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在保守和激进之间，有各种程度不同的立场

按：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于2021年8月1日逝世，享年91岁。余英时先生是华人知识界较早介绍柏克式保守主义的学者，早在1988年，他在《“创新”与“保守”》、《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等文章和演讲中多次提到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本文摘录自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微信来源：保守主义评论。

1.

在革命时代，主张变革的人在价值取向往往是偏在「创新」的一面，「保守」则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20世纪中国的思想状态大致正是这样。一部现代中国思想史，其中主要的篇幅大概都给了讲「变法」、「维新」、「革命」、「进化」、「进步」、「创造」、「启蒙」……之类的创新人物。至于唱反调的保守人物，能够列名其间已属不易，他们的思想则很难得到同情的了解。

在专门的学术研究方面，这种偏向近来已得到某种程度的矫正。现在渐渐也有学者重视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的保守人物及其思想了。但是这一风气似乎是从西方学术界开始的，然后才传回到中国的。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中、西两方对于「创新」和「保守」一对观念，是抱着不同的态度的。西方人并不把这两者看作「善」与「恶」或「好」与「坏」那种不能共存的敌对关系。在西方人眼光中，「创新」和「保守」毋宁是相反而相成的互倚关系，无论就个人或整个文化而言都是如此。个别的思想家也许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或「保守」的。然而细加分析则「革命」者的思想中含有「保守」的成分；「保守」者的思想也未尝没有「革命」的因子。马克思是最彻底的「革命」思想家，但人人都知道他在思想上承继了黑格尔的衣钵。后者「保守」立场是毫无可疑的。柏克（Edmund Burke）是近代西方「保守主义」的先驱，但他在《法国革命的反思录》那部名著中说：「一个国家若没有改变的能力，也就不会有保守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它将不免冒着一种危险：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企鹅丛书，页106）这是一位「保守」者强调「变革」的必要。

其实不但西方如此，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没有把「创新」和「保守」看成势不两立的敌对价值。中国文化整体而论固较偏于保守，但孔子已说三代之礼虽相因而都各有「损益」。所以有「因」有「革」乃是常态。（清代学人恽敬写了一系列的《三代因革论》。）中古以下重视保存传统的人无过于朱熹，然而他又特别欣赏张载「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之说，故曰:「若不濯去旧见，何处得新意来？」杜甫论诗，也说「不薄今人爱古人」。甚至现代有识量的学人如蔡元培依然对新旧思想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这固然已受了西方文化的启示，但其中也有传统的因素。（见《“创新”与“保守”》，载于《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2-3页）

2.

我所说的激进、保守并不是说哪一套思想，也不是指某一特定的学派。我们讲保守，并不是指儒家；我们讲激进，也不是指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所谓左派的，激进的思想。我指的是一种态度，英文叫 disposition，一种倾向，或者是一种 orientation。这种态度是常常发生的，特别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有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两种态度我们常常看得见。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这个字，大概是很近的东西。西方人讲保守，或者讲政治思想上保守主义的大师，创始人是英国的 Edmund Burke，他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观察了法国大革命的各种毛病，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这本书在政治思想史上获得很高的评价。现在讲西方保守主义的人，没有不从这本书开始，例如Russel Kirk的名著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Rev.Ed.1986），Robert A. Nisbet, Conservatism: Dream and Reality（1986）和 Karl Mannheim, Conservatism（1986）。但是并不是Burke被动地对法国大革命作一些反应，因为其中一些观念是他早在法国革命以前已经有了。

另一方面，Conservatism 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学说、思想，虽然出现得比较迟，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慢慢发展起来的，可是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态度，在中国史上也早就出现过，虽然我们不用这个名词。我们记得中国宋朝时王安石要变法，当时也有守旧的人如司马光，他从史学观点加以批评、反对。我们可称司马光为中国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因为他保守并不是没有意识的，也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说不要变动。而王安石更是很有意识地发展出一套很激烈的态度。不过严格地说，这两个人都是在儒家儒学的范围之内。

譬如王安石变法也要写《三经新义》这显然是要跟儒学某些部分认同。王安石说，为了变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这就是很激烈的一种 radicalism。但这是一种态度，没有实际的内容。要知道 radicalism 的实际内容，必须分析他变法的根据，以及变法的一套学理，才知道他实际的思想是什么。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说某某人保守，某某人激进，都是要有一个定点。如果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坐标，我们很难说某人是保守的某人是激进的。因为保守跟激进一定是相对于什么东西来说。相对于什么呢？一般说是相对于现状，最简单地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要打破现状的人，我们常把他放在激进的一方面。要维持现状的人，我们把他放在保守的一方面。可是，我们知道这样用的时候，保守和激进都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态度：可以是极端的保守，什么都不变；也可以是极端的激进，一切都打倒。这是“两极化”，“两极化”的结果会是如此的。

不过，这个用法我们还要了解一点，就是必须有一个现状，有某一种秩序：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秩序存在。对这个存在的秩序，有些人觉得不合理，要改变它；有些人觉得这个秩序基本上合理，要保持它。譬如刚才提及的Burke，他就认为当时英国的宪法中的制度是基本上合理的。他反对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激烈的破坏，但也并不是说就完全不要改变，他书中讲要变的地方也很多。所以说，保守主义不是说一个人什么都保守，而指一个人是激进主义，也不是说他必然激烈到要摧毁一切。在保守和激进之间，有各种程度不同的立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于《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9-11页）

爱尔兰历史学家威廉·莱基曾评价保守主义先驱埃德蒙·柏克说：“但凡读过他书的人，没有不聪明的。”同样，读懂保守主义者，没有不聪明的，至少不会自作聪明；秉持保守主义理念的企业，没有不基业长青的；信奉保守主义的地方，没有不自由繁荣的。

遗憾的是，在图书市场上，保守主义的思想作品不多，而且质量层次不齐。为此，诚挚推荐“西方保守主义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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