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思考，可以拯救世界
尽管我们拥有智慧，却是感情的动物。我们是不理性的猿，执着于靠不住的结论，容易采取思虑欠周的行动。我们建造出难以想像的毁灭性工具，而且随性使用。正如伟大的生物学家威尔森（E. O. Wilson）所说的，人类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具有“旧石器时代的情绪；中古时代的习俗；以及上帝般的科技。”
批判性思考，可以拯救世界
作者：古伦姆斯 来源：选编自《反智》
说到英雄，彼得罗夫（Stanislav Petrov）这个名字，完全称不上家喻户晓。我们口里不会提到他，纪念碑上也不会。然而，今天你我能活得好端端的，恐怕都得感谢这位默默无闻的俄罗斯人。
为何这么说？事情是这样的，话说1983年9月26日，彼得罗夫还是苏联国土防空部队的一名中校。他在塞普可夫十五号担任首席值勤官。塞普可夫十五号是一座地下碉堡，位在莫斯科市郊，这里安置了苏联飞弹预警系统（OKO），也就是苏联观测敌人弹道飞弹动静的眼睛。那是一段神经紧绷的岁月，当时冷战达到最高点，部署在欧洲各地的美国核弹系统令克里姆林宫愤怒不已，美苏之间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张。就在几星期之前，苏联刚刚击落一架南韩的民航客机，机上两百六十九名乘客全数身亡，包括一名美国的国会议员。
随着里根总统谴责苏联是“邪恶帝国”，两个超级强权之间的关系更是恶化到了拉警报的战争边缘──弥漫在双方权力走廊间的耳语，大大提升了核战成真的可能性。这两大敌对国家所掌控的核武火力之强大，再怎么描述都不嫌夸大。在二十世纪前半，物理学家揭露了核融合的秘密，发现了恒星如何制造出强大到不可思议的能量。接下来的几十年，美国和苏联双双投入巨资，探索这一点，然而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而是为了制造能够毁灭所有城市的核武器。动用如此致命的火力，将不会有胜利者──只可能有幸存者。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9月天，塞普可夫十五号的警铃声突然凄厉哀嚎起来，预警显示有五枚美国飞弹朝他们发射而来。以往不敢想像的情景忽然成真了：核战迫在眉睫！接受长期反覆训练如何应对此等局面的彼得罗夫，任务很清楚：他有责任通报上级，战争开始了。然后他们只能做出以下的回应：苏联也必须发射整批核弹头。苏联将会遭到摧毁，但是他们同样也会摧毁美国。而且在交火过程中，介于两大超级强权之间的所有国家，也将会被波及，如此方能让所有可能幸免于难的敌人，没有机会在灰烬中重新掌权。
对于如此严峻的前景，彼得罗夫再了解不过。而且他也知道，一旦这则消息上传到指挥链，苏联军方指挥官将毫不犹豫，立即摧毁敌人，做为报复。彼得罗夫每多耽误一刻，就要冒着让美军的突击更占上风的危险，而他的同僚军官们也不会看不清这个事实。对他们来说，此刻已经没有时间思考了──现在是明确行动的时刻。
然而，处身于如此严峻无情的压力之下，彼得罗夫却做出了不一样的决策。他当然通报了上级，却是冷静回报说：这是苏联飞弹预警系统的错误警报！他的同僚都吓坏了，但是身为首席值勤官，彼得罗夫说了算。接下来没有别的事可做，只能等着瞧，看看到底是中校说对了，还是他们全体化成灰。
我们今天能够安然无恙的活着，就证明了彼得罗夫的推理是对的。他的推理简洁雅致：如果美国真的发动核弹攻击，将会是倾巢而出。因为他们必须全面压制苏联的飞弹防御系统，才能一举将敌人从地表抹去。他们必定知晓苏联会以武力回应。如果攻击真的来临，一定只会是近乎毁天灭地的强大火力。区区五枚弹头，太不符合这个战略了。再说，地面雷达也没捕捉到丝毫确认攻击的证据。权衡种种可能性之后，彼得罗夫得出一个结论：可能性更高的解释是预警系统发生故障。正如事后所揭露的真相，彼得罗夫的推论完全正确──苏联飞弹预警系统所看见的弹头，其实只不过是低层云的反光，被侦测器给错误判读了。
由于彼得罗夫坚持要先推理，再做反应，避免了全面性的核战毁灭。按理说，他应该是被全世界感恩的大英雄。相反的，他却受到斥责，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在危机期间，疏于记录他的作为。然而这个要求是不可能的，一如他多年后回忆道：“我一只手里握着一支电话，另一只手中拿着一个对讲机，我没有第三只手可用了。”事实上，苏联军方指挥部对于他们的尖端系统竟然失灵了，感觉很没面子，于是急于推卸责任。
