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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出台《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自此，监管层在反垄断方面开足马力，中国多家互联网巨头、产业巨头经历了一次集体“反垄断”洗礼。
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182.28亿元的罚款。
4月15日，扬子江药业集团因违反“反垄断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7.64亿元。
4月26日，美团因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立案调查。
7月2日，赴美上市不到48小时的滴滴被国家安全审查，7月4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APP。滴滴出行下架后不久，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等其他行业的领头App接连受到安全审查，停止新用户注册。
7月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互联网领域22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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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一系列的操作说明，在《反垄断法》面前，任何企业、任何商业模式都是一视同仁的。
关于“垄断”与“反垄断”，北大国发院教授、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其新增内容的经典新版著作《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讲到：
在政府普遍保护产权的条件下，市场上的确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垄断。独到资源和独到的资源利用方式，是垄断；成功的赢家获得某种市场权力，是垄断；专利在有效期内，是政府保护的垄断；商业秘密,更是企业与政府或法院合作维系的垄断。
不过，许多所谓的垄断其实恰恰是产权的同义词。如果未曾侵犯他人产权，这样的垄断恰恰也是市场竞争的内涵。
要是笼统反对一切垄断，发展成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大公司、反对一切市场赢家、反对任何情况下市场份额的寡占和独占，甚至反对创新领先，那就变成了反对产权、反对市场竞争、反对技术进步和反对经济增长。
市场经济里，垄断永远是暂时的
摘自《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周其仁 著
用到经济行为上，垄断的含义就是单一的个人、组织或集团排他性地控制了某种经济资源、产品、技术或市场。从这一点看词义上的垄断，其实不过是一个描述性的中性词。当然，排他性控制行为可能妨碍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有或大或小的负面效果。虽然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经济垄断（或市场垄断）就是在一个产品市场上只有一个买家或一个卖家，或者略微放宽一点，那里有少数几个卖家或少数几个买家。但是，在真实世界里导致某个市场被独占或寡占的原因，却是各式各样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很不相同，大体分为5类：这类垄断是由资源的天赋特性带来产品（或服务）的独到性。比如龙井茶、莱阳梨、阳澄湖大闸蟹、某某球星或某某歌星。这类产品，在市场上独一无二，消费者又非常愿意出价来享用，卖方因此就获得排他性的独占权。这类垄断是由发明专利或版权，或者像可口可乐配方那样的商业秘密引发的，这些资源并没有天赋的独特性，但是在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商业应用方面有独到性。经验表明，如果一个社会不通过法律来保护专利和商业秘密，那么这个社会的发明创新就可能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不利。当然，技术一旦被发明出来，由社会共享共用也可以加快新技术的普及，所以各国对专利的保护通常设一个时间区间，过了时限就让此专利对社会免费开放。凡竞争就有输赢，市场竞争也不例外。市场竞争的胜出者可能凭实力、战略和策略，将竞争对手一一击败，赶出市场。这样的典型案例数不胜数，美国如IBM、微软和苹果公司，欧洲也不少，小国如荷兰，出了一家光刻机制造企业阿斯麦尔（ASML）,居然打遍全球无敌手。这些独家或寡头生产的产品，不是别人不准做，而是一时之间，没有哪个在市场上做得过它们。这种也是成本特性产生的垄断。一些产业，需要巨大的一次性投资，才能形成供给能力。这些投资一旦发生，就成为沉没成本（即几乎别无他用）。由于沉没成本不再是成本，所以对这些产业来说,新的竞争对手面临极高的进入门槛，因为必须支付一笔巨大的投资，才可能与在位厂商竞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然垄断”。这就是运用非经济的强制力量，清除竞争对手，保持对市场的排他性独占。
