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今天人们对官位的迷信是非常不正常的
按：近日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新书《文学如何教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4月18日，陈平原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在北京建投书局，就新书出版进行了精彩对谈。本文摘录自陈平原教授在对谈中的部分主题。
▍“风起于青蘋之末”：
学者本来就应该走在时代前面
“说到底，‘人文学’是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或‘知识’，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
——陈平原
关于《文学如何教育》的定位，大体上是在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之间，比我以前写的众多专业著作，比如《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要好读一点，但又比一般的散文随笔专业一些，是一个专题性的、介于学术著作和大众随笔之间的读物。
这本书为谁而编呢？首先，不是那些对政治、金融、科技有兴趣的朋友，而是对人文、教育、文学这三个关键词有兴趣的朋友。
这本书不是一本全新的著作，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文章，但是被编织到了一个完整的论述框架里，谈了文学教育的十个方面。为什么要这么编呢？我拒绝让这本书成为一本教科书性质的所谓“完整”的著作，虽然从出版社的角度考虑，可能觉得那样会更好卖一点，但我不愿意那样做。第一个原因是，那样必须做大量修整。第二，这些文章不是一个时间写的，而是展现了十年、二十年走过来的道路，是紧跟着整个社会的变化，一边观察、一边评论、一边前进的。
两天前，在我的家乡潮州，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现在在网上、微信朋友圈里经常会流传我的文章，一查是十年前的，最早甚至是二十年前的，为什么二十年前的文章今天还可以读，并且还不错？我说学者本来就应该走在时代前面，“风起于青蘋之末”，如果学者跟在时代后边，是没有出息的。所以如果在今天，听得懂、听得进去、愿意接受我说的话的人很多，甚至到了一呼百应的程度，那样我并不算是一个好的学者。当一个学者说出一句话、表达一个观点或者写出一本书来，大家都叫好，证明你跟大众的水平是差不多的，这样才可能有一呼百应的效果。一个好的学者，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十年以后才能感觉到他的价值，二十年以后大家会觉得他有预见性，这才是学者应该做的事情。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之所以愿意在这本书的各篇文章里注明，这篇文章写于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发表，是因为这样大家在看的时候就会意识到时间的流逝，意识到伴随着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我们走过的路程。谈人文，讲我的忧患；谈文学，讲我的感慨；谈教育，讲我的介入——都必须把历史带进来。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不是一个只是用来接受的知识体系，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走过来、一起思考、一起阅读，这是我编这本书的基本思路。
▍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三点看法
第一点，我对今天中国过分地强调家境、家族的优越性不以为然。大概是今年春天，我写了几篇怀旧文章，讲我在乡下长大的过程。有一些学生看了以后很惊讶，没想到老师是在那么个小地方的山村里长大的。他觉得老师祖上不是状元也应该是进士，没有这一类故事可以吹牛，也不在怀旧文章里把自己显赫的家世带进来，就让学生们觉得很惊讶。其实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样，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所谓官二代、学二代、研二代，其实不是特别多，而且并不值得骄傲。
中国人对家世的过分强调，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今天中国人的族谱，都会写我们家里曾经出过什么名人，包括我回家时，人家也说：“你做得不错，祖上是哪一支？”我说我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父母亲都是这样，祖上也差不多，从来没有找出我跟陈后主或者其他姓陈的名人有什么关系。我不相信这种族谱。
