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下乡当农民、参军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吉林大学历史系本科，1982年吉林大学历史系硕士。1985年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其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述甚丰。
写在前面：媒体报道：近日，河北燕山大学教授李子丰研究项目宣称已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该项目日前被推荐入选2021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
于此，老编不由得想起文革期间革命学者对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的大批判运动。在此转载两篇旧文，以飨读者。当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对“新知”有着如饥似渴的追求，罗素、杜威等都曾应邀来华演讲，成为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界的盛事。对爱因斯坦，中国知识界自然也是无比钦佩，蔡元培等人曾力促其访华，但终因中国国内局面混乱而未能实现，他仅在1922年末从欧洲乘轮船访问日本时往返路过上海停留了两三天。他绝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他的相对论和他本人竟会在中国大遭批判，成为中国政治斗争的一个“题材”，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对此，有关研究、介绍已多，胡大年的《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则是其中集大成者。此书以详实的史实对这段离奇荒诞历史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叙述和深入分析，引人深思。从1917年中国开始介绍其学说与思想到1949年中国巨变的这三十余年间，爱因斯坦及其学说在中国的形象无疑是“正面”的。但从50年代初起，出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需要，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开始受到“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的指责、批判，他的形象陡然由“正”变“负”，他的学说在主流媒体受到“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批判，甚至他在二战时为战胜法西斯而提出的要加紧制造原子弹的要求也被批判为“事实上已经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因为在美帝国主义者手中，原子弹成了讹诈和威胁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工具”。不过，他的科学思想此时并未受到严批，“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是这一阶段对他的“标准判断”。然而，“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达到顶点，批判的重点却是他的科学思想，即相对论。1968年3月，在中科院“革委会”的支持下， 中科院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对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立”，由于批判相对论为其主要内容，所以被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而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毛泽东主席的女婿孔令华。“![]()
油画《爱因斯坦在上海》/ 俞晓夫作显然，孔与毛的特殊关系增加了学习班的权威性，并吸引了其他人加入进来。”（第181页）他们首先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以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为指导批判相对论，因为只有“把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深批透，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但要真正要从科学上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非易事，所以这一篇篇“批判”、“打倒”的文章，只能是不断重复政治性指责，相对论被说成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而作为狭义相对论的两项基本假设之一的光速不变原理被批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政治观点的深刻反映，因为恒定光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
他们明确说道：“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第183－185页）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掌管意识形态大权的陈伯达自然明白此时批判爱因斯坦的“意义”，所以一直积极支持、指点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此时，林彪、陈伯达集团与江青、张春桥集团的“结盟”已开始破裂，得知陈伯达在北京支持、主导批判相对论后，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在上海组织了对相对论的批判，批判其要害是相对主义，它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这些文章同样也只能重复政治性批判，只是调门更高、更加激烈一些，如：“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典型”，“不把相对论之类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第195－201页）他们甚至对爱因斯坦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帝国主义需要相对论这样的‘科学’，需要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有一点却始终不渝，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杨建邺：“‘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3期）陈伯达自然不甘落后，1970年4月指示中科院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并计划在北大召开批判相对论的万人大会，发起要让中小学生也参加批判相对论的群众运动。但此计划因其在1970年秋的“庐山会议”上垮台而未能实现。在北京、上海两个“批判相对论”小组的背后，原来还有林彪、陈伯达集团与江青、张春桥集团为“争宠”的争权夺利！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陈伯达集团从中国政坛“出局”，但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批判并未停止。这时的批判，除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全面专政”这个一般性背景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所指”，即以“批判相对论”而将矛头指向此时正在艰难批“左”的周恩来。相对论从陈、张争宠的“道具”又变为“批周”的“靶子”。原来，“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乘势“批左”，多次提出要重视“文革”以来受到严重破坏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1971年11月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还公开赞扬了爱因斯坦，想以此提高理论科学家的地位。然而，周恩来的“批左”不久就被迫中断，并受到“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批判。而“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反击周恩来恢复中国科学和教育发展所作努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前，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一直不断。（第196－202页）从1968年到1976年，在中国大陆曾发生了一起我国科学史和20世纪科学史上一桩令人痛心的事件，那就是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一次极其荒谬的“批判”。