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文化：站在历史的高处重新理解国家与移民｜索维尔

新少数派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1930-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守派评论家。

移民政策以及移民的同化

节选自《移民与文化》（刘学军译）

▌移民政策

很少有哪个国家会长期保持一贯的移民政策，在历史上，只有日本从未改变过其拒收移民的政策。1991年，日本本土有1.24亿人口，另外有120万合法居住的外国人，这个数字不足其本国人口的1%。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外国人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来自巴西或其他国家的日本裔移民。

另外，还有大概10万非法移民在日本工作和生活。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哪个现代化工业国家会像日本那样拒绝移民，并保持自己民族的一贯性。

即便澳大利亚的历史上出现过“白澳政策”，但是在这个政策之前和之后，澳大利亚都引入很多非白人移民，并且在这个政策实施期间也引入各种各样的非英国欧洲移民。

20世纪晚期，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保持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的国家。相对于现有人口来说，澳大利亚接收移民的比例是欧洲接收移民的比例的两到三倍。

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的政策来定义它们想要接收什么样的移民，一些国家还有不同的政策来定义它们在什么情况下允许什么样的人离开。

中国和日本都曾经在几个世纪里以死亡为代价禁止任何移民行为。英国曾经试图阻止携带工业革命技术的移民到可能成为对手的国家去。在中世纪的欧洲，那些试图离开自己在法律规定的土地上的农奴将会受到惩罚。

有时这种惩罚可能会是残忍的折磨或肉刑。准备开战的国家禁止服役年龄的男性移民其他国家。然而，更多的禁令还是针对试图入境的移民的。

有一些禁令简直令人揪心，比如刚刚逃离死亡风险的难民在国界或码头被另一个国家拒绝，承载着从纳粹残害中逃离出来的欧洲犹太难民的船只在一个又一个港口被拒绝。

我们这里并不想在政治或道德上评价这些移民政策，我们只想看看这些政策在历史上是怎样变化的，而这些变化的起因和结果又是什么。19世纪很多国家曾经积极招募移民，甚至对移民的旅行和定居进行补贴。

而在20世纪，很多历史上曾经这样做的国家开始收紧移民政策，有的国家收紧的幅度还非常大，这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重要变化之一。而西半球的一些新兴国家曾经补贴移民的定居，借此促进其国内广阔的未使用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开发，比如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入国并不需要做这些，但是美国的宅地法鼓励所有要在土地上定居的人，不论是移民还是本地人。

然而，欢迎移民的政策不仅限于边缘国家。东欧中世纪的统治者通常都很欢迎德国农民，因为这些农民的生产力能够为他们带来益处。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直接征税得益，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这些农民的农业生产技能扩散到其他区域的其他农民那里。

18世纪中期，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基于同样的目的将德国农民引入俄罗斯。奥斯曼帝国为1492年被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提供避难所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而是希望这些犹太人能够从经济上为帝国作出贡献，并且在军事上为帝国带来先进的技术。事实证明，这两个预期都是正确的。

并不是所有的移民政策都基于这种对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有些政策仅仅是应对当前公共情绪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很多对有生产力的群体的驱逐都是这种满足公共情绪但是损害经济利益的行为。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对犹太人的驱逐，缅甸对印度齐智种姓的驱逐，西班牙对摩里斯科人的驱逐，以及乌干达对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驱逐。

20世纪，西半球国家对于移民的管控越来越严格，这体现了几个因素的影响。沿海已经完全得到开发，新的土地已经住满人，继续没有限制地移民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和危险。

因此美国和加拿大开始限定移民的数量和输出国，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也渐渐加入这个阵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广泛失业让大家不再欢迎更多的来寻找工作的人。

二战后，对移民的输出国或民族进行限定的做法陷入了广泛的争议。反对者将这些政策与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教条相提并论。白澳政策和美国对亚洲移民的严格限定都遭到这种批评。

澳大利亚在二战中意识到人口少的劣势会让它无法抵御侵略，所以在战后积极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并且对一些移民进行资助。1965年美国通过一个新的移民法，取消了对亚洲移民的限制。

所以亚洲成了美国移民的主要输出地，而拉丁美洲紧随其后。20世纪80年代，亚洲移民和拉丁美洲移民构成了这个10年里到达美国的移民总数的3/4。

▌移民的同化

除了要了解各种移民原来的文化演化背景，我们也有必要了解这些文化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新环境，两者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特定种族和民族的历史以及特定国家和文明的历史，都会影响移民的文化表现。

比如，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坚持原来的文化模式，现在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又对他们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换言之，他们的命运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个社会的其他人决定。