觉得自己成为代罪羔羊的彼得罗夫，后来有过一场精神崩溃。他于次年离开军队，进入一所研究机构。除了苏联军方高阶人员，没有人晓得彼得罗夫的作为，也没有人晓得我们大家曾经多么接近同归于尽。直到1998年，世人才终于得知彼得罗夫的事迹。即便到那个时候，彼得罗夫依然保持一贯的谦虚，直到2017年过世，都宣称他只是尽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已。
▍在排山倒海的压力下
这当然不是冷战期间唯一的千钧一发时刻。在苏联飞弹预警系统事件发生之前二十年，1962年10月27日，古巴飞弹危机达到高点的时期，一个甚至更惊险的危机出现了。就在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疯狂进行外交协商，希望能避免战争爆发之际，另一桩危机却在双方都不知晓的情况下，悄悄在北大西洋海面下酝酿着。
当时苏联潜舰B59被美国海军侦测到了，于是它就潜得更深，深到无法与外界沟通的程度。在美军兰道夫号航空母舰以及十一艘驱逐舰的追猎之下，B59舰上人员已经好几天无法和莫斯科取得联系。舰上人员完全不知道战争是否已经爆发。
美军为了要逼迫潜舰浮出水面，开始向水中投放深水炸弹。不令人惊讶，此举被苏联人解释为攻击行动。潜舰上三名高阶官员：舰长萨维斯基（Valentin Savitsky）、政委马斯伦尼科夫（I. Semonovich Maslennikov）、舰队长阿尔希波夫（Vasili Arkhipov）开会商讨对策。与莫斯科断讯的B59潜舰，有权自主决定如何应对威胁，而且必要的话，也有权动用潜舰上的T5核弹头鱼雷。然而，美方追逐者完全不晓得B59拥有这项核武器，还在继续对被围困的潜舰投放深水炸弹。
B59潜舰上的气氛很沉重。空调坏了，使得原本就狭隘的密闭空间，更像是一个温度攀升到摄氏五十度以上的大烤箱。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升高到危险的程度，而氧浓度则太低──两者皆不利于让人做出理性的决策。饮用水也同样短缺，潜舰官兵每天受限制只能喝一杯水。潜舰上的情报官奥洛夫（Vadim Orlov）事后描述，在美军深水炸弹持续轰炸之下，每一阵轰击晃动，感觉都像是“坐在一个金属桶里，被人在外面用大铁锤猛烈敲打。”
在这个炼狱般的环境里，惊恐的舰长萨维斯基，相信战争已然爆发。“外头可能已经如火如荼开打了，而我们受困在这里翻来滚去。我们必须猛烈还击，把他们都击沉，而我们自己也活不了，但是我们将不会沾污海军的荣誉，”萨维斯基如此宣称，下令官兵用一点五吨重的核弹头鱼雷，瞄准美军兰道夫号航空母舰。
政委马斯伦尼科夫同意了。一般说来，发射鱼雷的决策只需要舰长和政委同意即可。但是阿尔希波夫身为舰队长，位阶稍高于萨维斯基。因此B59潜舰想要动用核武器，必须三人都同意才可以。在萨维斯基和马斯伦尼科夫都同意交战的情况下，现在发动攻击的决定便完全落在阿尔希波夫的肩膀上了。只要他开口，兰道夫号航舰将会被核弹炸得尸骨无存，而此举也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时，克里姆林宫和白宫都不晓得有一个如此重大的决策在深海中进行着。按照历史学家斯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的说法，“这不仅是冷战时期最危险的时刻，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舰队长对压力并不陌生。一年前，他在K19潜舰服役时，潜舰上的核反应炉冷却系统发生故障。为了避免发生核熔毁事故，阿尔希波夫和官兵临时组装出另一套冷却系统，总算及时避开了惨难。但在过程中，潜舰官兵承受了惊人的高剂量辐射。虽说很多人因此辐射中毒，但终究及时避开了核熔毁。这起意外事件在苏联海军内部相当出名，阿尔希波夫的勇气也广为人知，而且备受推崇。
如今，困在焖热的B59潜舰内，所有人的眼光都落在他身上。面对同僚军官，阿尔希波夫坚定否决了他们提出的交战要求。双方展开激烈辩论，然而阿尔希波夫的主张仍旧是：发射T5核弹头鱼雷意味着全面核战将无法避免。阿尔希波夫辩称，在缺乏完整资讯的情况下，这样做太疯狂了；相反的，他主张浮出水面，重新与莫斯科取得联系。
