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的讨论，向来有两个尺度，一个是民主主义的尺度，一个是自由主义的尺度。基于价值偏好的区别，这两种尺度一个倾向于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一个倾向于自由主义民主对民主理论的终结，萨托利无疑是后者中的首倡者。直接民主主要指古希腊雅典的城邦民主，它是一种古代民主；而间接民主主要指代议制民主，它属于现代民主的范畴。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根本区别是“直接民主就是人民不间断地直接参与行使权力，而间接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体系”。萨托利从三个角度论证了直接民主的不可行性。首先，从民主的行使主体而言，现代人与古代人有很大的区别。雅典直接民主的实施需要公民具有高度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大量的闲暇时间，亚里士多德把这样的人称之为政治人，并将从事政治事务看做一种公民荣誉。然而，雅典的直接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度的基础上的。而现代人与雅典人正相反，现代人是经济人不是政治人，大部分人首先必须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与私人利益相关的生存性工作中。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代社会有一个明确的公私界限，人们不怎么关注公共事务。其次，从直接民主的实践经验来言，普通人不具备参与政治的能力。在雅典，直接民主实际是受到少数人操纵的民主。因为在公民大会等民主机构中，提出各种议案和以自己的演说及影响左右会议进程的，经常是受过较多教育、有广泛社会联系，因而知识较多、能言善辩的富人。而现代群众心理学和精英主义理论也同样证明了大众不具有参与政治的能力，他们对与自身利益之外的事缺乏判断力，他们容易受外界影响和被媒体操控。最后，从民族国家规模而言，直接民主不具有可行性。总体而言，民主“可以获得的自治强度与所要求的自治广度和持续性成反比”。在复杂庞大的现代社会，以公民亲自参与政治决策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和权威贬值的政治后果。“民主卷入的人越多，他们的参与效力就越小——其结果是一个消失点。因此，如果直接民主涉及到的是广大的领土和整个民族，它就会变成一个无用的公式”。直接民主只有在规模较小的城邦中才有实现的可能，而在领土广阔的现代民族国家，直接民主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在否定直接民主可行性的基础上，萨托利提出了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本质区别，“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是我们受着代表的统治，而不是自己统治自己，它不是一个保证人民行使权力的体系，而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体系”。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不需要大众的积极参与，只需要提供给大众监督统治者的手段，并有机会将他们撤换。尽管自由主义民主在西方近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主流的地位，但20世纪60年代，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盛行和“行为主义”对理论建构的轻视，自由主义民主在西方遭遇了一场“意识形态”危机，在理论论战中节节溃败。面对这种不利局面，作为自由主义民主和西方政治制度坚定信仰者的萨托利感到忧心忡忡，他深知要恢复自由主义民主的声誉，需要应对来自各种批判性民主理论的挑战。自由主义民主最核心的特点是强调自由优先于民主，自由是民主的前提和目的。在60年代，民主突破自由的限制成为大众追求的一种核心价值。在很多理论家看来，自由主义成为了限制民主而不是推动民主发展的因素。一时间，工业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参与民主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强调民主应该突破政治领域的限制，向与人民生活更为相关的社区和工作场所发展。参与式民主是当时对于自由民主冲击最大的一种理论，无论是麦克弗森从批判自由主义民主的角度，还是佩特曼从建构参与民主理论的角度，参与式民主都直指自由民主的软肋，揭露其作为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背后反民主的本质。为了回应参与民主等理论对自由民主的挑战，萨托利提出了没有自由主义民主就没有民主的观点。为证明这一观点，他强调了自由与民主的区别，将自由主义民主看做自由与民主平衡的产物。民主的本质是平等不是自由。但“自由先于平等而存在。没有自由，人们甚至无法提出平等的要求”。正因为自由与民主代表不同的价值，萨托利强调自由对民主是不可或缺的，自由是民主存在的前提。当人们开始质疑自由民主时，萨托利提醒人们注意民主走向反面的危险。当“自由的境况一旦刺激了要求平等的欲望，自由的理想便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平等的吸引力则证明更为强大。因为“平等产生的结果是提供实在的利益，物质的利益，而自由的利益却不可捉摸”。基于此，萨托利认为当时时代人们面临一个基本的选择：是要自由主义民主之中的经济平等还是要自由主义民主之外的经济平等。在他看来，前一种平等是贯穿自由的平等，后一种平等是敌视自由的平等。“敌视自由的平等要到社会主义那里去找，而与自由协调一致的民主则寓于反社会主义的民主中”。反社会主义的民主，需要将人们追求平等的需求限定在不伤及自由的程度，超过一定限度，平等就会毁掉自由。如果国家变成了全能的国家，我们的各项平等便会和我们的自由一起消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萨托利坚持“要么是自由主义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只要自由主义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一个学者，无论他支持什么民主，如果他们对自由主义民主这一民主政治的前提妄加轻视，甚至不予考虑，那是不可能实现任何他想要的结果的。