这种强制势力，可以是高度非制度化的，如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也可以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政治性禁入或限入、行政管制牌照数量，或由立法或行政命令阻止竞争而产生的行政性垄断。需要说明，强制形成的垄断，虽然动机完全不相同，但在行为上，垄断者的独占或寡占地位都是由非经济力量造成的。在真实世界里，一果常常多因。垄断的成因可能是混合型的。以美国AT&T公司为例，早年是创新带来的垄断（发明电话），后来是自然垄断（铺设了全国电话网络），而到了1926年以后就享有强制垄断（法律确立该公司的电话市场独占权）。文章开篇中的各大企业的垄断也属于复合型的，进入细节之后，成因尤其纷繁复杂。为了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所需要的明了和准确，我们应该进一步化繁就简。譬如上面提到的前4种垄断，都是从产权排他性里派生出来的垄断。产权是由社会强制执行的关于资源利用的排他性专用权利，那恰恰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产权像一切权利一样，依托于社会关于“正确和正义”的道德共识，并由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强制机制来界定行为自由。其中，政府依法保护产权是现代经济秩序最重要的基础。政府保护产权，当然就是保护这种排他性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保护产权必定派生出某些垄断（排他性控制资源利用）的结果。
也要明确，政府保护产权的原则，是保护产权主体对于其拥有资源的排他性选择权，但必须以这种排他性权利不妨碍他人行使其拥有的产权为限。
比如，政府保护房屋主人排他性的居住权,但是，房主在其房屋里产生可能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从发出噪声到窝藏毒品，都受到限制或法律的制裁。到了市场上，产权的界定和履行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里有众多买家，也有众多卖家，各有各的产权，行使起来难免互相影响。甲、乙都要卖货，竞争导致价格下降。在这个意义上，甲乙双方都受到对方的“损害”。能不能为了保护甲的产权，而将乙逐出市场呢？不能。因为那样就侵犯了乙的产权（交易权）。能不能同时保护甲乙双方，但下令提高市价？也不能，因为那就侵犯了买方的产权。所以，在市场上，政府只能遵循一个原则：保护各方平等交易的权利，但不保护任何一方自愿参与交易所能获得的市场价值，否则，必定违反对产权的普遍性保护原则。上文提到的第五种垄断——强制性垄断——就是在保护某一方产权的同时，限制甚至禁止了其他方产权。与前四种市场垄断不同，强制性垄断不是普遍保护产权的结果，而必定含有某种侵犯他人产权的结果。传统理论没有清楚地区分不同的垄断，也没有清楚地区别不同垄断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效率的不同影响。流行的教科书讲，垄断市场上只有一个供应商带来的市场权力(marketpower)，使得垄断商可以通过控制产出数量来提高价格，赚取垄断利润。此外，由于独占或寡占市场，技术创新的动机遭到削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也会因为竞争压力不足而变得比较糟糕。问题是，以上“规律”忽略了在真实市场过程中保护产权所产生的垄断，与侵犯他人产权产生的垄断，行为及其效果是很不一样的。基于独特资源的垄断，能不能持续控制价格、获取垄断利润？经验证明，不能。这是因为，绝大多数靠拥有独特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都有可替代的产品和服务。龙井茶叶的替代品包括黄山毛峰、福建乌龙、雀巢咖啡，可口可乐的替代品是百事可乐，而百事可乐的替代品不仅有可口可乐，也可能是龙井茶或任何其他饮料。邓丽君、毛阿敏、“四大天王”等歌星个个都很独到，但并非没有可替代的艺术享受。物以稀为贵永远成立，但是市场规律是，任何独到的资源或产品要是身价太高，那各种替代品一定源源不断进入竞争替代过程。讲到底，技术进步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不断地发现替代。创新带来的垄断也不能持久。商场如战场，既生瑜，又生亮。一种创新带来的市场成功，常常会刺激更多创新上位。一个经济体当然要保护创新专利，但只要不因此剥夺其他人推陈出新的权利，那么创新带来的垄断通常不能持久。靠创新一时领先获取超额利润，是市场给予的奖励，也是创新努力的正当回报。恰恰是这笔“超额奖励”，激励天下更多英雄投入创新发明，动员世间好汉加快寻找发明替代，竞争因为有大奖而变得异常激烈。市场赢家取得竞争优势之后就减量提价，是可能的。但是，只要他的产品或服务受市场欢迎，那么减量提价恰好起到“补贴”所有潜在竞争对手的作用。标准教科书举证的垄断行为，前提是看不到潜在竞争者的存在，更看不到所谓垄断超额利润对潜在竞争活动的强大激励作用。经济学家在黑板上画得满是那么一回事的“垄断行为逻辑”，当黑板外的潜在竞争者冲进来的时候，难免就溃不成军了。过去的分析认为，巨大的沉没成本提升了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壁垒，从而构成在位者似乎不可动摇的垄断优势。但是，只要进入壁垒真的只是“自然的”，没有政治的或行政权力的人为禁止或限制，发明寻求替代的竞争压力就无时不在。这里讲的发明，不但包括技术发明，也包括市场里筹资方式的发明。我们都可以看到，现代资本市场的筹资总量和筹资速度，根本不是传统时代所能想象的。究竟多大的资本量能构成进入壁垒，要看投资主体对潜在市场收益的预期，只要预期收益足够高，筹集多大的资金也不在话下。换句话说，以筹资量来保障在位者垄断利益的难度，越来越高了。潜在的竞争压力，势必对在位垄断行为构成现实的约束。在所有垄断类型当中，唯有强制限制市场准入，才能真正抑制竞争，从而妨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因为唯有对市场机会的强制性禁止和限制，才可能完全地或部分地消除可能的替代，也就是妨碍潜在的竞争。