最后，阿尔希波夫说服了同僚。
到了这个时候，白宫终于得知北大西洋发生的潜舰追逐事件，并下令准许B59潜舰安然返回苏联。在事情过后好一阵子，莫斯科或华盛顿都不知道世界曾经只差那么一点儿，就要毁灭，也不知道阿尔希波夫健全的头脑，防范了一场世界大战。几十年后，美国国家安全档案局的局长布兰顿（Thomas Blanton）简明描述道：“一个名叫阿尔希波夫的家伙，拯救了世界。”
▍扭转了末日危机
虽然彼得罗夫与阿尔希波夫可能永远都不会获得他们理应得到的赞誉，但是全人类都欠他们一笔人情债。除了各自扭转了末日危机之外，他们的反应还有一些共通点：在情绪高张的激动环境下，这两人都极难得的，采用了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结果可以说是真正拯救了世界。在排山倒海的压力下，他们还能逐一整理逻辑、机率、进行清楚的推论。也因为这样，我们今天才能安然存活于此。
我们这些人或许永远都不必去避免一场核爆灾难，但是我们应该从这两名苏联无名英雄身上，学到一件事：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是可以决定生死存亡的。
我们人类的推理、反思和推断能力，正是我们最精良的技能之一，或许也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最大特色。可以想见，这是我们成功的秘诀。我们能称霸地球，在某些方面来说，令人惊讶。就动物而言，我们人类不算特别强大──我们是没有皮毛、直立行走的猿类，体力微不足道。我们没法像我们的类人猿表兄那般灵活爬树。我们的体格也无法和健壮有力的猎食动物相提并论。在我们的天然状态下，我们受困于地面，不能飞行，也不能长时间停留在开阔的水域中，潜在水面下的时间就更短了。但是我们最傲人的天赋是一团只有一公斤多重、具有黏稠凝胶的肉状物质，它们被我们头骨的堡垒包裹保护着。自从人类在地球小心翼翼踏出第一步以来，我们独特头脑的超凡威力，就不只是弥补我们所欠缺的尖牙与利爪，而是已经成为我们得以崛起、攀上颠峰的特色之一。
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都仰赖我们脑中的一支繁复精密的化学与电子信号之舞的赐予。语言、情感、社会、音乐、科学、以及艺术，全都来自于我们有能力思考并分享这些思考。像这样的沟通能力，加上我们无限的推理能力，使我们成就出非凡的绩业。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得以重新塑造周遭的世界，依照我们的意愿来改变大自然。从原古到现在，我们始终被好奇心、深思、以及一股无法抑制的探索欲望所驱策。我们具有永不满足的饥渴，总是想要发现更多与周遭广大世界有关的一切，想要更加了解我们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的地位。我们越过最深的海洋，解开原子的秘密，甚至冲破我们所在星球的禁锢。
但是，不论我们的心智有多少优点，我们的推理却普遍存在缺失。尽管拥有杰出的硬体构造，我们还是经常犯下各种错误，从琐事到致命大错，不一而足。综观人类历史，这些错误曾对我们造成不少伤害，而现在，我们更需要理解自己可能犯下什么样的推理错误，因为此刻比以往更加关键──因为现在的我们，正遭逢有史以来最猖獗的骗子与傻瓜，从骗人的保健忠告，到层出不穷的假新闻和网路疯传现象。这些都不算新问题，但它引发的挑战规模之大，却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生存在一个只要动一动手指，就能即时取得大量知识的年代。然而吊诡的是，误解、矇骗和造假也同样拥有史无前例的自由，能够散播得更远和更快。
▍证据和逻辑何在？
不过，我们不用气馁。人类心智虽然常会犯错，但也同样具有从错误中学习的独特能力。只要我们能认出错误所在，就能避开错误推理的后果。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由半真半假和纯粹谎言组成的噪音（好比打麻雀运动里各种敲击瓦罐的声音），如果我们想要做出健全的决策，就必须学会如何区分信号与杂音，并注意和体察悄悄靠近我们的错误推理。