中国人的族谱绝大部分都是明代后期编的，诸位可以去看一下，在广东和福建，大致有这么几个大的姓氏，有人说“陈、林、蔡天下居一半”，这几个姓氏在我们那里人口特别多。我家是从泉州迁过来的，再之前是从中原迁到泉州的，但是颖川陈氏又是如何影响到这里的？没必要这么拉关系。今天中国人一大堆的族谱、一大堆的家世，我是不太承认的。而且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推卸自己的责任，把自己的努力全部寄托在家族所谓的曾经有过的辉煌上。净是阿Q那一类的说法：我祖上比你还富呢。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对中国人对官位的迷信特别不以为然。在我读书的时代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经常说大官是好人还是坏人，而今天已经没有好坏了，只有大官。以前在阶级斗争时代，假定家乡有个亲戚是国民党的师长，我们都会避而不谈，因为怕受连累。而今天已经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秦始皇还是唐明皇，只要是官就行，所有的人动不动就说什么级别。我读书的年代没有副国级、正部级、副省级、副科级这一大堆的论述。可是今天经常会有人这样问。甚至有人问我，你当过中文系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是什么级别？所有的人都问你是什么级，所有的人都迷信官位，这个状态是非常可怕的。
几年前在一个重要的活动上，主持人问我：除了北大中文系教授，你还有没有别的更好听一点的头衔？我说没有，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很不幸，北大中文系主任我当了四年，退下来以后，至今还有人会这么介绍我。我说你知道吗，教授比主任大。教授是永远的，主任是短时期的，而且真正做得好的人，只要一个教授头衔就行了。今天中国这个迷信官位的状态是非常不正常的。
我毕业的大学叫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在广州，那个校园原来是岭南大学。1923年孙中山到岭南大学视察，题词：“学生们要做大事，不要当大官。”这句话就刻在岭南大学的礼堂前面。我读大学的时候每天经过那里，每天都面对孙中山的题词。结果有一年回去的时候，那个题词不见了。我就写文章批评，觉得这是中山大学的灵魂。中大马上给我打来电话说：“陈教授，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装修，题词还会重新放上去。”果然后来又放出来了。到今天为止，中山大学还是以这句话为荣。
中大标志性老建筑“怀士堂”外墙上镶嵌着孙中山先生1923年在岭南大学发表演讲的题目“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我经常回中山大学去参加校方组织的活动。我的同学是当广东省委副书记的，但校方为了表示他们对教授的尊重，在介绍的时候都是先介绍教授，然后才是某某书记。我知道，当然是省委副书记对学校的贡献更大，可以给大学帮很多的忙，而我只是一个教授而已，但学校希望用这个办法体现对学问的尊重。他们解释得很科学，说远方的客人要先介绍，我是从北京过来的，其他人就在广州。我的同学也不会计较，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自信，知道当官的力量比一个教授大得多，所以不会介意学校先介绍我再介绍书记。
但是后来越来越令我不高兴的是，在好多会议上，可以看出主席台上是按照级别排列的，从大到小，而且有时候如果来的是大单位里的小官，也要坐到前面。比如说教育部来了一个处长，也必须安排在前面，因为他代表了上级。诸如此类的排列顺序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好在我已经习以为常了。经常会碰到主持人说：“今天到会的有某某部长、某某省长、某某厅长、某某处长，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一一介绍了，在座还有什么什么人‘等’。”我就属于那个“等”。我已经非常习惯了，一点没有脾气。但我不知道我的学生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也不知道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会是什么样子的。
前天，在我的师兄老温的座谈会上，有一个朋友说起来，他参加家长会，老师让孩子们各言其志，有人要当大官，有人要当商人。他特别伤心地说：“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各言其志，都说要么当科学家、要么当医生，今天怎么都这个样子？”后来终于有一个孩子说要当警察，老师很高兴，问他为什么想当警察，回答是：“我想抓谁就抓谁。”还有另一个孩子说的也让他很惊讶，说想当小公主，爸爸回去后告诉孩子说：“孩子啊，没希望了，你爸爸不是皇帝，你这个小公主是当不了了。”
诸如此类的这一系列的风气变化让我们觉得很难接受。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来的时代不是这样的。今天的传媒和影视所灌输的竟然是这样一套制度，当年毛泽东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时代”今天又回来了。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有点伤心。
陈平原（右一）与杨早在新书分享会上
最后一个问题，我在大学教书，突然觉得今天的孩子变得特别脆弱。昨天我给我的师兄老温写的文章，题目叫《百战归来仍战士》，就是打了大半天仗回来还仍然是战士的气质，老兵不死的意思。因为师兄现在75岁，还在读鲁迅，而且做了好多好多工作，回过头来还保持这个信念，我觉得挺好，所以就取了这个题目。我一个早年的学生说听了这句话特别感动，想起20年前他跟我读书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他至今记忆犹新而且到处传播。是什么话呢？我说：“做学问不容易啊，古来征战几人回。从政如此、经商如此、做学问也如此，没有这样的信念就不要进来。”就是这句话让他记了几十年，再三传播。
