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不要活在新闻里
新闻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新闻是免不了要说人性的坏话的。就像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要在生活中维权，不要在维权中生活”，那好，也请你不要活在新闻里。——熊培云
不要活在新闻里
作者｜熊培云
在开始这篇文章之前，不妨先想想人类历史。你一定会轻而易举地想到许许多多黑暗的场景：冲突、流血、暴动、自杀，甚至大屠杀……公平总是理所当然，而不公正的事却长久萦绕于心，时而让你寝食难安。难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先生当年会这样感慨：所谓人类历史，不过是一个写满人性坏话的记事本。
那么新闻呢？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新闻一样在不断地说着人性的坏话：某些官员腐败了，侵占了大量民脂民膏；某地又发生了屠杀婴幼的惨案，而此前其他地方的相同罪恶早已经令人发指；某地有人自杀了，而且是几连跳；某地有人自焚了，有人推倒他家的房屋；某地有人在政府门前集体下跪了，为了解决问题；某人遭遇了巨大的不公正，而你对此无能为力……
天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新闻，你难免会心生绝望：这世界、我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么？当然，这样的绝望时间通常不会很长，常常转瞬即逝，人得学会积极生活，化解悲情，至少我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新闻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新闻是免不了要说人性的坏话的。就像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要在生活中维权，不要在维权中生活”，那好，也请你不要活在新闻里。
这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媒介素养的问题。所谓媒介素养，说到底就是受众接受、解读媒介信息的一种能力。
就个人而言，如果你能积极独立地思考，通常都不会天真地以为新闻里的“坏人坏事”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并由此得出一个“形势一片大坏”的结论，正如当年“形式一片大好”的宣传不能够遮蔽现实的贫困一样。就新闻事件本身而言，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对生活的取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伴随着自杀案与恶性杀人事件频繁出现，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即媒体的相关报道是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方面有些媒体着实需要省思。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经批评中国的一些媒体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杀人过程与杀人现场，唯恐读者不能身临其境。但另一方面，公众或者政府过度批评媒体的负面报道，难免有苛责之嫌。
作为一种平衡，其实重要的是改变受众的观念：一方面，需要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媒体报道远处的一场火灾，你却因此烧毁自家的房屋，不理智的显然不是媒体，而是纵火者；另一方面，全社会更要直面已然发生的不幸事件，以求彻底改造，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幼儿园不安全，要加强保安，更要消除“深层次原因”，而不是嘴上说说；有人自杀了，更要查找究竟是什么导致其走上绝路。如果一个工厂接二连三发生跳楼事件，这已经不是个体的绝望，而是集体性的绝望。
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许多人都在讨论“维特效应”。据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不但使歌德名声在欧洲大噪，而且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说“风潮”，显然是言过其实了。事实上，《少年维特之烦恼》也让很多人活了下来，帮他们消解了内心的绝望与忧愁，其中包括歌德本人。
新少数派力荐熊培云老师最具代表性的四部作品：
《重新发现社会》致力于捕捉近年中国的时代精神，梳理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辨析思想与主义的多重纠葛，重建国家伦理底线，扶正gong民的权益与价值，捍卫常识的尊严。本书曾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与《新周刊》年度图书奖。
《自由在高处》出版以来加印三十余次。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盘活自由，拓展生存，积极生活？本书被誉为“一部让年轻人成为自己的启蒙书”。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熊培云老师沉潜数年的心血之作。以小见大，通过一个村庄的历史，反映现代中国百年历史的发展脉络与兴衰。
《慈悲与玫瑰》“致敬所有孤军奋战的灵魂”，在审视自我的同时，谈人如何与社会和他者共洽？如何获得幸福感以及生之意义？如何在逆境中自处自救并成功突围？
秦晖老师：思想自由的国度并非尽善尽美，但它恰恰恰是值得理想主义者去追求的，也只有理想主义才能突破“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建成这种“思想国”。另一方面，以实现“尽善尽美的理想”为理由去扼杀思想自由，结果只能是：只准我想，不准你想；既无“思想”，何谈“理想”？—— 熊培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梁文道老师：一路看下去，你会以为《重新发现社会》其实是自己写的。因为它谈的课题，恰巧是你最想谈的；它走进那个课题的取径，恰巧也是你自然而然会选上的那条路；甚至它的语气，它的说话方式，也和你内在的声音一致，恍如己出。
熊培云老师无疑是这个时代清醒而明亮的声音之一。他写作，让思想既不悬浮于空，大而无当，也不让其沉没，而是让其成为每个人重新思考，找到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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