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将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的知识分子之一

哈耶克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美]彼得·G.克莱因 著；谷兴志 译

很明显，哈耶克对于奥地利学派的复兴比任何人都重要。但是哈耶克的作品是否真的算是“奥地利经济学的”一个单独的、得到承认的传统的一部分；或者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原创的、深刻着个人烙印的贡献？一些观察家把哈耶克后期的作品做了区分，特别是指他从技术经济学逃离之后，比起卡尔·门格尔和米塞斯，他显示出更多的受到他的朋友卡尔·波普尔爵士的影响。

波普确实对哈耶克思想上的成熟起到了重要影响。然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哈耶克和米塞斯关系的确切性质。无疑，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比米塞斯对哈耶克的影响更大，甚至维塞尔也没有，哈耶克从维塞尔那学到了经济学技术，但是他1927年就死了，当时哈耶克还是个年轻人。此外，米塞斯明显把哈耶克看做他那一代最耀眼的（米塞斯夫人回忆：米塞斯希望他所遇见的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第二个哈耶克）。然而，正如哈耶克（1978）说的，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追随者：“尽管在知识发展的关键点上（米塞斯）确实给了我关键性的刺激，并在随后十年都持续启发着我，可能我从他的教学中收益最多，因为我在大学中最初并不是他的学生。一个天真的年青人会把他的话当做教条，但是，当我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面对他时，我熟悉奥地利学派的一个分支（维塞尔的理论分支），他逐渐征服了我，但从不是完全的。”

有关哈耶克和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争论的观点已经写得太多了。正如1920年米塞斯指出的，该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否是“不可能的”还是仅是缺乏效率或较难实现的。哈耶克后来补充说，米塞斯的“中心思想不是像有时被误解的那样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是说它不可能达成一种有效率的资源利用。”这种解释遭到了批评。哈耶克的这种解释反对经济计算的标准观点，如熊彼特或柏格森都持这种标准观点。这种标准观点认为，米塞斯最初的陈述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这被奥斯卡·兰格、弗雷德·泰勒和阿巴·勒纳所驳斥；随后哈耶克和罗宾斯对其进行了修正，他们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因为知识的非集中性和激励的羸弱，实践起来很困难。哈耶克在注释中的回应认为米塞斯的真实立场被夸大了，他的这种解释得到了计算争论中主要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唐·拉沃伊的大力支持，后者指出“哈耶克和罗宾斯的核心观点不是他们从米塞斯的观点‘撤退’了，而是澄清了针对中央计划后期版本的挑战…尽管哈耶克和罗宾斯对（后一种方法的）计算的困难的评论误导了对他们的观点的理解，在这点上他们是要负责任的，实际上他们的主要贡献和米塞斯的挑战是完全一致的”。柯兹纳主张,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应该被看做是奥派早期尝试从“企业家发现”的角度详细阐述市场过程的人。与此相反，萨勒诺（Salerno，1990a）更赞成传统观点——米塞斯最初的计算问题不同于拉沃伊和柯兹纳强调的“发现-过程”观。

而且，哈耶克后来强调的集体选择和自发秩序并不是从米塞斯那里借鉴来的，尽管在门格尔著作的字里行间有关于这些思想的元素。关于这一差别的一个线索是，哈耶克（1978）曾说“和我相比较，……米塞斯更多的是个大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孩子，而不是一个英式的自由主义者。”这是哈耶克经常引用的“两种类型的自由主义”：大陆理性主义（或者叫功利主义传统），强调理性和一个人塑造他的周边环境的能力；而英式的习惯法传统，强调理性的有限性和演化的“自发”力量。

萨勒诺和罗斯巴德认为哈耶克所强调的知识和发现本质上不同于米塞斯强调的有目的的人的行动。例如萨勒诺认为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分支，它们都传承自门格尔。一个是维塞尔-哈耶克分支，强调知识的传播和作为知识交流工具的价格体系。另一个是庞巴维克-米塞斯分支，强调基于现存货币价格的货币计算（对未来价格的预测）。而柯兹纳和耶格尔认为米塞斯和哈耶克思想的区别更多的在于语句而不是其本质。