可以说，由于没有清楚的产权理论认知，150年来的垄断经济学理论含混不清。含混的理论带来许多错误推理，以致谬论流传、以讹传讹。个人以为，最为严重而普遍的错误，是以下两大推理。第一个错误推理是：政府为了保护稀缺资源、保护创新、保护成功和保护自然垄断，就应该设置政治性或行政性的市场进入限制，以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这个推理，把保护产权与保护市值混为一谈。政府当然应该保护产权，但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保护特定资源的市值。资源的市值由供求关系决定，并以变化的成本收益来引导资源配置。政府对产权负有普遍提供保护的职责，但不能被理解为靠限制或取消一部分产权的保护，来达到保护另外一部分产权的目的。更危险的地方在于，只要政府有理由为保护一部分产权而侵犯其他方的交易权，终究就有理由侵犯任何一种产权。如果政府为了保护龙井而禁售乌龙，为保护可口可乐而禁售百事可乐，那并不符合法治下普遍保护产权的要求。更广泛的错误，是认为凡自然垄断行业，只能由政府自己投资或由政府严格限制行业准入，才能“减少严重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问题是，加上行政性垄断排他的因素，自然垄断就再也不“自然”，从而使这个推理内生逻辑悖论，不能以理服人。
在实践上，人们难以分辨：究竟是规模经济导致独家供应商在技术上更优，还是行政性垄断排除了潜在的可进入的竞争对手？究竟是成本优势令潜在对手裹足不前，还是行政权力压制了市场竞争、消费者选择、技术进步和替代？
要明确，行政独占或寡占并不能消灭竞争，只不过是改变了竞争的内容。行政权力创造的垄断租金，会不断引诱各方不惜耗费资源来攫取。假以时日，行政垄断租金耗散，终究会抵消通过行政垄断减少重复建设所带来的节约。政府垄断产业“是否节约社会资源”，要长期看、全面看，才知道最后的结果。另外一种情况，即便政府控制了自然垄断行业的市场进入，替代还是难以完全杜绝，只是路径更为曲折，代价更为巨大。举一个实例，如果自来水供应早就开放市场准入，现在还有没有对瓶装矿泉水如此巨大的需求？社会关于可饮用水的总投资，是不是也可以节省许多？所以，武断地说政府控制自然垄断行业准入，注定可以“减少浪费”，不过是更多浪费被忽略不计的结果。第二个错误推理是：由于看到竞争是保证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基础，所以，政府要运用行政力量，反对在市场里形成的任何一种垄断。这里的错误，还是把保护产权产生的垄断与侵犯产权的垄断混为一谈。市场竞争固然是技术和经济进步的基础，但竞争要用清楚的产权界定和有效的产权保护来加以约束。缺乏有效产权约束的竞争，并不是市场竞争，终究会让社会付出经济秩序方面的巨大代价。这里，我们就能理解市场监管总局一系列操作背后的原因了。在政府普遍保护产权的条件下，市场上的确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垄断。但是，未曾侵犯他人产权的垄断，恰恰是市场竞争的内涵，因为有的垄断本身就是排他性产权的同义词，有的是市场竞争的手段、目标和结果。因为我们赞成保护产权、赞成市场竞争，所以无法贸然反对这类垄断。以上关于垄断的第一个错误推理，强调经济落后，民间经济不成熟，所以必须由政府限制产权，特别是限制市场交易权，才能加快经济增长。关于垄断的第二个错误推理，强调的是在发达市场经济里，成功的大公司拥有过多的市场权力，需要政府施加法律和行政干预来加以节制。殊途同归，两大推理都在于没有找准竞争、产权、政府和垄断关系的重心所在。真正危害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的，是强制禁止或限制自由进入市场。其他诸项，包括独到资源控制、创新领先、企业规模大、技术实力强、已经支付了巨大的沉没成本、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以及莫须有的“垄断意愿”等等，统统有其名、无其实。现实的市场垄断形态是复杂的。保护产权的垄断，可能扩大保护而转变成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由资源独特、创新、竞争赢家和“成本优势自然垄断”的前面4种垄断，也可能派生出形形色色的强制性、排他性独占的要求。正因为实际情况复杂，我们才需要清楚准确的概念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这样解决问题才可能抓住重点。政府在反垄断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应权衡利弊，兼顾当前和长远，在舆论上要避免笼统地反垄断，特别要防止将反垄断混同为反大公司、反市场成功、反创新，甚至是反一切排他性的财产权利。对付所有“复合型”市场垄断，关键是消除市场准入的强制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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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周其仁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8
立足真实世界，
揭示“公认与常理不合”现象背后的真实逻辑
“真实世界里的经济学，
是可以向真实世界里的普通人诉说的”
新增垄断、产权章节，
北大国发院教授、经济学家
周其仁经典作品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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