年来，《西方的兴起》在欧美多次再版。本次中文版经中信出版社精心修订，首次授权出版。
正是这本书，让之前隔离、孤立的世界史，变为动态、交互的世界史。它是唱响全球化的先声，是史学界麦克尔尼时代的开始。
提及“科学革命”，我们都知道是指18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对世界的三次革命性改造，当下，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启。《科学的反革命》，顾名思义，似乎是一本要革科学之命的书，甚至会让人误以为是要反对科学的书。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误解，是因为“科学”一词，从一百年前的“德先生”“赛先生”开始，就已经和真理划上等号了——科学不仅可以用来强国，还可以用来指导社会发展。
遗憾的是，这是对科学的误解。科学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但却是一种被滥用最多的思维。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两种最重要的智慧：一种是发源于古希腊，以科学理性为代表的智慧，另一种是发源于希伯来的，以道德信仰为代表的智慧。两种智慧，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但是，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理性一路高歌猛进，科学取得的让人炫目的成就，也让科学思维逐步入侵到社会领域，人们寄望于用科学方法，发现永恒不变的“社会规律”，并由极少数精英对这些规律进行直接控制与运用，空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灭绝等激进思潮，都是其产物。
种族灭绝就是现代理性入侵的产物
结果，导致了理性滥用之殇——20世纪的文明倒退、经济匮乏、社会混乱与人道灾难，几乎都源于此。对此，学界的反思大都停留在“主义”“制度”层面，认为人类会反思教训，用理智战胜错误。
所幸，有一位思想家一针见血的指出：不根除科学思维在社会学科的滥用，悲剧和灾难就永远不可能避免，人类要想拥抱繁荣与自由，科学革命之后，还需要的一场科学的反革命。他就是《科学的反革命》一书的作者——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
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哈耶克指出：科学的研究观察对象，都是拥有确定的、具体属性的物，比如地球、月球、铁元素等等。在一定的观测条件下，它们的属性与性质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是科学研究的前提。
然而，人文社科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人的行为是永远不可能准确观测的，人类社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涌现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不可精确预测的。
相比《通向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家喻户晓的作品，《科学的反革命》在哈耶克的作品中并不起眼，甚至经常被忽视，但事实上，这本书却是最不应被低估的一部。
哈耶克当年在写罢本书后，曾作出异常悲观的预言：
“人类天然具有崇尚理性和乌托邦的冲动，将无法摆脱滥用科学对个人自由的永恒诅咒！”
潜心研究哈耶克十多年的刘业进老师说：
“科学越进步，用‘科学与工程思维’组织人类合作秩序的人类理性自负，就永远不可避免，因此，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一书将具有永恒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应是哈耶克作品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本书。
遗憾的是，本书曾一度绝版，先知书店深知其价值，携手译林出版社与国内一流翻译家冯克利教授，有幸复活本书。
好的名字，不大可能给一个人、一本书带来好运气，相反，好东西，不会一直受名字影响。上面三部经典，虽分属不同领域，但却具有共性：
◎经典绝不可能出自庸人之手。
三本书，是哲学、历史、思想领域三位杰出大师的遗珍，阅读它们，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思考这个世界。
◎经典关注的是最重要、最恒久的问题。
无论从“有限游戏”向“无限游戏”切换的卡斯，还是为地球上的人类书写一部通史的麦克尼尔，以及在科学最辉煌的年代警惕理性滥用的哈耶克，他们所思所写的，绝非他们所处年代的当务之急，而是困扰人类至今的大问题。
◎书写经典的，一定是敢于打破禁区，甚至触碰雷区的“坏孩子”。
卡斯用两种“游戏”呈现自己的哲学观；麦克尼尔突破国家和洲际的边界，打破学科界限书写历史；哈耶克将科学思维赶回科学的“老家”，为人类自由及其敌人寻根。做思想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仅需要学识洞见，更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