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思想的6大经验教训

李烨译新少数派

亚当·斯密思想的6大经验教训

选自杰西·诺曼《亚当·斯密传》

我们可以从斯密的思想中总结出6条经验，或许可以预见其中的一些主旨。

第一，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和商业社会区分开来。对斯密来说，正如我们看到的，商业社会的出现是“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商人”的时刻。它标志着封建主义向我们所知的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转变：出现了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氏族或部落；人们在法律的约束下自由交易；这个社会至少在原则上包容所有人，并将财富和机会传播给所有人；社会产生的盈余可以用来保护弱势群体；按照人的本能和人性工作；人们不是通过武力、阶级或等级，而是通过相互的道德和社会义务团结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看，商业社会是一种具有非凡价值的成就，我们有责任保护和提升这一成就。它具有巨大的弹性，至少在其民主形式下，它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获得公民的忠诚，并通过促进公民的繁荣和自由来维持其合法性。在斯密令人惊叹的全面而富有启发性的论述中，这种忠诚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历史、共同的身份和叙事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规范、公共机构、竞争和经济利益，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源于人类对爱和变得可爱的渴望，以及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本能。正如最近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商业社会也是脆弱的，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它特别容易受到包括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和自然灾害在内的威胁。但是如果说要用战争、宗教独裁、民族主义来替代贸易和民主，或者说用榨取性经济唯物主义来替代适度商业化的益处，那这些选项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缺乏有效的、运作良好的市场和国际贸易秩序，人类就不可能有体面的未来。如果维护商业社会需要改革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改革它。

第二，商业社会需要有韧性、有节制、有战略、有实力的政府。市场依赖于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执法，而道德社会需要人们不仅仅有法律上的自由，还能在充分发挥其能力时也享有自由。斯密曾提出要把贸易从过分细致的管制和补贴的有害影响中解放出来，但是人们很容易忘记政府在他的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是国家的保护者、司法的裁决者和执行者、条约的签署者、贸易的保证者（虽然英国政府曾支持《航海法案》），政府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和地方学校的建造者，也是市场的监管者。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加上现代政府被授予的职能，如提供风险保险，在不同代际人口之间重新分配收入，稳定宏观经济，还可以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等领域建立新的市场。在这些领域，只有政府监管才能明确界定产权，有效分配商业风险和回报。随着市场、商业、社会需求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的增加，对政府的要求也变得更加复杂，这就带来了严重的政治挑战。但是，“私营部门挣钱，公共部门花钱”的想法忽略了一点：两者都需要彼此才能实现有效运作。

第三，成功的商业社会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需要这样的国家，更因为它们有能力支撑强大的国家：它们拥有独立的机构和多元主义，能够抵御国家统治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它们拥有合法性、认同、文化和信任，因为整个系统，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依赖于信任。合法性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反映并促成了社会信任，以及相互义务的模式和对等性，没有这种信任，一个社会就无法团结起来。在实践层面，社会信任使税收成为可能。英国在整个18世纪都有比较高的税收水平，部分原因是尽管政府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有足够的社会信任和合法性来征税。当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时，直接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国际机构或多边组织，而是在于一个国家征税和支出的权力，这让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迅速地支持和救助了它们破产的银行。这场危机本身是毁灭性的，不仅因为它的经济后果，还因为它对社会资本，即信任的破坏。全球金融业具有破坏信任的独特能力，因为它的规模，货币和信贷的普遍重要性，还因为它也许比任何其他行业更根植于信任，即信托关系。正如斯密所言，金融业需要“防火墙”，以防止其周期性的危机扩大成普遍的灾难性事件，就像2007—2008年那样。

第四，除了具体的缺陷之外，商业社会还有内在的弱点。因为市场互不相同，它们都带有自己的弊病。市场的目的是促进贸易，有效地配置商品、服务和资本，刺激创新，从而为公众的最大利益服务。正如斯密所展示的，在运作良好的市场中，这些不同的利益通常是一致的。但是，他证明了，当市场运作不良时，不同方面的利益可能会出现分化，市场运作不良有多种形式：出现垄断的倾向，监管不力，“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也译为活力）的丧失，以及更广泛的，由于寻租、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以及所有者和代理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促成的裙带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弊端，它损害了经济，腐蚀了政治，扩大了不平等，并使市场和商业社会本身变得无效并失去合法性。当公司和市场与公共利益失去联系，当商业回报不受商业价值影响，裙带资本主义就会蓬勃发展。这些事情削弱了市场交换的核心原理：市场交换应该如斯密在他的自然自由体系中所描述的，是“普遍富裕”的源泉，即普遍繁荣，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然而，第五个教训是，裙带资本主义远不是现代商业社会面临的唯一挑战。最深层次的威胁是人们价值理念的变化。一方面是公共领域的不断商业化，另一方面是新技术的影响。这些新技术有能力使竞争环境进一步向圈内人倾斜，远离公民和消费者，从而使裙带资本主义更加恶化。社交媒体的传播还引出了公共问责和合法性的深刻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交媒体对弱势群体及青少年的影响，以及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能力操纵舆论对民主的影响。这就是脸书在2010年美国国会选举期间进行“6 100万人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动员实验”的教训，更不用说最近披露的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这超过了它们榨取租金和排斥竞争对手的能力。

亚当·斯密有力地解释了我们是如何生活在一个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产生价值观的世界里：纵向上，是对富人和权贵的崇拜，以及商业社会对同情，特别是对穷人的同情的潜在抑制；横向上，是与他人做比较的倾向，以及我们“不仅要被爱，而且要显得可爱”的愿望。斯密很好地诊断了今天人们对社会比较的贪婪欲望，以及这种贪婪造成的地位焦虑。这是社交媒体的核心内容，它让年轻人产生越来越多的精神病态，而对这种贪婪的利用又是其产品逻辑和商业模式的核心法则。从斯密的角度来看，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公共责任与行使权力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我的想象。这些问题涉及我们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到底是通过分散的社会互动或通过民主制度（选举领导人）形成的，还是被极少数人在暗中操控的，而这些人没有受到真正的问责——到底是否还有人真正在监督他们呢？

最后一个教训是，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不断出现了新的挑战。今天，商业社会的本质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快。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正在改变世界上的工作。全球化正在将世界各地最有生产力的工人吸引到已经在享受商业社会福利的国家，而剩下的那批人则在遭受贫困的威胁。即使在工业化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和社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死亡率和健康方面的差距也在急剧扩大。收入的两极分化让非常富有的人从精神上、身体上和财务上自我隔离，转移到（实际的或虚拟的）私人的封闭社区之中，这将明显削弱人们纳税并分担风险的动机，而这种动机是现代福利国家理论的核心。每天都有大量的流动性和风险通过影子银行网络在监管不足的地方进行交易。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随着贸易集团的发展，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效。亚洲经济经历了相对疲软的200年，这一反常现象已经结束。越来越多的大规模、技术先进的公司显然有能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压城市、国家甚至是所有人（只需假以时日）。就商业社会本身来说，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与民主相结合的形式，正受到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威胁。

本文选自杰西·诺曼《亚当·斯密传》（李烨译）的“结语”部分，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316-320页。转自「保守主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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