我们确实拥有一项非凡的优势：批判性思考能力。对于批判性思考，市面上有许多定义解释──《牛津英文辞典》给出的定义是“对某个议题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估，以便形成判断。”
在这里面，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学会如何追踪每条推断的路径，直到它的逻辑终点，我们得出的结论将远比单凭本能或直觉得到的结论，更为可靠。或许更困难之处，在于我们能否用检验他人信念般严苛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信念。我们必须让证据来引导我们，并随时准备抛弃错误的想法与信念，不论它们有多么令人感到欣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喜欢如此得到的结论，或者该结论是否吻合我们的世界观；问题只在于它是否源自证据与逻辑。
这样的反省极为重要，因为我们的世界观天生就是歪曲的。瑞典统计学家兼医师罗斯林（Hans Rosling）访问调查过全球数千人，询问五花八门的客观问题，从卫生保健到贫穷。结果他一再发现，不论智商或教育程度如何，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都极为不足。我们心中抱持的印象，经常与真实数据完全不符，而且这些印象远较证据所显示的更为悲观。在罗斯林看来，这是因为我们往往倚赖社群媒体来形成我们的印象，于是他评论道：“倚赖媒体来形塑你的世界观，就好像仅仅借由观看一张我的脚部照片，来形塑你对我的看法。”当然，现在的媒体不只有传统的电视、报纸和广播三巨头，现在大部分人都从线上获得新闻与资讯，绝大多数都是透过社群媒体。但是，剥除了传统媒体的监管人员和法规之后，这是一个谎言更可以快速深入人心的环境。
▍吸睛的标题，键盘上的义愤！
问题来了：我们不特别擅长侦测谎言！2016年，史丹福大学的研究员分别针对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测试他们对几篇文章的可靠度的判断能力。测试结果，套用研究员的话，就是“没指望”与“对民主造成威胁”。整体来说，学生全都很容易被误导，将可疑的资料来源当成正规的，他们甚至没有能力找出自己需要注意哪些东西来判断消息来源的正确性。一个网站只不过“看起来”光鲜亮丽，或是一个社群媒体帐号只要有大量追随者，就足以愚弄这些数位E世代的年轻人。譬如说，让史丹佛大学生去阅读一些源自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这是一个名誉卓著的专业团体）以及美国儿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这是一个公认的恐同仇恨团体）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同性父母育儿。令人沮丧的是，大学生竟然以为这两个团体的信誉同等卓著，没能看透网页之外的东西，或是做一点基本的事实查核。
据估计，社群媒体上59％被分享的文章，都是由没仔细读过内容的人所传播的。阅读一篇文章需要花费力气，然而单单根据吸引人的标题就分享文章，能够在社交媒体上博得名声，却又不必花费脑力。这种社交因素极为重要；线上分享能迎合我们的放纵，远超过传统媒体。2014年，著名的《科学》期刊上有一篇研究发现，从线上得知的不道德行为所引发的愤怒感觉，远强于从电视或报纸上得知同样行为所引发的愤怒。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内容的制作者及平台必须依靠分享来产生营收。
甚至连传统的非八卦报业媒体（它们的收入来源曾经仰赖可信的报导），随着实体产品的销量陡降，也被迫拥抱网路传播了。而能否获得大量线上分享的最佳预报因素，是什么呢？强烈的情绪！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汇刊》的一篇研究发现，道德感性语言能令政治内容在社交媒体上的扩散显著增加。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把我们变成义愤的引擎，盲从选择最吸睛的标题，不论内容的真实性或社会价值如何。
