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商业是如何制衡政治野心的

按：本文节选自《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阿尔伯特·赫希曼 著，冯克利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6-75页。微信来源：柏克研究。

孟德斯鸠看到了商业的诸多优点，我也指出了他所主张的商业扩张与温和得体风尚的传播之间的关系。在孟德斯鸠看来，商业的文化影响是与它的政治影响同步发生的：在《论法的精神》集中论述政治问题的第一部分，孟德斯鸠首先按古典共和主义的思路论证说，通常只有当财富不过分充裕，或没有过分的分配不均时，民主制才能存活。然而他接着就给这一原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外，即“以贸易为基础的民主制”。他说，这是因为

商业精神天然地会带来俭朴、节约、节制、勤劳、谨慎、安分、秩序和守纪的精神。只要存在着这种精神，它所获得的财富就不会产生任何坏的效果。

这些话说得过于夸张，让人几乎禁不住要不理睬这种对商业的赞美。但是，在这本书的后面，孟德斯鸠对商业有利于政治的影响做了更详尽、更周密的理性论证。这种论证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忽视了，这里我将较为详尽地加以介绍。应当注意的是，较之上述论证，这种论证不仅不限于商业对民主的影响，而且令人信服地适用于其他两种政体，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中通篇都在讨论这两种他最为熟悉和关切的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

在《论法的精神》第4卷，孟德斯鸠讨论了商业（第20、21章）、货币（第22章）和人口（第23章）。他在第20章对很多不同的一般性论题，从“商业精神”到允许贵族涉足商业活动的可取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相反，孟德斯鸠在第21章只讨论了航海和商业史这一个主题，而且试图尽量如实描述它们。接下来，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他讨论“欧洲的商业如何从野蛮状态中产生”的这一章中，他突然提出一条一般原理。孟德斯鸠在这里首先描述了教会禁止收取利息如何阻碍了商业，因而它被犹太人所独占；犹太人如何遭受贵族和国王的暴行和不断的勒索；他们最终如何发明了汇票（lettre de change）以为应对之策。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得出了令人难忘的结论：

……通过这种方式，贸易得以避开暴行，能够在任何地方维持下去。因为最富有的商人只有看不见的财富，它能够转移到任何地方而不留任何痕迹。这种做法使我们可以把一项巧妙的创新归因于统治者的贪婪，它使商业多少摆脱了他们的掌控。

自那时起，统治者不得不更加明智地治国，而他们本来并不想如此。因为由于这些事件，权力的肆意妄为（grands coups d'autorité）已被证明是无效的，……只有施仁政才能[给君主]带来繁荣。

我们开始摆脱马基雅维利主义，并将继续一天天这样做下去。治国部门需要表现得更加温和。通常所谓的“大变局”（coup d'état），在今天除了引起恐惧之外，只是轻举妄动而已。

这一节以下面的句子结尾，堪称本书主题的绝妙说明，我把它选作自己的卷首语：

幸运的是人们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这真是一个出色的概括，它基于一种期望：利益——即及其必然导致的汇票之类的结果——将抑制权势人物的欲望和欲望诱发的“恶行”。孟德斯鸠此书中的许多相关段落表明，他在第21章提出的这种观点，是他关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关系的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在接下来的一章（第22章）讨论君主的货币贬值政策时，他又提出了完全相同的观点。罗马皇帝热衷于用这种做法牟利，但在更晚近的现代，货币贬值的效果适得其反，因为大量的外汇兑换和套汇交易将接踵而至：

这些粗暴的做法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发生；君主只是在愚弄自己，却骗不了任何人。外汇交易使银行家学会了对全世界的货币进行比较，按它们的正确价值进行评估，……这种做法摧毁了权力的肆意妄为，或至少使之不能得逞。

由于这两种技术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导致对政治家的约束，使上述两种情形看起来更为相似：在前一种情形中是汇票，在后一种情形中是外汇交易。孟德斯鸠在他的说明中强调了汇票的重要性：“令人不解的是汇票这么晚才被人发现，因为人世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汇票更有用了”：在《论法的精神》中，他对财富做了大量分析，将其分为地产（fonds de terre）和动产（effets mobiliers），而汇票属于动产的一部分。

在孟德斯鸠之前，斯宾诺莎出于政治目的也作过同样的区分，也偏爱流动资本胜过固定资本，在《政治学》一书中，斯宾诺莎甚至主张包括房屋在内的所有不动产，“如果可能的话”都应是国家的财产。禁止私有财产的目的是避免无法化解的纠纷和无法消除的嫉妒：由于不动产数量有限，拥有这种财产的同一个社会的成员必然陷入此人之所得便是他人之所失的境况。所以，“不让公民拥有任何不动产……对于促进和平与和谐是极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商业和动产完全被视为有益的，因为它们所增进的“利益，要么相互依赖，要么需要用相同的手段加以促进”。斯宾诺莎认为，个人能够拥有的金钱数量仅仅受制于他付出的努力，这种努力反过来又导致个人相互之间的债务关系网络，它能够强化使社会结合在一起的纽带。下面将会证明，相对于地产和不动产而言动产变得日益重要，为一种同样的乐观主义政治猜测提供了基础，作出这种猜测的不仅有斯宾诺莎和孟德斯鸠，还有斯图亚特爵士和亚当·斯密。