这次“批判”，其水平之低下和手段之恶劣，可以说让人瞠目结舌；如果说它是一场“批判”，倒不如说是一场想灭绝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大阴谋，而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只不过是实现这阴谋的一个可以利用的幌子，因为在所谓“批判”中根本没有任何一点点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有的只是无赖和强盗似的胡搅蛮缠和血口喷人罢了。 这个批判运动是由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首先发起的，而这个“学习班”于1968年3月成立。在成立之时，这个“学习班”依照《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精神宣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科学前进最大绊脚石之一”，他们将“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这个“学习班”我们下面简称为“批相班”。 “批相班”于1968年6月炮制出第一篇“文章”，这篇所谓的“文章”，几平毫无科学见解。他们声称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大言不惭地吹嘘，“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彻底进行社会主义的形势下开展起来的科学大革命”。还说“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革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即将出现在世界东方辽阔的地平线上”。 但这次伟大得“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革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科学革命，到底有哪些基本物理思想有了突破呢？是什么新的思想在孕育、催发科学将发生革命呢？绝对没有！从“批相班”提出的几条“论点”来看，实在荒唐得可笑，人们只会感到中国大地上忽然冒出了许许多多的魏兰德的阴魂，他们根本不懂相对论，却想把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精神置于死地。 例如他们批判说：“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他们甚至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究竟谁开第一枪岂不无法作出客观的判断了?这哪里是什么“批判”，纯粹是胡说八道。但是谁要是不赞成他们的“批判”，谁就会大祸临头，就会被扣上“卖国贼”、“反革命”的大帽子。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实在看不下去，指黄“批判”者们说：中国和苏联都在地球上，同在一个参照系里，从相对论推不出上述的结论。竺可桢先生不是研究物理学的，但是他能一眼看穿这些“批判”是什么货色。 还有吏荒谬绝伦的“批判”，他们说，光速不变原理“深刻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极限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这可真正是极其荒唐的“批判”！在进行了如此这般的“批判”之后，如像当时所有的“豪言壮语”一样，他们立即宣告：“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必须迅速发展起来，自然科学发展真正的新纪元一定会首先在我国到来！” 的确是“做梦都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大学教师在大学课堂上讲“力”时，介绍了常见的一些相互作用力以后，一位“大学生”立即像“批相班”的人一样严厉地“批判”了这位教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力，你为什么不讲!?”教师莫名其妙。“大学生”说：“毛泽东思想威力!这是任何一种无法与之相比较的力！”
由此不难想像，这种比半个世纪前魏兰德、勒纳等人批判相对论还要荒诞的“批判”，会给中国科学带来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到了1970年4月，当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陈伯达，甚至号召中小学生也来批判相对论，说：“中小学生思想活跃，眼光敏锐，兴趣广泛，很有生气。”这简直是拿科学开最低级的玩笑；试想，这样的“群众批判运动”会是什么样的批判?
当时的上海理科大批判组还极尽造谣诬蔑和人身攻击的能事，他们在1970年发表的文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写道：“帝国主义需要相对论这样的‘科学’需要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是下跪。有一点却始终不渝，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这样的文章，居然登上了全国最高级政治杂志。 在一本由上海理科大批判组写的《爱因斯坦》的初稿中，他们完全不顾事实、信口雌黄地写道：“爱因斯坦一生，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有不满现实的一面，是为副；又有反对革命的一面，是为主。”“他高喊，科学家应该联合起来，对政治问题不应当采取沉默态度，应当跪在资产阶级面前，乞求自由、民主、平等。” 通过引用的这极小一部分的资料，就足以看出，在“四人帮”专制时期时，是如何严重地阻碍和破坏科学的进步。1930年，爱因斯坦就说过： 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质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移的定律。 爱因斯坦发现的这条“千古不移的定律”，无论对于历史和现实都有重大的意义。 科学自身的特质，就离不开自由，就与专制是势不两立的，任何专制者都一定会迟早拿科学和科学家开刀。纳粹时期如此，麦卡锡时期如此，“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纳粹时期，专制者把科学分为“德国的”和“犹太人的”的两种；麦卡锡时期把科学家分为对美国“忠诚”与“不忠诚”两种；“文化大革命”时期则把科学和科学家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种，这统统是为了不可告人目的而颠倒是非、指鹿为马，是对科学的污蔑和诋毁。自然科学从来不属于任何特定的阶级，它属于全人类，自然科学中的学术权威也同样如此。 1971年11月，正当“批判”的恶浪一阵高似一阵之时，周恩来在接见意大利前总理、社会党领袖南尼时特意指出：“犹太民族出了一些杰出的人才。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这句现在听来极其平凡的话，在当时对“批相班”幕后指使人可谓当头棒喝。还有许多正直的科学家如竺可桢副院长、周培源教授，对这种倒行逆施作了机智的斗争。例如1971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周培源就公开发表了反对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意见。商务印书馆还利用机会，巧妙地将许良英、李宝恒等人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于1974年和1975年相继付排，并于1976年1月将第一卷印出，第二卷于1977年3月出版；第三卷则在1979年10月出版。 “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结束后，中国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人们终于有了封面为淡绿色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到1994年已经是第4次印刷了。1979年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科学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还出版了《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国外最好的几本爱因斯坦传记的中译本，也先后在国内出版；至于国人自己编写的爱因斯坦传记就数不清有多少了。1999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斥巨资启动了一个更大的工程，出版《爱因斯坦全集》。 爱因斯坦著作的陆续出版，是我们“最大限度地追踪爱因斯坦的思想、生活及科学活动，从中领略到科学和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深远影响”的最好机会。同时，这也是我们纪念爱因斯坦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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