这样做或许有发泄情绪的功用，但却无益于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真要说会起什么作用，这样做只能让我们更深陷于抱团取暖；强烈的情绪可能引发更强烈的契合，但是这样容易令人驻留在意识型态团体中，而非超越它们。这种向自己人传道的做法，能带给我们满足感，但那终究是表演性的。愤怒不是一种成熟的情绪，它是一个棱镜，会将微妙的情境扭曲成误导人的非黑即白状态，将复杂的人物扭曲成默剧里的英雄或恶棍。
愈来愈多证据显示，传统媒体的衰微已经造成值得警惕的资讯碎片化现象。在策展个人的资源时，我们能随心所欲编造出任何动人的场景。但是就集体来看，却无法客观审视我们的资讯，而是放大能证实我们偏见和既定信念的东西，同时排除了有可能挑战它们的东西。借用流行歌手赛门（Paul Simon）的一句歌词：“人们只听自己想听的，其他都当耳边风。”现代论述的即时性，令我们习惯追求速度超过真实度，反应超过反省。
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我们真应当深深关注。2018年《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项大型研究，该研究深入探讨现代论述的破碎结构，分析了从2006年到2017年间，十二万六千篇新闻报导。研究人员的发现能帮助我们做出清醒的解读：不论采用什么样的衡量标准，欺骗和谣言都能蒙蔽真相，而谎言不断主宰叙事，谎言的传播较真相传得更远、更快、更深、也更广，所有类别的资讯都是如此，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假新闻，效果更为显著，超过恐怖主义、天然灾害、科学、都市传说或金融方面的假新闻。同样的，情绪化内容是该项资讯能否被广为分享的因素，而假故事也被精心制作来诱发噁心、恐惧、以及针对性的怒气。
假故事能酝酿不信任，让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两极化。不只如此，假故事对于还原真相具有很强的抵抗力──揭穿一桩虚构的故事所需花费的力气，远比最初编造它还要大得多。这一点当然没有逃过世界各地宣传家的注意，这群人深谙如何利用网路来散播各种可疑消息。就目前为止，普丁领导的俄罗斯，已经成为这个新阵线最热中的采用者──俄罗斯介入干预的铁证，发生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目标在于向敌对国家施加暗中颠覆的影响，手段是点燃对方内部的紧张与不信任。其中一个恶名昭彰的案例，就是位于圣彼得堡外围的网路研究局（IRA），里面有一群酸民，受雇潜行于社群媒体中，在全世界散播争端，并影响公众意见。
令人沮丧的是，尽管这些手段非常的偏激，但是却极为有效。美国的一所智库──兰德（RAND）公司，把这种宣传方式描述为“俄罗斯消防水喉”：大量，多管齐下，绝不松懈。虽然这些素材缺乏客观事实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它们的速度够快，而且一再反覆重申，还是能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当消息来自多重源头，又指向同样结论时，会显得更有说服力，即便这些说法本身充满矛盾。“俄罗斯消防水喉”散播的讯息不见得都是要说服我们，而是要把我们淹没在大量相互冲突的叙事中，直到我们像梦游般，步入一个迷茫的惯性中。这一切加总起来的效果，对于我们的信念具有不相称的重大影响。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伏尔泰有一句警语很出名，他说：“那些能令你相信荒谬事物的人，也能令你犯下暴行。”
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一定会同意伏尔泰在两百多年前所写下的话。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委托制作了一份希特勒心理侧写，得出令人信服的解读：
希特勒的主要规则如下：
永远不要让群众冷却下来；永远不要承认过失或错误；
永远不要承认敌人可能拥有任何优点；
永远不要留下任何选择的空间；永不接受指责；
一次专心对付一名敌人，并将一切罪过都推到他头上；
人们会更快相信一个大谎言，快过相信小谎言；
而且只要你重述大谎言的次数够多，人们迟早会相信它。
▍虚幻真相效应
