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本质：利益驯服激情
本文整理自东方历史沙龙第34期：跨越边界的思想旅行:赫希曼及其《欲望与利益》（2015年3月28日，万圣书园醒客咖啡），嘉宾为冯克利（山东大学教授，《欲望与利益》译者） 、罗卫东（浙江大学副校长、教授），主持人为李礼（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沙龙由北京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以下内容摘录自现场两位嘉宾的发言。
资本主义的本质：利益驯服激情
主讲人：冯克利、罗卫东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微信ID：ohistory
冯克利：说起来这本书跟我有缘分，这本书在2003年的时候国内出过一个版本，我看了以后特别喜欢，印象很深。当时我觉得译本有点问题，译文不是太通畅，这么好的一本书有点可惜，我还特别写了一篇两三千字的短文，登在北京一家报纸上，介绍了一下这本书。这本书没几年之后就绝版了，很多研究思想史的人对这本书都非常看重。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篇幅比较小。读书人都知道现在翻译像这种书和义务劳动差不多，报酬很少，我完全是出于个人喜爱做这个事。
这本书作者叫赫希曼，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就我的脑子里能记住的那些大学者，好像没有一个人像他的经历那么传奇。
罗卫东：维特根斯坦可以跟他比一比。
冯克利：维特根斯坦就是参加过一两年的战争，然后受伤，在战俘营里，他的经历和赫希曼比差得还是很大。赫希曼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在欧洲受教育，毕业以后正好是西班牙内战，他就到西班牙帮助共和军打内战去了，打了一段时间他又离开西班牙，弗朗哥上台之后共和派也失败了。很快希特勒上台了，很多犹太人流亡到国外，赫希曼又和一个朋友一起帮助犹太人从欧洲逃亡。他救的人中最有名的就是汉娜·阿伦特，还有很多艺术家、学者，通过他建立的渠道从欧洲逃到了美国。二战时他又参加了美军，因为他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英语都非常好，就在军队里面当翻译。
纳粹战败的时候，他是参加审判纳粹的翻译官。二战之后美国制定了马歇尔计划，他参与了马歇尔计划的实施。马歇尔计划结束以后，他又加入世界银行工作，然后到南美洲去搞经济发展项目，在委内瑞拉呆了很长时间。他大概到了40多岁快50岁时才真正进入学术圈，先后在加州伯克利、耶鲁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书，研究发展经济学，这可能和他之前在世界银行、拉美做经济发展项目的经历有关系。
过去国内翻译过他的《经济发展战略》，还有另外一本经济学的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大体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政策性的经济学家，并不是理论经济学家。但是他建立的模型在经济学界非常有名，对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帮助。
他到了60来岁的时候开始写《欲望与利益》这本书，和他过去的经历毫无关系。这个书一出来好评如潮。赫希曼的经历这么复杂，就他的知识结构而言，好像他过去的经历、他所受到的教育都不足以给他知识的支持让他写出这样一本书来。但是这个人确实非常聪明，他所有的书有一个特点——没有宏篇巨著，包括这本，还有《反动的修辞》，也是大概十万字上下的小册子，《经济发展战略》也是一本小册子。他善于写很小的东西，但是里边充满了睿智。这本书可以算是政治思想史，也可以算经济思想史，还可以算文化史、风俗史，可以跨很多学科，甚至还可以算商业史。
他写这本书的灵感实际上来自于《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一句话：“幸运的是人们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书名的两个关键词“欲望”与“利益”就来自于这句话。他从从这两个关键词里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现代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看到了价值观念的变化。他的专业虽然是经济学，但是他肯定阅读了大量其他的历史著作，对两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在欧洲形成以来的思想史、文化史、观念史都很熟悉，所以这句话就触动了他。
欲望在英语里是passion，一般译为激情，指很强烈的感情性的反应。但激情在中文里往往是比较正面的形象，我觉得不合适，就译成欲望。西方人的概念里面，像贪婪、好色、报复这些比较恶劣的、强烈的人的感情冲动，都可以用passion来形容。要受到这些东西的支配，人生就往往会被破坏。只有驯化了这个东西才能变成一个理性的人，行为合理的人。这样，职业也好，交友也好，能形成合理的能让人稳定预期的行为方式。