而今天，我再也不敢跟学生这么说了，最近20年，学生们突然间变得特别脆弱，老师必须不断地说好话，稍微说重一点，学生马上就会接受不了，很伤心，很脆弱。我在想这是为什么呢？从小学到中学，最近20年，教育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说是跟美国人学的。美国人都是鼓励、从不批评，今天说你特别好，明天说特别特别好，后天说特别特别特别好，只有这么鼓励，孩子们才会长进。我问了个美国人，你们有这么傻吗？他说没有。
其实，越差的学校，越是以鼓励为主，精英学校从来不是这个样子，都跟中国人一样，“古来征战几人回”，没有这种信仰、这种意志，你是走不到最后的。当然，为了让大家都安心，越差的学校越是哄你毕业就行了，只要你不跳楼，能够平平安安地走出校园，至于学什么、多大成就，跟学校没关系。所以每到毕业前夕，学校的校长、老师们都必须在安全第一和学术水平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平衡。但这个状态我觉得不太理想。其实还是那句话：古来征战几人回。如果像我刚才说的，“百战归来仍战士”，我觉得挺好的。当然，很多人不赞成，但是这种状态、这种竞争，或者说这种境界，至今依旧值得留存。
▍关于读书的几点感慨
“大学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教你多少知识，而是教会你读书，养成好的眼光、习惯、方法和兴趣，这比什么都重要。”
——陈平原
最后我再说两三个事情，一个事情是我在北京看书店，这次回潮州的时候也问了当地的书店。潮州是一个小地方，我小时候很喜欢去城里的新华书店看，这次问了新华书店的老总，他说现在基本上95%只能靠教材，其他书籍只占5%，这其中还包含政治读物。这让我很伤心。还有个朋友，他跟朋友们做了一个网红书店，说很多人来打卡，打完卡不买书，他们只能靠咖啡、靠饮食坚持下去。幸亏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读书人之所以投这个事情，不靠它挣钱，只是一种关怀、情怀。即使这样，运营起来也不是很容易。
那些小的城市是这样，深圳则不一样。我去年特别感慨，因为我是深圳南山区的文化顾问，帮他们做了点事情。南山区虽然级别不高，只是深圳的一个区，但那个区科技实力很强，因为华为、腾讯等等都在那儿，他们开玩笑说跟美国打贸易战、科技战，最后变成了南山区跟他们打。我跟他们说，有了科技之后，你们还缺文化，科技和文化是不太一样的，除了科学技术之外，如何安顿生命也是值得关注的。他们做起事来很容易，去年就告诉我下决心马上做，第一件事情是在百度大厦里设了一个全自动阅读的书亭，然后买了很多很多书，也包含了我的好多书，把这个书亭命名叫“平原轩”。他们准备在深圳市办20个这样的书亭，无人看管，只要用身份证预约登记，就可以在那里读书、写作、看书。每一个书亭用一个名人来布置，我们都没有拿钱，只是命名，有事情的话帮一点忙。所有的居民只要有身份证就能预约，在那里学习、看书，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第三个感慨是，刚才杨早说学生初中毕业上了高中以后，就会被功课困死，而我感慨的则是人们在大学毕业以后进入职场，就不读书了。现在，理论上中国同龄人口中上大学的比例是50.6%，两个人就有一个人上大学。所以现在大学毕业，只是有了知识、能够养家糊口。走上社会以后还读不读书？这是我关注的。
两三年前《石家庄月报》的一篇报导让我很感动。石家庄的一个快递小哥，在他的三轮车后面贴了一张广告图，引了我演讲里的一段话，《文学如何教育》这本书里也有收录：
“要是有一天，你半夜惊醒，发现自己已经好久不读书，而且没有任何异常感觉时，那就证明你已经开始堕落了。不是说‘读书’这行为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远离书本本身，说明你已经满足于现实与现世，不再苦苦追寻，不再奋力抗争，也不再独立思考了。”
快递小哥把这段话贴在他的车后面，每天走街串巷去送快递，记者觉得很惊讶就把他拍了下来，然后问他：是不是特别喜欢读书？他说，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希望大家多读书，希望他的孩子好好读书，所以他每天骑车送快递，把我的话当成一个广告到处周游。
我对此很敬佩。因为国家、纳税人给我钱，让我衣食无忧，我在家里读书是很正常的，一点骄傲都没有。我是职业读书人。经常有人对我说你很辛苦，我说我一点都不辛苦。我不能说辛苦，因为读书是我的职业，可以读书，然后生活无忧，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事情。别人给了我钱，我一点都不敢说自己是什么刻苦攻关啊，这是我的爱好，也是工作。如果像那个快递小哥那样，生活不容易，每日奔波，还想着要读书，那才值得夸耀。
北大举办了袁行霈老师纪念文集的首发式，我想起他一件事。大概20多年前，他说：“第一你生为人，第二你生为健康的人，第三你生为一个能够进学校念书的人，是应该感恩的。”我想是这样，有能力读书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有能力读书而且帮助别人那是更幸运的事情。这就是我今天想在这里跟诸位分享的读书体会。
我这次回学校，宣传部门说：“是不是要挂一下世界读书日？”我说：“不要吧。”我老觉得别的不用纪念，读书必须纪念，可见读书很弱势。如果是真正重要，比如娱乐、吃饭，没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节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出来说读书很重要，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不希望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