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报告，不只对史上最恶名昭彰和恐怖的独裁者，做出一份述描；它还捕捉到专制本身的蓝图。独裁想要兴起，唯有破坏我们的分析判断能力，瞄准我们的成见，并利用我们认知网络里的缺失。希特勒是一名狡诈又高明的雄辩家，他天生就知道心理学家提到的“虚幻真相效应”（illusory truth effect）──我们倾向于因为一再重复接触到某则消息，而相信它是正确的。
希特勒当然不是第一个了解此道之人。很多人相信拿破仑一世曾经说过“修辞学里只有一点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重复。”研究指出，单单是重复谎言，不只能在我们不确定的议题上哄骗我们；有时候，甚至在我们已经知道正确答案的议题上，也能令我们改变态度，接受捏造的东西。
我们所认知的现实如此容易遭到腐蚀，是个令人困窘的概念，而且此时此刻，我们甚至亲眼目睹这种情况发生在当代政坛。这一切不仅会损害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理解，还会损害社会凝聚力。到处弥漫的谎言令我们对社会、对制度、以及对彼此的信心，为之破碎。而且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狡猾的捏造迅速填补了因为怀疑和不信任所留下的真空。仿佛这还不够惨，更糟的是，我们现今正好站在需要以思虑周密的行动，来应对重大挑战的关键点上，这些挑战从气候变迁的快速干扰，到冷战地缘政治的复甦，以及迫在眉睫的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大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的行动后果从未像现在这般影响深远。
尽管我们拥有智慧，却是感情的动物。我们是不理性的猿，执着于靠不住的结论，容易采取思虑欠周的行动。我们建造出难以想像的毁灭性工具，而且随性使用。正如伟大的生物学家威尔森（E. O. Wilson）所说的，人类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具有“旧石器时代的情绪；中古时代的习俗；以及上帝般的科技。”
当然，我们所有人免不了都有一些妄想或是不可靠的信念。但是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些对我们的感知，能造成多么剧烈的改变。想法不会孤立存在，信念也不会独悬于真空之中。我们接触到的所有资讯，会形成美国哲学家奎因（W. V. Quine）所称的：我们的“信念网”。我们的诸多想法是缠绕在一块儿的，而接受了即便只是一个可疑的信念，都可能意味着对其他概念产生螺旋式的冲击。
就拿“疫苗造成自闭症”的说法为例，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副教授列文诺维茨（Alan Jay Levinovitz）解释道：
为了把“疫苗造成自闭症”添加进你的信念网，必须先弱化你对科学权威的信任，并强化其他更高阶信念的力道……凡是留意过疫苗辩论的人，对于那些更高阶的信念，应该再熟悉不过，像是：天然的胜过非天然的，科学家都是为大药厂服务，主流媒体不可信任，你最清楚什么东西对你的身体最好。
阴谋论者的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相信某个阴谋论，会强烈关联到相信其他的阴谋论。某人一旦屈服于阴谋论的念想，就会开始看到无处不在的各种阴谋。
这一切会让我们走向两极与分化。而民主本身是很脆弱的，我们共享的世界只有一个，如果我们对于基本事实都无法取得共识，又怎能奢望找出解决方案，来应对所遭遇的困难？
解决方案在于采取以科学方法为中心的批判性思考，因为科学里头的想法都是先进且通过严格检验的。凡是禁得起批判性检验的科学想法，会被暂时接受，至于没能通过检验的想法则会被抛弃，不论它们看起来有多简洁优美。
这些想法里头，没有什么是天生合乎科学的。基本上，我们只是运用科学方法来检测这些想法，而非盲目接受它们。也就是说，这种批判性思考不只能针对科学问题，也可以应用在所有领域的问题上，从攸关自身幸福的决策、或是决定要买什么样的保险，到扭转全球性的危机。学会像科学家那样思考，能解放我们所需的理性工具，以便评量我们遭遇到的大量形形色色的主张，判断它们究竟合不合理。而且很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让我们辨识出可疑的论调以及误导的技巧。