这本书主要是讨论18世纪以来欧洲的商人阶级。在这之前，商业还不兴旺发达的时候，也要控制欲望，也要控制passion，比如说通过荣誉感。荣誉感就是指身份、面子，类似我们中国人说的礼节、名分的这些东西，它会控制我们想不计后果图个痛快的冲动。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利益开始控制欲望了，而且大大促进了商业活动的繁荣。欲望和利益的关系就是这本书里的主题。
罗卫东：在经济学界，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理论界，赫希曼的原创性贡献到底在哪些方面？他最近出了一本自传，《自我颠覆的倾向》。书名本身就表明他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不断地自我颠覆。赫希曼的思维方式常常是不按常理出牌，我由此推断他的经济学训练是不扎实的，因为经济学训练很扎实的人往往是没有想象力的，但是赫希曼是极有想象力的一个人。
1958年他他在世界银行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到玻利维亚担任政府的经济发展顾问，《经济发展战略》就是他观察经济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之后的感想。《经济发展战略》在发展经济学界很有名，开创了不平衡发展理论。什么是不平衡发展理论呢？关于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穷国怎么才能发展经济，在经济学界里面有两派谋士：一派认为这个国家非得搞计划经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平衡的，中央计划有助于把这些平衡的变量考虑清楚，然后统一进行布局。这一派的代言人是奥地利学派的罗森斯坦·罗丹，他是大推进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所有经济如果只投资农业、不投资工业，这个经济起不来。必须把工农产品的关系计算清楚，同时在几个领域进行投资，农业、工业、服务业，这样经济会自己循环了，我生产的粮食有人买，工业给我们生产的鞋子衣服有人买，最后经济自己会火起来。这叫平衡增长。他的政策结论需要威权甚至需要集权，才能把计划按比例落到实处。但自由社会无法这样做，因为它需要生产资料的统一，没有生产资料统一没有办法执行计划，必须有国有企业，甚至要有央企，这样才能贯彻他的平衡增长战略。
当时这个理论非常流行。同样是参加马歇尔计划，罗丹看出了平衡增长，而赫希曼看出了另外的东西。罗丹认为马歇尔计划是平衡增长的杰作。美国人150亿元左右的资金在欧洲战后恢复的各个领域当中平衡进行投资，最后整个战后经济起来了，证明了这一点。
而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是经济不可能平衡增长。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比例关系呢？你怎么能够知道经济当中的比例关系是两双鞋子等于一件衣服，或者我的需求是喜欢这个而不喜欢那个？如果采用计划经济的模式肯定会出现大问题，短缺和过剩并存，有的东西肯定生产很多，有的东西肯定生产得不够，无法事先计划。赫希曼的观点就是无法事先计划。
但是怎么办呢，发展中国家总要发展，赫希曼说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市场去做。如果供不应求，价格一定上去，就会自动显示出它的需求，从而减少中央计划犯错误，和中央计划的计算能力不足带来的问题。比如说中央政府在这个地方多投资了，不要管它，它造成不平衡以后，市场价格会进行引导。供不应求，民间资本就过来；供过于求，民间资本该退出了。不平衡实际上是信号显示机制，必须要借助于不平衡才知道经济需要什么。信号以最廉价的方式给决策部门反馈，它是知识论的传统。
赫希曼思考问题常常是观念史的方式，绝不就事论事。他讨论人类处理信息的感知系统的天然局限，特别是政府部门处理某些信号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计算能力不足，信号来源不足。必须要放任民间部门的不平衡，只有凸显了不平衡才能把供不应求的关系信号真正地展示出来，以很好的方式把信号展示出来，中央政府再进行补助、扶持就有依据了。这部作品在发展经济学里是公认的经典。
《经济发展战略》这本书就表明，无论是自学还是正规课堂得来的，他其实有很好的知识论背景，帮助他思考问题。赫希曼是发展经济学的十位原创性的大师之一。他的作品都是特别怪异的，不按常理出牌，但是都会引发无数的争论，反响很大。他还有一本作品叫做《退出、呼吁与忠诚》，它看到了市场理论当中缺乏的一块。
