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的不是中国的未来，而是我看到的现在的中国，地方上的普通人的生活。——何伟
何伟，一个热爱中国的美国人，当大多数美国人都只关注国家领袖和重大事件时，他却试图让美国人了解到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让美国读者能够明白中国并给予尊敬。
近日，网友在豆瓣流传，何伟即将离开川大，因为学校没有给他续签合约。接着，何伟委托好友何雨珈正式发表英文声明：暂时离开，享受在川大的教学经历和成都度过的美好时光，希望以后再回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能重新返回中国。无论如何，我们都在成都留下了极其美好愉快的回忆。”
何伟热爱中国，他前后在中国度过了共十多年的时光，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进步和文明，他也亲身参与了中美的友好交往，并且改善了美国大众对中国的看法。他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他的即将离去可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逝去，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既是一种遗憾，也有一点惶恐，未来的世界，可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作为亲身参与了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美国作家，他的著作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何伟英文原名叫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1969年6月14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他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他的代表作《江城》《寻路中国》等是脍炙人口的描写中国社会的大作。人们称他是中国问题专家，是“比中国更懂中国的美国人”，他自己则说：“不做中国问题专家，只做一名想要理解中国的外国人。”这可能是他的作品那么感人的原因之一，他不是为了假扮上帝指点江山，告诉中国人应该怎么做，而是忠实地记录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让读者自己主动思考。何伟小时候对外国的事情不感兴趣，特别是中国，“如果那时候你问我，中国大陆和日本和台湾有什么分别，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何伟的父亲是个社会学家，这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父亲在工作的时候也采访过好多人，是特别爱说话的一个人，很会讲故事，对什么人都感兴趣，不管是工人还是地位高的人，他父亲都跟他们交流。父亲是要提高他的观察力，小的时候他们总是这样做。而父亲这种习惯也是从他的老师那儿学的。他父亲是匹兹堡大学的博士，60年代在匹兹堡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社会学家，名字叫Peter New，这个人特别受学生爱戴，因为他是个观察力特别强、特别会讲故事的一个人。实际上何伟的英文名字Peter，也取自于这个Peter New。Peter New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国人，他的汉语名字叫牛康民，在上海出生、长大，他高中时去了美国，在美国就读于达特茅斯大学。
牛康民的嗓门洪亮，他很喜欢讲故事，他的幽默感特别好，他也是一个爱说话、爱观察的人，即便远离故土，他也能四处为家，这是何伟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因为牛康民身高超过一米八，这使得何伟从小就觉得中国人身材魁梧，无所不能。因为何伟在小的时候没有看到其他的中国人，就是他一个人，以为他就代表全中国了。只要我听到“上海”这个词，何伟说，“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充满巨人的城市画面。”何伟开始慢慢对中国感兴趣，后来何伟发现牛康民的背景特别有意思：他的爷爷叫牛尚周，1872年，他的爷爷是清政府派去美国读书的，就是下面这张图里最右边的小孩。那时候清政府有一个工程，叫幼童留学计划，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中国要发展，要向外国人学习，所以派了130多个小孩儿，去美国的名牌学校留学。
牛尚周去的是埃克塞特，一个很有名的寄宿学校。他们大概是在美国待了可能接近15年的时候，然后要回中国帮助建设国家了，但那是在清朝末年，他们有好多问题，这个工程后来被停办了，所以他回到了上海。
有人说，这个工程没有成功，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影响特别大。后来牛尚周的儿子牛惠生也去了国外学习，去了哈佛大学。然后牛惠生回了上海当医生，跟他的弟弟一起。他们在上海有一个私人医院。
牛康民就是在父亲牛惠生的私人医院长大，在1985年，他突然去世。当时何伟只有16岁，那时对中国还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实际上他对何伟了解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何伟也没有跟他说过几句话。
牛康民对何伟影响是间接的，他影响了何伟的父亲，何伟的父亲又影响的何伟，而这件事的起点竟然是清朝幼童留学计划，最后何伟竟然也来到了中国，并记录了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就想实现却在当代才实现的发展之梦，历史的螺旋让人惊叹。
