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治自愈”的经济萧条

詹姆斯·格兰特新少数派

一场“不治自愈”的经济萧条

文：詹姆斯·格兰特译：吴烽炜

看似薄薄的一本书，描述的却是一件惊人的大事件。1920年，美国经济进入了今天会被诊断成萧条的阶段。然而，从伍德罗·威尔逊到沃伦·G. 哈定的连续两届政府，对这场经济衰退似乎都不理不睬、泰然处之。也就是说，它们采取了21世纪一般经济学家眼中的灾难性政策。面对下跌不止的物价、收入和就业率，政府平衡了预算，并通过新成立的美联储提高了利率。按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学说的观点，我们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不开化或更适得其反的政策了。然而，到了1921年年底，一场充满就业机会的强劲复苏开始了。这里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美国最后一次政府不插手治理就自我痊愈的萧条。

当然，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并非没有政府。政府征税，也实施管制。政府开设法庭，维持法治。政府发行了法律上定义为黄金重量的美元。政府还设有陆海军。联邦政府官员审查国家特许银行。其他公职人员向流动性差但资产大于负债的银行注入资金。当时的人们把功劳算给这样一类官员，即美联储的新雇员，认为他们阻止了一场本来肯定会发生的货币恐慌。但美国政府没有让社会来承担金融失败的风险，也没有试图通过操纵联邦支出的比率或美元的价值来控制和指导国民经济。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联邦政府机构（或不久之后发动对德战争的联邦政府机构），此时的政府不仅规模较小，也不爱多管闲事、到处干预。

在本书的叙事中扮演主角的是价格机制，也就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协调着人们的努力。价格引导投资、储蓄和劳动。高价鼓励生产，抑制消费，而低价的作用恰好相反。1920—1921年的经济萧条以物价暴跌为标志，我们称这种致命状态为通货紧缩。但物价和工资下落的幅度是十分有限的，一旦两者跌到足以吸引消费者购物、投资者投入资金以及雇主招聘员工的程度时，跌势便停止了。在物价和工资双双走低的作用下，美国经济恢复了正常。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撰写本书时，正值美国从所谓2007—2009年大衰退中乏力复苏的第5年。为了应对银行倒闭和信贷崩溃的危机，乔治·W. 布什政府和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借入数千亿美元，然后拿去统统花掉了。它们向数十家本会遭遇灭顶之灾的金融机构抛出了政府援助的“救生索”。美联储将货币市场利率压低至零，并造出数万亿美元新钱（从而进一步补贴银行和“政府赞助企业”，而正是这些机构的过失甚至蓄意犯错促成了这场危机）。然而，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这些措施，仍有约980万美国人失业，数百万美国人连找到工作的渺茫希望也放弃了。

如今，几乎没人敢公开提议一个世纪前政府的政策作为（更准确地说是拒绝或顾不上作为）。但事实就是，在政府做出这样的决策之后，经济反而恢复了增长，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尽人皆知的繁荣期（“咆哮的20年代”）。如果威尔逊和哈定像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总统那样插手干预，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哈定的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似乎急不可耐，非要有所行动；可当他想要发力时，经济衰退已经结束了。在美国第31任总统任上，胡佛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干预，尤其是他企图阻止工资下降，但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经济衰退和萧条从不宣告自己的到来。确切来说，经济学家都是在事后才把相关事件按时间顺序拼凑成年表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是经济周期年表公认的裁定者，它认定的1920—1921年经济衰退周期始于1920年1月，终于1921年7月；也就是说，经济从1920年1月开始每况愈下，到了1921年7月止跌回升，前后经历了18个月。

一方面，对于任何一位陷入失业、破产或贫困的人来说，一年半都是颇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跟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43个月比起来，一年半又短暂得多。我认为，联邦政府建设性的不作为，促成了相对令人满意的结果。对于那些耳濡目染于自由放任思想的金融家和资本家来说，联邦政府的消极态度非但没有摧毁其信心，反而使之增强。