对公债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政府债务或“公众股票”数量的显著增加，作家们有着十分不同的态度，在此有必要略作介绍。一些英国和法国的作家，包括休谟和孟德斯鸠，认为这类动产的扩张有害无益。尽管从他们的论点中可以看到“真实票据”理论（“real bills”doctrine）的因素，他们对公债扩张的批评主要还是基于政治考虑。事实上，他们的批评终归都是源于对政府权力膨胀的根本担忧，这使他们对其他动产（例如汇票）的增加持正面评价。后一类动产受到孟德斯鸠等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们期望以此限制“权力的肆意妄为”（grands coups d'autorité）的愿望和能力。假如国库能够通过大规模举债，为它的各种措施提供财政支持，这只会加强政府的这种能力和一般权力。因此，这些作家既为汇票流通的增长喝彩，又为“公众股票”流通量的增长而哀叹，完全是一种前后一致的态度。

在说明汇票和外汇套利如何让权势人物对自己惯有的鲁莽和粗暴失去兴趣时，孟德斯鸠不过是遵循了他在《论法的精神》出版23年以前所写的短文“政治论”（On Politics）中为自己拟定的纲领：

在抨击政治时，直接证明实践与道德和理性有严重冲突是无济于事的。这种说辞可以令大家信服，却改变不了任何人……我认为最好采取迂回的方式，通过说明某些政治实践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努力让大人物对其产生厌恶。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的核心政治原理使他探明并欢迎汇票和外汇套利可能带来的有益政治影响，也使他夸大了这种影响。这些制度和做法很符合为他的著作的主要内容带来活力的政治关切：找到一种方法以阻止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滥用。他对权力分立和混合政府的提倡来自于他对权力制衡的探索；因为尽管结论大不相同，他同意霍布斯的说法：“每个掌权者都易于滥用权力，不遇到阻碍他是不会罢休的。”孟德斯鸠在他的笔记本中抄录了他在1730年读到的一段英文句子，它见于博林布鲁克的评论性期刊《手艺人》：

权欲是人的天性。它从无止境，有增无减，不知餍足。

所以孟德斯鸠设想出权力分立原则和其他各种方法，因为正像他在一段著名的话中所言：

要想消除权力的滥用，必须通过对事物的安排（par la disposition des choses），让权力阻止权力。

用来限制权力无限膨胀的适当的“事物安排”（disposition des choses），主要是通过把各种制度性和宪法性的保障措施植入政治体系而实现的。但是，这种安排为何没有纳入另一些可能有用的因素？如前所述，孟德斯鸠在讨论经济问题时认为，贪欲就像权欲一样，也是自我膨胀和不知餍足的。尽管他怀着严重的担忧看待权欲，但我们知道他从贪欲中只看到了“温和得体”（douceur）。因此他寻求一些具体的方法，使贪欲能够与合理的“事物安排”接合在一起。在上面那个关键性的句子中，孟德斯鸠认为统治者的欲望是由他的利益驯化的，他在这里把当时流行的制衡欲望的观点与他自己的制衡权力的理论融合在了一起。他赞扬汇票和外汇套利作为宪法性保障的补充，作为对抗专制主义和“权力肆意妄为”的堡垒；几乎不必怀疑，这些关于经济扩张带来有益的政治结果的论述，是对孟德斯鸠的核心政治论题作出的重要贡献，正像它为新兴工商业时代提供了基本辩护一样，而这种贡献过去被忽略了。

到目前为止，上述孟德斯鸠的学说涉及的都是国内的治理和政治。这当然是政治思想的主要研究领域，通过制度和宪法性施进行改革的建议都是在这个传统领域提出的。然而，在17和18世纪，人们越来越关注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卷入其中、实际上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战争被认为是由统治者过分的欲望和任性所引起，就此而论，国内的政治或经济组织的任何改进都可以有效地约束这种行为，当然也会间接产生有利的国际后果，从而增加和平的可能性。不过可以设想，国际贸易即国家之间的交易，也能对和平和战争的可能性产生直接影响：利益可能再次克服欲望，尤其是征服的欲望。由于对国际关系的思考相对来说处于不发达状态，它们大体上都表现为些泛泛之论和没有根据的断言。

事实上，从17到18世纪，关于贸易对国际冲突与和谐的影响的一般观点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要么由于重商主义学说，要么由于事实上市场十分有限，一国商业之扩张只能靠排挤另一国而得到保障，这使科尔伯特把商业描述为“永无休止的战斗”，约西亚·柴尔德爵士把它称为“另一种战争”。大约50年后，商业的基本环境和学说仍无实质改变。不过孟德斯的一位密友让-弗朗索瓦·梅隆在1734年宣称：

一个国家的征服精神和商业精神是相互排斥的。

孟德斯鸠也明确断言：

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国会变得互相依赖：如果一国从买进中获利，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所有的联合都是基于相互需要。

这种关于贸易对和平的影响的戏剧性观点转变，可以同孟德斯鸠有关经济扩张之国内政治后果的思想联系起来看。当人们日益将王室的野心和愚蠢（例如在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中）而不是“真实的利益”视为战争的动因时，很难再认为经济扩张在国内导致对统治者行为的约束，而在国际上却会导致战争。

实际上，孟德斯鸠并非毫无保留地赞扬商业。在称赞商业对和平的贡献那一章，他也遗憾地说，商业会导致一切人际关系的金钱化，导致好客以及其他“使人们不总是刻板地讨论自身利益的美德”的消失。

梅隆则没有这样的疑虑。相反，他希望安抚那些害怕商业在带来和平安宁的同时导致勇敢无畏之类品德丧失的人。他断言，这些品德不但会继续存在，而且会因海上贸易经常遇到的航海危险而得到加强。因此万事俱佳：贸易同时发挥着阻止战争和道德等价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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