市场理论是这样子的，我需要这个东西，如果价格合适我就买了；如果这个东西不行，或者价格太高，或者我不需要，我就走了。经济只有这两个状态，一个是0一个是1。赫希曼看到生活当中大量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消费者其实要也不想要，走也走不了 。赫希曼说这时要借助于呼吁机制，就是提建议，我必须帮你改进，直到我满意为止。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的这种行为类型，在微观经济学里面几乎没有被考虑过。阿玛蒂亚·森有一篇文章，《理性的傻瓜》。他说经济学中有一类问题完全没有处理，叫做“不得不”。经济学只处理两种情况，“愿意”和“反对”。但是“不得不”的状态是现实经济状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类，针对这种不得不的状态，赫希曼提出了另外一种研究经济学的范式。他把这三种行为模式并列出来了，这个是很大的贡献，因为此前的学术范式都非常简单和清晰。
《欲望与利益》这本小册子，其实是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入口去谈论，去为现代的利益导向的经济体制或者一种经济结构进行辩护。书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论争”，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讨论的范式来看的话，那就很清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到了，组织方式就变化了，资本主义的结算等都会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是人来做的，人为什么选择以利益为导向的一个经济活动来作为他度过一生的主要的活动类型呢？为什么选择呢？这里面一定有合法性的讨论，我愿意，或者我喜欢，或者我要。
在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之前，当时人是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活着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凭着一种本原的激情，是爱、荣誉，强烈的嫉妒，强烈的恨等等感情。当然这些激情都是来自肉身，不是来自于灵性。passion这个词是指强烈的来自肉身的激情，中文里面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来对译，翻译成“欲望”，就把它淡化了，翻译成“激情”又好像有指向性。
现在“激情”这个词慢慢也被中性化了，“激情犯罪”是法律上常用的词，被当作从轻判处的依据，它是一个中性词，去褒义化了，变成客观地描述人的一种自然的强烈情感状态。人好像被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控制住了，休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激情的，所以休谟说理性是，而且必须是、必然是激情的奴隶。
休谟的另外一句话是“情感提供动力，利益提供方向”。情感其实是一个动力机制，激情是一个再也不能还原和划分的人本原的动力机制。人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情感的动物，而情感动力的分配可能受到理性或者教养的一些影响，但是本身是本原性的。这种本原性是上帝造物的时候就植入进去了的，没有办法进行讨价还价。按照赫希曼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人们追求的是权力带来的荣誉或者虚荣，以绚烂作为人生的目的。亚当·斯密也讨论过这个事情，古代的很多人都希望以皇室的生活作为楷模，因为很荣耀，又有权力又有财富，还享有尊敬。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人类行为的连续性是不能保证的，因为激情过去以后可能就把你“燃烧”成灰烬。强烈的激情在指向社会的同时也指向他自己，所以特别不可靠。古代希腊的神话都是激情的，用激情调控他们的行为演绎出一出出的故事，而那个社会不可预期也不稳定。
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性的一个鼻祖，他发现了人类有可能形成的另外一种套路：我既然不能用道德的说教来解决激情问题，也不可能通过压制来解决，那是不是有一种办法通过激情本身来对激情进行控制、调控？近代学者其实一直在讨论，人类的动力怎么能够变成可持续的、稳定的、和平的和可预期的动力？历代以来所有的政治统治者，包括宗教界人士、社会人士都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驯服人类的激情，方式有几种：一种是严刑峻法；另一种是用一种道德的或者是宗教信仰的东西让你知道怎么来对自己的激情进行反思、认识和升华，形成一种自我控制的德性的状态。比如亚里士多德讲中庸，一边是鲁莽，一边是懦弱，这两种都是极端的激情，而勇敢就是激情得到很好调控的状态。一边是奢靡，一边是吝啬，慷慨就是中间的好的状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伦理学，或者我们儒家里面的中庸，一直探讨的是通过一种对激情的自我认识，能够达到合理得体，达到与社会其他人的共鸣和合作。