27岁时，何伟来到中国，并开始学习汉语。他开始发现，牛康民给他的影响特别大，因为Peter New是他父亲的老师，他的观察力和他的角度，对何伟特别有影响。
牛康民的角度，不是简单的角度，不能说他的角度完全是美国的，或者完全是中国的，因为他有一些文化是中国来的，有一些是美国来的，所以何伟觉得他的思想比较灵活，比较有弹性。
何伟刚到涪陵的时候，显得有点傻，因为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于是他开始学牛康民，有的时候变成一个外国人。这是一个好处，他跟人采访，可以说：“对不起，我不懂啊，你可以再告诉我，你可以再说一下。”
这很自然，在中国有好多人很有耐心，如果是个外国人，如果还是作家，他们就更有耐心。而且每一次他们回答，何伟可以发现新的东西，新的细节。
何伟在中国比较喜欢采访的是农民，还有工人，比较普通的老百姓，因为他可以跟他们讲好长时间，他们很有耐心。也正是在这样的一次次采访中，何伟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爱上了涪陵，也爱上了中国。后来他把这些故事整理成书，就是专门写涪陵，这本书就是著名的《江城》。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就是所有内容都是真的，不能创作。《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在这本书里他写道：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何伟去浙江写《寻路中国》的时候，写了特别简单特别小的一个工厂，可能只有十几个工人。他去了好多次好多次，研究这个厂一共有超过两年的时间。
工人们有时候问他：你还没有写文章吗？我们是那么差的一个工厂，你为什么对我们感兴趣呢？
他们可能想，他们是好差的一个工厂，何伟可能是好差的一个记者。但是他们还是有耐心。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有时候人们怕何伟是一个间谍，是要做同样生意的竞争对手派来的。所以何伟也经常给他们一些证据，比如给他们看自己写的文章，或者一本什么书，在中国的网站等等。
从1996到2007年，这段时间何伟几乎都在中国生活，他在中国边走边看边写，从涪陵到北京，到浙江，再到更广袤的东北、西南，他完成了自己的著作。这些年也是中国变化最快的一个时期，那时，内陆城市的变化可能要比北京上海更大。何伟也觉得在涪陵时自己的变化最大，他坦言“离开涪陵之后，自己就没有那么多变化了，也比较稳定了。”
谈到中国的未来，他说，“我喜欢的不是中国的未来，而是我看到的现在的中国，地方上的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一直是他作品里的主角，他对政府这块领域不是很感兴趣，虽然偶尔也会写当地的一些干部是怎样的，比如涪陵的一些领导，但是并不涉及高层的领导。通过记录真实的中国乡村，何伟希望联接到中国的过去，也想探究中国未来的可能性。而这其中他始终聚焦的，是中国最普通的人。一个个普通人的际遇，共同构筑了这个时代的侧脸。
▌最重要的就是真实
何伟说，喜欢写一些让他花很多时间与他们在一起的人。最好让这些人足够舒适，自己只是观察，而不是互动和提出问题。这么做是为了尽可能的保留原汁原味的真实。
何伟将镜头对准日常，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困境。他在公园、茶馆、面馆间游荡，认识了面馆老板、顾客、司机、小商小贩......他和这些社会上的人建立起亲密深厚的关系。
他认识到，这些社会上的人需要运用自己的头脑、运气加努力赚钱，他们为的只是过上好日子。
通过何伟的文字，中国人透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看见自己的国家，获得新奇又震撼的体验。他文学化的非虚构写作方式，对许多中文写作者产生了巨大影响。
他说非虚构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必须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同时也可以借鉴虚构写作中的一些方法，这体现在写作手法、风格上面。
2010年后，何伟曾举家移居埃及开罗。2019年8月，他又全家回到中国，搬至四川成都，并于同年秋季起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教授的内容就是非虚构写作，他想让更多人学会用真实而又有趣的文字记录被忽视的历史细节。然而，可惜的是，现在他就要离我们而去了，他这次离开，不知何时才能再次返回中国。
在中国的这些年，他留下的除了十几年和家人一起在中国的美好回忆，还有他献给中国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留住了我们那些走向开放、文明和进步的岁月。为此，我们诚挚推荐“何伟作品集”：《江城》《寻路中国》。
这套书研究的是关于中国的核心课题：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
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这套书的重点不在于去解读著名的政治人物或文化人物，也不去做大而无当的宏观分析，而是通过叙述一个个最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的经历，描写他们平凡生活中的细节和意外，从另一面来展现中国的剧变。
《南方人物周刊》：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中国的青年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华尔街日报》：毫无疑问，彼得·海勒斯（何伟的英文原名）是最关注现代中国的具有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他对当代中国的描写，极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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