这不只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定，而且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批判性思考是煽动家的克星。
伟大的义大利小说家兼哲学家艾可（Umberto Eco）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法西斯意识型态的十四项共同特性。他的观察来自历史上的独裁政权，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其中许多特性在现代民粹政治运动中，又再度复活了。这里头最主要的是一种可憎的反智和无理性态度，企图抹黑批判性思维。艾可指出：
对于法西斯主义类型的运动来说，思考是某种形式的阉割。于是，凡事都采取抨击态度的文化，就很可疑了。不信任知识界，永远是原法西斯主义的一个象征，从被声称是纳粹领袖戈林说的话（“我一听到有人谈文化，我就要拔枪”）到频频使用诸如“堕落的知识分子”、“蛋头学者”、“软弱的势利鬼”、“大学就是一窝窝的激进分子”这样的表达方式。
不令人讶异，这类运动的目标在于扼杀批判性思维，并抹黑那些鼓舞批判性思维的人。如果一个社会愿意去要求证据，去挑战不正确的说法，而且能察觉骗人的策略，那么它将会对暴君的攻击火力免疫。这种分析性思考（analytical thinking）对我们来说，并非完全出于天性──它需要我们多反省，而非急着反应，以及看重真实度胜过速度。然而它虽不是一种本能，却是后天可以学习的。
有人或许会认为理性是智能的副产品，但是智能与理性之间其实没有多大关联。智商高的人和智商低的人，都可能承受理性障碍之苦（所谓理性障碍是指，没有能力进行理性的思考与行为，即便拥有能够这样做的智力）。然而，和智商不同的是，理性很容易改进。2015年有一篇很有趣的论文，评量受测者有多容易被一般决策偏见所影响。事后，实验人员让某些受测者观看一段说明录影带，解释他们犯下的逻辑错误，或是要求他们玩一场专门设计来减少偏见的互动游戏。接触过类似训练的几个月后，他们重复犯同样错误的机率，大大降低了，而他们看出可疑说法的机率，则大大提升。
身为科学家，我有幸接受多年的分析思维训练。即便到现在，我依然在学习新东西，并改正旧的错误。身为科学传播者，我很高兴能和各种不同的人谈论他们对科学和医学的认识，并从他们的担忧、疑虑、以及困惑中，获得一些见解。过去这几年来，我花很多时间在尝试厘清大众心目中有争议的问题，从癌症迷思到气候变迁到疫苗接种，以及基因改造。我亲眼目睹种种黑暗面，像是费解的逻辑和不理性、阴谋论、被带入歧途的运动、甚至是原本可挽救的伤亡。而在这一切当中，有些功课如果我们早点学会的话，可能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敏锐一点。
作者｜古伦姆斯（David Robert Grimes），爱尔兰物理学家、癌症研究人员、科学作家。2011年获得都柏林城市大学应用物理博士学位，之后担任牛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钻研医学物理学和肿瘤学，目前与英国高等跨领域辐射研究中心（CAIRR）及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合作进行研究。研究之余，致力提升社会大众对科学的认识，并对抗伪科学的浪潮。
批判性思维是这样一种工具，初级使用者可以捍卫自己的观点，高级使用者可以评价和修正自己的最初观点。
批判性思维，越来越受到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关注，市面上也涌现出越来越多关于批判性思维的书籍。然而，多即是少，面对种类繁多的同类书，哪些作品最值得一读，成为广大学习者最挠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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