但是即便如此，古代社会仍然不断地战乱，不断地社会波动，社会灾难不断出现。所以大家一直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大的变革发生在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末期，当人的肉体解放、对激情的认识比较充分了，经过一个压抑的时代后，开始转向驯服这个动力。当时就有一些人发现商人们很平和，而且他在交易过程当中谈判、履约，然后连续性，包括可预期性，他会自己调到那儿。
这个早期的工商业群体在商业和贸易活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经济理性。不能说商人没有激情，但是激情在财富和货币面前很听话。如果让一个人把注意力从荣誉、权力和其他情感当中转移到利益上去，他发现社会变得很安全，整个秩序就开始变得可预期，也稳定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先有这个过程先发生，然后学者为它作辩护，还是学者事先有一些自己的推论，然后在现实当中找到佐证呢？这个是思想史要做的作业。
但是，至少在那个年代，一帮知识分子像蒙田、拉罗什富科、拉伯雷，开始讽刺那种基于激情的虚荣心，想把它拉低；开始解构荣誉感，认为这个东西太不靠谱，很可笑。像伊拉斯谟《愚人传》，就说那些基于荣誉的贵族阶层很可笑，一旦把它揭示出来觉得这么可笑，一方面把这些人的合法性撤掉了，一方面把基于利益的动机往上抬了。这是西方思想界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启蒙运动为止两三百年时间里面完成的工作。
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从霍布斯开始，一直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约翰·米勒，他们最终为利益驯服激情，形成可预期的社会秩序和平和的社会公序良俗方面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出了历史性的辩护，这本书其实讲的是这个事。
文本支撑对赫希曼来讲是驾轻就熟的，整个八九万字里面出现的古代人物和这些人物作品引出非常典型的论断很精辟。这本书不光是爬梳的功能，还把浩如烟海的材料，通过interest和passion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处理，最后指向一个目的，就是商业社会是好的，资本主义是好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利益驯服了激情，资本主义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利益驯服了激情；而且在这种大的结构下面，它不仅形成了所谓社会生活的稳定性，还形成了现在的良好的国家治理的前提，政治生活也由此开出了一个新的局面。经济扩张带来政治上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这种变化恰好是现代文明、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所以一个很小的口子把里面的病灶看得非常清楚，机理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作品出版以后能够引起思想界那么大的震动。因为很多思想史作品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但这本书一下就给你点出来。阅读者也可以代入，自己是有激情的人，也是对利益有感觉的人，你就知道了激情常常是可以被利益收买的，激情确实是可以被利益调控的，你就知道古代的人和现在的人是一样的，有一种同情的理解的可能性。所以在那个文化下面，如果大家都尚武或崇尚激情，而又没有任何新的利益的概念出来形成新的范式，那么大家都在年年征战、家族复仇，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面有太多被激情毁灭的人生了，都是由于激情而完全鄙视利益最后导致了悲剧。
最后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这样一种每天可以重复的状态，不用担心商品在哪生产，超市里每天稳定供应，价格基本就实现了。这个状态是人类行为模式的巨大改变。
这个改变和每个人都有关，所以思想史家有必要把思想家的贡献告诉大家，让我们对先辈保持敬意。他们太敏感了，或者他们有一种禀赋能够春江水暖鸭先知，新时代的合法性就铺垫上去了。此后，资本主义的一切社会运动，比如革命、政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控，都不知不觉被这个逻辑控制住了。