不管怎样，大家公认哈耶克是奥地利学派最伟大的成员之一，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不断影响着经济周期理论、比较经济制度、政治和社会哲学、法学理论甚至包括认知心理学。哈耶克的著作通常并不是那么好理解，他说自己是“困惑者”或者“迷糊者”，而不是一个“精通自己主题的大师”，这也将继续导致对他作品的各种各样的解释。部分由于这一原因，哈耶克将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迷人的知识分子之一。

（节选自克莱因：《资本家与企业家》/作者:[美]彼得·G.克莱因 著；谷兴志 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03）

▍附：哈耶克语录

我只关注什么在我看来是对的，以及如能够说服公众，应该做什么，而不去问现在在政治上什么是可能的。

不幸的是，我们培养太多的人进入学界，其人数远远超出了应该进入学术界的人数。

我认为一个很大的危险是，对抗通货膨胀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控制，并最终完全破坏市场。

通货膨胀是由政府及其代理人制造的，它不关任何其他人的事。

《法律，立法和自由》从有想法到完成，花费了17年。写《自由宪章》花了三四年。

我通过读门格尔的教科书（《国民经济学原理》），熟悉了一个特定的经济学传统（奥地利学派），并被经济学吸引。（指他是读了这本书，才喜欢上了经济学——编注）

我在社会科学中做了一个“发现”，两个“发明”：“发现”是“利用发散知识的方法”，两个发明是“货币的非国家化”和“我的民主体制”。

很少情况下，我一开始就把问题想清楚，然后写出来。正常情况下，我先把记录在卡片上的笔记加以整理，系统性地重新安排这些卡片，然后再有条理地把它写出来。很少情况下，我坐下来就写。

我对马歇尔的东西没有什么好感。

一个我可以与任何人打交道的开放社会中，预设了在这个范围内，某些基本规则被实施于每个人。

我在选择研究主题时，并不是根据它是否会被承认为依据的。当然，如果真的被承认，我会很高兴。但是，我并不因为我在那些我认为重要，但还没有被承认的问题上花了很多时间而感到后悔。如果它没有给我带来足够的收入，我可能会感到不方便，但是，如我相信某些东西的重要性最终会被认识（即便是在我死之后），那么这对我来说不构成什么严重的障碍。在我一生中，我很少得到承认，实际上，那个意义上的承认，除了在我小范围的同行中，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通往奴役之路》在出版之后流行了一阵子，但是就公众的认可而言，在50年代到70年代那段时间，实际上它不那么为人所知。

我很早就认识到，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参与政府不是一件好事。在我用自己的经验确认这一点之前，我常常说，二十年代的英国和奥地利生产好的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没有参与政策事务，而德国和美国生产坏的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都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我的几次移民，使我避免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在政府打算用我之前，我移民了。

弗里德曼拒绝考虑（通货膨胀的）最终解决方案：货币的非国家化和私有化。弗里德曼甚至已经看到了这一方案的吸引力，但是他不认为它值得追求，因为这不是现实的政治。

很不幸，知识分子完全被反市场的理念征服，因此我没有中间媒介（因为知识的传播需要知识分子作为二道贩子）。我需要他们，但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他们不支持我。

我反对欧洲共同货币，为什么不简单地承认其他货币与你的货币竞争，而不需要一个标准货币？人们会选择最好的货币。然后可以进一步想到，为什么要让政府提供货币而不让私人提供货币。

政府控制下也有演化，但那么多的可选项被政府排除在外，以致于这不是能够尝试所有可能性的过程，只能局限于尝试目前法律所规定的极少数可能性的过程。某人的有意识的决定把我们放到了单向铁轨上，其他形式的演化都被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然，所有的垄断政府都限制了演化的各种可能。如政府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实施一般性规则，那么这种破坏性会最小。但我想说，即便是一个非常好的“世界政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它排除了尝试其他方法的可能性。我从根本上反对“世界政府”。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政府官员被视为好人。但我相信，股票市场的经纪人比普通官员更诚实。官员不会对他无法偿付的债务而感到羞愧。

（以上语录选自”NOBEL PRIZE-WINNING ECONOMIST:Friedrich A. vonHayek”,Universityof California,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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