“信心”这个概念既至关紧要，又捉摸不定。给予一代人信任感的事物，可能会让另一代人惊恐。面对1920—1921年的经济衰退，使这一代美国人振作精神的似乎是一种相信美国金融基础牢固的共同信念。在一个许多方面都有如不系之舟的世界里，美元仍然和黄金一样坚实可靠。美国两党在偿还联邦债务并保护美元购买力方面的决心是一致的，这很可能促使人们相信：坏时光终难持久。

穆雷·罗斯巴德（Murry Rothbard）在他写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美国大萧条》（Amercia’ s Great Depression）中写道：“如果政府希望缓解而不是加剧萧条，那么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自由放任——不插手干预经济。只有在价格、工资水平和企业清算不受直接干预或者没有这种顾虑的情况下，必要的调整才会顺利进行。”无论从总体上如何评论这一命题，美国1920—1921年和1929—1933年的经历都不能将其证伪。

对于那些倡导联邦政府应采取强有力措施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大衰退”的人来说，大萧条是历史的试金石。为了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初的覆辙，美联储在主席本·S. 伯南克（Ben S. Bernanke）的领导下开始了激进的印钞、利率抑制和金融市场操纵计划，而在经济治疗正式启动5年多之后，这些政策仍在延续。2012年8月，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镇的一次演讲中，伯南克坦率地将这些实验描述为“干中学”。

1920—1921年美国的货币和财政委员会没有采取这类即兴创作，除非你认为新成立的美联储采用了实验性做法：即使在价格暴跌时，也拒绝从高利率政策立场退让。无论如何，据我所知，在2008年危机期间，没有一位美国决策者援引1920—1921年这一不寻常事件作为可能相关的先例，1929—1933年的经济崩溃想必垄断了历史类比的市场。为决策者这一选择的辩护理由也在预料之中，比如他们会说：1920—1921年的经济规模比现在要小得多；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我们这个时代完全不同，为测量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收缩而产生的数据充其量也只是粗略统计的；此外，当时还没有联邦政府社会保障和安全网络，也没有轻易就能取得的信贷，无论是个人信贷还是抵押贷款。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每一种反对理由都会以几乎同等的力度适用于大萧条本身。

我们还有别的事情需要考虑：1929年股灾发生之后，胡佛总统启动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联邦积极行动主义计划，以阻止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这些干预（某些人称之为“第一次新政”）毫无疑问是失败的，而威尔逊和哈定的不干预却带来了鲜为人知的成功。

如果说1920—1921年发生的事件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对于那些政府干预经济周期衰退的倡导者来说，这些事件引起了解释上的不便。如果患了病的经济体让政府施治是必要的，那么一个被迫喂入如今大多数“医生”会认为是政策砒霜的经济体，又是如何做到自我矫治的呢？

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在2013年出版的《紧缩：一个危险观念的演变史》（Austerity: The History of a Dangerous Idea）抨击了“政府不竭尽全力抗击经济衰退”这一观念。在对该书的论评中，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引述了自己的格言：“正如我常说的那样，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金融危机是由过多的信心、借贷和支出引起的，但是它只能由更多的信心、借贷和支出来解决。”1920—1921年的美国历程“驳斥”了萨默斯的悖论，因为这次危机肯定不是通过借贷和支出来解决的。

这场危机究竟有多严重，依旧悬而未决，也许这个问题注定得不到解决。官方数据和同时代的评论都描绘了一幅严峻的画面：1920—1921年，按名义价值计算，美国产出下降了23.9%，扣除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因素后降幅为8.7%；生产价格从高峰跌入低谷，降幅为40.8%；工业生产下降了31.6%，股价跌掉了46.6%，企业利润减少了92%。在美国3 150万非农业劳动力人口中，失业人数在200万到600万人的范围内，这是哈定总统在1921年9月召集的全国失业问题会议上估计的。如果取600万这个高值，那么这意味着失业率达到了19%。无数的非农业企业破产，其中包括杜鲁门与雅各布森商店，这是一家位于堪萨斯城的男装店，其合伙人之一是美国第33任总统。