中国是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讨论。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利益驯服机制。1989年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 1989年之前还是激情在指挥中国社会运行；但1989以后利益开始起来了，很多人就说堕落了，拜金主义、犬儒主义，高尚的东西没有了，庄严的美没有了。赫希曼引的文献里面，16—18世纪很多思想家也是这么抱怨。赫希曼说不关心国家大事是好的，人人都关心就麻烦了，否则人人都有激情参加政治活动。关心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真正关心的利益能够结构化，这是文明有教养的人一个特征，现代文明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是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利益是什么；野蛮人不具备这个特点，他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受激情的支配，他以为那是他的利益。现在人们要对利益有认真的、经过教育或社会交往才能算出来的方案，这是文明的特征，如果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文明人，这个社会就安全了，彼此之间就表现出一种彬彬有礼。“doux”这个词就是彬彬有礼的意思，大家交往很平等，既有信用又有文雅，这个社会就不会出现土匪窝子。
我最强烈的体会是它解决了我心中很大的难题，就是文明形态的变革或者变更过程中观念的转化史。我们都是靠意识形态，或者说核心价值观来支撑行动，如果核心价值观是尚武的，关心形而上、关心上帝的，会造成激情的模式；如果核心价值观是利益的，就造成另外一种模式。中国社会的变化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是我们传统的基于激情的所有价值观都在基于利益的行为方式下不断被讨论。对此老一代人很不适应，新一代人觉得这已经是司空见惯。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我个人认为是乐观的，因为它变得更安全了，利益结构或者说每个人对利益的衡量标准都开始慢慢统一了，由此passion在中国也慢慢被驯化，所以我们社会往文明方向发展，所谓“核心价值观”也发生了。我们见证了这个过程，赫希曼本人则没有见证过程，他只能从文本当中去找。我们亲身经历了，对这个过程太清楚了。
冯克利：有学者曾经指出这本书最方便的一个对照，就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因为那本书是解释资本主义发生的所谓经典之作，但赫希曼这本书是世俗化的，没有宗教色彩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模型。很多人受韦伯的解释影响比较大，看这本书就会感到比较奇怪，因为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好像同样合理的解释。
但是，赫希曼这个书在非基督教的文化环境里更容易被人理解，就是像在我们中国30年的商业化过程中，我们一看它就是这么回事。
17世纪，也就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君主就是国家最大的贵族了，他开始更多依赖于商业上的收入。因为商业活跃了以后，能提供税收，交的捐税越来越多。另外，商业导致金融业的发达，有一些君主经常入不敷出，他得找佛罗伦萨的那些大金融家借钱，商业给他们提供了很多方便。
赫希曼在这本书里提到，在17世纪的时候，最早考虑到用利益去驯化激情这种观念的出现，不是出现在商业界，而是出现在宫廷里面。这里边有一句话就叫“臣民服从君主，君主服从利益”。因为君主世俗化了，他认为上帝对它不重要，利益才是他行为指导的一个原则。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权力一旦被利益化，它是可以谈判的。中国的权力是不是也被利益化了？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快，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和权力进行谈判了，如果老是意识形态当前，没法谈判。我们现在可以和权力谈一下利益的账，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
罗卫东：就中国区域的差别而言，北方对算政治账更强烈，南方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一般都算经济账。南方的政府已经不会为了政治考虑对企业下狠手了，大家可以坐下来一起讨价还价和博弈。然后市民社会就在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博弈中长出来了。
冯克利：它建立在利益计算的基础上。
罗卫东：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大家认同利益结构了，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变化不可逆的。
冯克利：这本书里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一提。海外扩张最早是从西班牙开始的，西班牙到17世纪的时候一直保持一个传统，就是到海外冒险、掠夺、欺骗这样获得的财富要比正经经商获得的财富光荣。西班牙在好长时间内保持这么一种观念，获得财富就是靠勇气、冒险精神，到异地去征服那些蛮族后掠夺到的财产才是荣誉，反而他看不起正经经商的人获得的财产，这是西班牙后来没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罗卫东：一般认为西班牙、葡萄牙，包括意大利的一部分，都属于经济理性成长比较慢的地区。韦伯看到的问题是，经济理性成长比较快的地区基本都是基督教地区。看到这个结果以后怎么解释，是思想史上很有意思的问题。