这类问题的答案意义重大，不仅对于文化研究意义重大，对于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同样意义重大。统计学上的不同往往和精神上的不平等相一致，因此，以一个人群在不同国家里对自己文化的坚持作为一个经验性的证据，不仅能够回答经验性的问题，而且能够回答精神上和政治上的问题。

当我们研究在俄罗斯、巴拉圭、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生活的德国人的历史时，我们在这些不同的社会里是不是发现了类似的职业规律、生活方式规律或其他规律？

这些规律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得以保存，它们也能在不同的代际得到保存吗？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事实与我们通常的假设的矛盾呢？这个假设就是一个特定国家内部的统计学上的差异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影响。

虽然我们不应过于极端，将移民的命运归咎于他们在“社会”上受到的对待，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完全忽略两者的关系。

我们如果想了解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里，到底是内在的文化模式起作用还是外部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起作用，就必须对这个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进行研究。

不论是移民文化还是社会甚至自然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会在不同程度上被新的社会文化同化。德国文化相比之下非常顽强，但是苏格兰文化很快就会融入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英语文化。

而且，即便是一个给定的移民群体，它们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融入新的群体也取决于它们被周围文化吸引的程度。

比如19世纪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堂，它们一方面努力同化新的爱尔兰移民，另一方面努力与来自阿根廷的爱尔兰移民区分开。移民自有文化模式的顽强性既取决于移民群体自身，也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

在德国移民迁居俄国、阿根廷或澳大利亚一个世纪之后，德语仍旧是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孙的主要沟通语言和教育语言，这种案例并不少见。而德国人在美国的同化程度远远大于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化程度，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其他文化不那么有吸引力。

同样，海外华人更乐于融入美国文化而不是马来西亚殖民地或后殖民地时代的马来西亚文化。生活在斐济的印度人和他们的后裔也并不努力融入斐济人的生活，哪怕他们的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印度文化。

相比之下，19世纪晚期来到美国的印度移民非常快就融入了美国社会，以至人们根本不会意识到他们是不同的族群。虽然到1980年，生活在美国的印度人口已经超过生活在美国的韩国或越南人口。

短时间内发生巨大的文化变化的例子要数迁移到美国的东欧和南欧人以及他们的后裔了。在大规模移民的时代，这些人因为受教育程度低和文盲率高而臭名昭著，而且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

但是到了1980年，东欧和南欧移民受教育程度达到其他美国人的水平，在需要相当教育水平的专业岗位、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上，他们工作的比例也达到相当的水平。

这说明，这些人在代际教育水平、职业领域和语言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族群的年轻成员有很多人具有不同民族的祖先，这说明不同民族之间通婚的事情很常见。而不同民族的通婚正是民族同化的一个重要指示剂。

但是通婚数据不一定就是同化的证据，比如，二战后有很多爱尔兰移民娶了澳大利亚公民为妻，但是这些“通婚”数据通常包括很多爱尔兰人和爱尔兰裔澳大利亚公民的婚姻。

移民相关的文化交流也不总是单向的。包围着这些移民的大的社会环境往往会影响这些移民自身的文化，同样，移民的自身文化常常对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产生影响。

比如，阿根廷的西班牙语夹杂了很多意大利词语，这些词语就是意大利移民带来的。而美国文化中的幼儿园、圣诞节和汉堡包都来自德国移民。移民对其他人群的文化影响不仅包括直接影响，还包括间接影响。

中世纪的马札尔人入侵者大规模迁移到匈牙利平原，将斯拉夫人生活的广阔的东欧地区分为两半。在斯拉夫人分成两群人之后，他们的文化发展方向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不同地区的斯拉夫人说着不同的斯拉夫语。

移民群体并不能代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模式。但是，它们之间的不同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见解，帮助我们理解文化对群体经济和社会命运的作用。

这些人可能生活在自己的祖国，也可能生活在他们移居的不同国家。这些人通常会定居在海外的相同国家，所以他们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中的巨大差异会为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思考维度，帮助我们理解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

移民问题，世界很多国家自古有之，决策者们总是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现状以及政治需要采取不同的移民政策。历史上移民曾经为很多国家带来人口和繁荣，然而今天，移民却越来越在各文明国家都成为一个问题，在移民文化撕裂美国、撕裂欧洲，甚至撕裂包括东亚在内的全球性问题面前，要如何看待移民现象？

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说：“学习历史是对抗当代自大的解药。它谦逊地告诉我们，有很多我们看起来很新颖很有可能的肤浅假设，事实上都曾经被历史检验过。”

在未来，是不是会有更好的方式将人类凝聚起来，构成一个更宽容，更有活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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