“昔日如异邦”这句格言用在经济史上再恰当不过了。在本书的案例中，“时代错乱症”（anachronism）往往就蕴含于经济学语言中。本书的读者会谈论和思考“总需求”和“总供给”，在汲取了宏观经济学基础知识后，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论国民收入。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些观念还没有形成。你可以效仿我，即使寻遍那个时代的专业经济学期刊也找不到一篇支持宏观经济管理观念的文章。

不管21世纪的美国经济统计有什么缺陷，威尔逊和哈定所获得的数据都要贫乏多了。现代国民收入核算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出现。美国经济中的服务业部分得到系统的测量，还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

1920—1921年的经济衰退是自1812年恐慌以来的第14个经济周期紧缩。1818年、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1903年、1907年、1910年和1913年都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商业和金融动荡。自19世纪初以来，价格从未像1920—1921年那样跌得如此深和快。同时代的一项调查指出：“在这120年的时光里，1920—1921年的崩溃是史无前例的。”

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争辩说，1920—1921年的考验并不像后来的统计数据描述的那么严峻。她多次以通俗的表达方式，把这次衰退描述为一场并不特别棘手的衰退。

“萧条”这个词，没有严格、不变的统计定义。很多那个时代的人和机构（包括哈佛经济学会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等）都用它来描述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我在这段历史中也选用了这个词。我还断定，他们没有写下关于衰退的歌曲。

在那些有如进行“时间旅行”的当代读者看来，威尔逊和哈定时代的银行和货币安排尤显陌生。1920年，美国还没有联邦存款保险，也没有某些银行“大而不倒”的教条。如果一家银行经营不善或资不抵债，那么其股东（而不是纳税人）很可能会接到让他们拿钱出来偿还储户的通知。毕竟，无论衰败不堪还是兴旺发达，银行都是股东的银行。“管理不善就可能付出代价”作为一种持之以恒的提醒，并不能预先阻止银行倒闭。但与任何法律或惯例一样，它划定了公私利益之间的界限。尽管美国有1907年恐慌，但是历史记载显示，20世纪前20年的美国银行业是非常安全稳健的，以至联邦政府的高层银行监管者都表示银行破产在美国有望成为历史。那是1920年夏天，是经济开始滑向萧条的6个月之后。

在那个时代，美元仍然被定义为黄金的重量，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时代一样：1盎司黄金值20.67美元，黄金持有者可自行选择兑换。由于任何人都可以进行这种兑换，美联储受到了内在的制约。就算美联储相信货币政策疗法处在国会授予它的职权范围之内，它对一个受到创伤的经济体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而实际上，当时这家机构肯定也没有这种想法。任何预见21世纪以印钞刺激商业活动（“量化宽松”）的政策提议都会被一笑置之。

与经济学家一样，政治家也不太倾向于施加政府影响力来支持那些维持国民经济平稳的政策。这并不一定是因为政治阶层在哲学上反对监管或税收。威尔逊在1912年竞选总统时许下诺言，誓要让华尔街和大企业就范。1917年，在对德宣战之后，美国政府在对经济的干预控制方面开辟了新路子。但是，威尔逊总统即使希望把他的战时社会主义实验移植到战后的美国经济中，可能也走不了多远。起初，他忙于争取参议院批准和平条约和国际联盟。后来，在1919年9月中风之后，他丧失了行动能力，他的政府也随之瘫痪。威尔逊绝不赞成杰斐逊主义，即“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在这位进步主义民主党人的领导下，美国出现了最后一次自由放任的萧条，但这种情况纯属偶然。

在经济萧条不药而愈的故事中，必定难见发愤作为的政治技艺。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政府（以及在他之前的胡佛政府）应对大萧条的历史则充斥着积极作为的事件记载，而这里所要讲述的却是一段可供借鉴的、无为而治的历史。

本文选自詹姆斯·格兰特《被遗忘的萧条：经济危机与应对之策》（吴烽炜译）的“前言”部分，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转自：保守主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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