冯克利：马克斯·韦伯最大的失败在于把英国笼统地算作新教地区，但实际上它是英国国教统治地区，英国国教既有新教的成分，也有天主教的成分。英国受迫害的清教徒都跑到美国去了，富兰克林这批人反而比较有说服力，而最早比较成功地产生商业社会的英国，韦伯的模型反而说服力不大。
罗卫东：韦伯影响特别大是因为他在非常扑朔迷离的思想史的上点出了大致方向。按照赫希曼的理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比较典型的新教地区，德国以及北欧的几个国家，这些国家当中的人是怎么用利益去驯服激情，而不是像韦伯讲的另外转到新教伦理上去了，或者讨论新教伦理和用利益驯服激情，刚好是同时或者很兼容地发生了。如果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了，那么韦伯的问题就有了新的解释。信新教，行为是命定论式的，无论怎么样都要努力工作，而且是尘世的修行，不用在修道院里了，因此核算也起来了，劳动是可贵的，节俭是好的，所有这些责任伦理刚好都是资本主义通行的。作为资本主义企业家和作为清教徒两者恰好是一回事。韦伯是自圆其说的，但是这个自圆其说在二战以后碰到了很多的难题，因为亚洲国家没有新教的传统，可是经济增长快得不得了，亚洲企业家也体现出了强烈的创新和企业家的特征。像金耀基等学者就说韦伯的理论不对，没法解释亚洲四小龙，它也不是彻底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也没有清教。
冯克利：余英时写过儒家与资本主义精神。
罗卫东：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当中收进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是150多页的很长的一篇文章。另外一个最集中回应韦伯的是上海社科院的杜恂诚老先生，他专门写了一本书检验韦伯的理论，想用亚洲人的经验去否定它，当然形成了很大的争论。
1976年赫希曼这本书应该能够给关于资本主义是怎么演化的观念的部分，提供极大的视野，它所引用文献的指向性，会让那些对思想史感兴趣的人迫不急待地重新去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亚当·斯密，找休谟、弗格森、斯图亚特这样的人好好去看，竟然显出来这样一个结构，读了以后给人一种巨大的愉悦感。
冯克利：而且他文笔也挺好的。
罗卫东：他对文字也是驾轻就熟。当然我对赫希曼的结论也有一些质疑。这本书太有意思了，确实是值得不断地读和反复地读的一本书。
冯克利：这本书还有一个可贵之处，，它对今天其他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读者，也是很好的读物。资本主义商业伦理是怎么形成的，商业伦理的特点和它的行为方式，促进近代社会产生的一些内在的逻辑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看了这本书非常有帮助。
另外是一个我们不能强求的愿望，这本书可以提高在我们商业生活的环境里的人，尤其是那些有钱人的修养，因而是可以修身养性的。
罗卫东：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这本书对评价婚姻是很好的。婚姻恰巧是利益驯服了激情。如果爱是一种激情，过平和的生活和结构化的生活，一定是以爱作为动力，最后是利益来建构的。这是两种形态，如果把婚姻前的状态比作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婚姻后的状态比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你就知道这个比喻是非常妙的。因为资本主义是平庸的、日常生活的，没有什么波澜的，安全的，算计过日子的，婚姻本身也要带来合作收益，肯定是带来正和博弈的合作收益的活动。而爱不是这样的。爱是不计后果、不计代价的，最后的后果可能是一个审美意义上的东西，毁灭掉了，对大量人来讲肯定必须得把这个状态过渡到婚姻。婚姻是一个文明状态，爱在某种意义上是野蛮状态。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1915—2012），美国著名德裔思想家，被阿马蒂亚·森誉为“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欲望与利益》是赫希曼的代表作，也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在本书中，赫希曼通过对17和18世纪欧洲思想生态的田野式调查，就商业社会在兴起时如何获得道德合法性作出了新的阐释，为资本主义发生学提供了一个更加一般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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