任何一部理论作品都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对于萨托利而言，他所处的时代，如果说有什么对自由主义不利的环境的话，那就是人们总是将自由主义看做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观点无疑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谈到马克思主义对民主理论的影响，萨托利指出，“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大量文献论述的是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可是，如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理所当然的谈论资本主义民主。在人们看来，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设计成政治上层建筑的经济制度。”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姻，在萨托利看来，是对自由主义理念和信誉最大的伤害，也是其他民主理论攻击自由主义民主的口实。为此，萨托利进行了一项创新性工作，就是将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剥离。这项工作是萨托利非常具有独创性的工作，在他之前，没有哪个学者想到将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分离开，并将自由主义作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单独称谓。萨托利之所以进行这项工作，是因为在他看来，为自由主义民主正名最关键的步骤就是使其与备受指责和仇视的资本主义脱离关系。萨托利承认，自由主义与民主的结盟总体来说是很成功的，并且在这种关系中，自由主义占了民主的上风。但这种上风不能以自由主义获胜的面目表现出来，反而需要掩饰这种胜利。为了掩饰自由主义相对于民主的胜利，自由主义放弃了其身份，转而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这一让步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出于政治目的的让步。究其原因，是由于自由主义因为与资本主义联姻过甚而遭人嫉恨。当人们将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捆绑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怨恨无疑会牵连到自由主义的声誉，而很多反资本主义力量提出的方案便是将自由主义抛弃，建立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政体。萨托利对这种被普遍认同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关性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论证说，工业革命的信条不是自由主义，而是自由竞争、自由放任主义和曼彻斯特学派。那时候应当创一个新名词——经济放任主义，去表述与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相关的一些理念，但由于人们没有做这种创新，非难就落在了作为不可分割整体的自由主义头上。于是，自由主义让人更多地联想到经济现象而不是政治现象，最后，它被称作资本主义，遭致工人阶级的长期仇恨。直到今天，多数作者谈论古典自由主义时，仍把它当作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因而严重混淆了自由主义和经济放任主义。事实上，洛克、孟德斯鸠、麦迪逊、贡斯当等自由主义理论家都不是经济放任主义的鼓吹者，对于他们来说，自由主义意味着法治和宪政国家，自由是政治自由，不是贸易的经济原则，更不是适者生存的法则。在他看来，“驯化绝对权力是自由主义的精髓”，“自由主义涉及的是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是“保护公民免于国家压迫的自由”。根据自由主义的独特精髓，萨托利将自由主义定义为“自由主义就是通过宪政国家而对个人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予以法律保护的理论与实践。”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政治民主。如果人们谈论政治民主，那他就是在谈论自由主义，或者至少是自由主义民主。提起“民主”，总有种五味杂陈的感觉，因为很多人对这个词的误会太大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观念混乱的时代。有人过于神化“民主”，对“民主”无限崇拜；有人则无限贬低“民主”，持续的对其进行攻击，使其严重污名化。这些都是由于没有理解民主的本意。
民主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运行无比重要，这一点相信没有人反对。但是对于民主一词的模糊和误解，妨碍了人们的认知，为当代社会带来了太多不必要的纷争。因此，正确的理解民主，看清民主的本质，成了每一个现代公民的必修课。
为此，新少数派诚挚推荐萨托利作品《民主新论》，读懂民主的逻辑。
本书并不难懂，反而异乎寻常地平易近人，作者旨在用尽量通俗的语言，为读者讲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以及民主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
本书把民主理论抽丝剥茧，讲得宏大而细致，冯克利老师说，“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也不算溢美之词”。
本书中萨托利公开宣言，“在我看来，民主就是西方式的民主”，“我在本书中所谈的一直是自由主义民主”，“我强调了民主不过是自由主义民主的简写”。在西方民主理论学者中，公开声明自由主义民主即为民主本身的，萨托利是第一人。
本书能出版，可以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一版仅内部发行，还省去了论证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经过多次再版、重印，直到1998年，终于补上了删去部分，全本新版，公开发行。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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