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新少数派

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种思考

本文为《知识分子》译者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美国、俄罗斯、西欧和东欧，一些学者在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知识分子”？

问题的提出并非偶然。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两百年，世界历史突飞猛进地发展，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世俗的（即非宗教的）知识分子。从18世纪起，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取得了相对的独立，不再需要依赖恩主的庇荫和供养；在思想上摆脱了神权的束缚，开始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他们以强烈的使命感探讨人类的各种问题，为人类的未来设计了种种蓝图。他们的理想有的实现了，有的没有实现，但即使没有实现，也成为一种精神的财富。

毫无疑问，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没有现代社会；可奇怪的是，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贡献常常被人忽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似乎并不很高，而对知识分子的调侃和讽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可以收集到一大堆妙言警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盟军总司令、后来又当上第34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就说过：“我听到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这位五星上将尽管说他是“借用”别人的话，对“文人”的鄙薄也不加掩饰。这也难怪，在一些西文中，“知识分子”一词本来就有“夸夸其谈的人”“空谈家”这样的含义。至少在英语国家，不会有什么人作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一位“知识分子”；而那些贬低知识分子的人，从他们的经历和职业来看，许多也正是属于知识分子的范围，看来他们不愿意同知识分子“同流合污”。

在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有人说，知识分子正在退化，知识不再是他们探索真理的武器，而是买卖的资本，他们失去了使命感，变成追名逐利的庸人。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保持独立的人格，做社会的良心和监督者，而现实中知识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大都投靠于政治集团或者商业集团，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丧失了批判的锋芒。

在这场讨论中，一位英国作家对知识分子做出了更消极的评价：人们越来越相信，作为导师，或是作为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我也具有这种怀疑。在街上随便找十来个人，他们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很可能至少同一个层面的知识分子一样合乎情理。但我还要再进一步说，在我们这个悲剧的世纪，千百万无辜的生命牺牲于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计划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提防知识分子，不但要把他们同权力杠杆隔离开来，而且当他们试图集体提供劝告时，他们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

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1928——）

对知识分子提出如此尖锐批评的是保罗·约翰逊（1928—）。约翰逊毕业于牛津大学麦格德林学院，此后一直担任《新政治家》的编辑（至少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著作极丰，有二十余种，大都是政治和历史作品，诸如《犹太人史》《现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英国人民史》等，其中最著名、争议也最多的就是他的《知识分子》一书。

《知识分子》涉及的人物中多数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并深深敬仰的西方思想家和作家，一些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物，如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等人；其余的几位，一般中国读者不一定熟悉，但也是西方世界有影响的人物，比如英国出版家维克多·高兰茨、美国作家埃德蒙·威尔逊、剧作家莉莲·赫尔曼等。

这是一部很独特的作品，很难说它是哲学著作，还是历史著作或传记著作，实际上这些成分都兼而有之，约翰逊在追寻这批知识分子的足迹，不过他不是要记述他们的生平，或是评述他们的业绩、表彰他们的功勋，他有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目的。他清扫历史的尘埃，找来各式各样的参考资料，他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搜索每一个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他充满怀疑的眼光把这些大人物重新检视一遍，特别是他们的私生活，看看他们是否配得上他们头上的光环。有人称约翰逊是一位“道德侦探”，确实如此。他的辛劳使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他重新发现了这些知识分子个性中的弱点和他们所犯过的错误，他们生活中种种可恶、可耻、可笑、可悲的方面，他把这些已经被人们遗忘或淡忘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毫不留情地抖落给读者。

约翰逊认为，这些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通常宣称他们热爱人类，或许真的是如此，但是他们爱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他们可以为人类设想出种种美妙的图景，但在实际生活中，在同家人或朋友相处时，他们大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自我中心主义者。约翰逊所要证明的，正像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文人无行。”

卢梭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第一个。他自称生来是为了爱的，他是“人类的朋友”，可是他又最忘恩负义，他的养母兼情妇华伦夫人至少援救过他四次，他也一再表示对她的感激，但是到了华伦夫人落魄时，卢梭对她的求助却置之不理，听任她贫病而死；他自称“没有一个父亲会比我更加慈爱”，却把自己的五个亲生孩子送进育婴堂，此后就不再过问。雪莱的道德纯洁的说法，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编造出来的，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对宠爱他的父母十分粗暴，甚至可以诬蔑自己的母亲同妹妹的未婚夫通奸，还说母亲同意妹妹的这门婚事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布莱希特除了自己的名声，其他什么也不关心，他说：“人们饿死关你什么事，一个人应该有所成就，应该使自己出名。”他两面三刀，周旋在两大敌对的阵营之间，终于从各个方面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奥地利的护照、东德的支持、西德的出版商、瑞士的银行户头。

托尔斯泰所以信奉“博爱”，是因为这可以在公众舞台上表演得更加喧嚣、更富戏剧性和轰动效果。其实，他是个“罕见的利己主义者”，他的日记充分而生动地反映出他的自私，他以为别人都是为他而存在的。他没有爱过一个具体的人，包括他的亲人。对自己的私生子，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也没有给予丝毫的关心。对临死的兄弟，他都不愿意去看一眼。他同自己的夫人索尼娅之间的争吵，“充塞着猜疑、怨恨、报复、狡诈、背叛、脾气暴躁、歇斯底里以及褊狭卑劣的行径”。他自认为是上帝，甚至是上帝的兄长，他希望创立一种新宗教来改造世界，“但无论从道德方面还是从智力方面来看，他都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的资格”，结果是拖着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走进一片混乱的荒野。

这些知识分子在两性关系上大多谈不上什么道德，通常是把妇女当作满足性欲的工具，他们看中了妇女就不择手段地勾引，什么时候厌倦了，就一脚踢开，无论这可能给对方带来多少痛苦，他们都毫不在乎。雪莱不断找来一些年轻的妇女围着他，“总是以为对于性行为的通常准则，自己永远有一种豁免权”，实际上同他有关系的妇女，总是因他而遭遇灾难。萨特“一心想成为他所仰慕的女子芬芳的闺房里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伴侣西蒙·德·波伏娃的帮助下，他勾引了好些十六七岁的女学生，他如同东方的君王，她们组成了他的“后宫”。以坦率诚实自命的罗素“不顾他的高龄，仍在追逐他遇到的每一个穿裙子的人”，而且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布莱希特和海明威也都是利用他们名作家的地位，引诱众多的女性。

他们当中一些人爱慕虚荣，一些人对金钱特别贪婪，也有些人两者兼备。罗素把他的一笔笔收入都记载在一个小本子上，放在贴身口袋里，心绪不佳时就掏出来仔细翻阅，称之为最有益的消遣。赚钱和存钱是易卜生生活中一股强大的驱动力，他是个十足的市侩，他逢迎权贵，他最喜爱的是各种各样的奖章和勋章，一有机会就挂在身上，炫耀一番，并且乐此不疲。他回到挪威时，当年出身微贱的酒友去码头迎接他，他却躲进船舱，不肯相见。他把自己青年时代的不幸归咎于父母，同他们以及弟弟妹妹断绝了一切联系，当他十分富有以后，也不肯给他们任何帮助。他用5个克郎就打发掉他的私生子，还说：“这对你来说是足够了。”

他们言行不一，嘴上说得很好，却不肯去实行，他们制定的原则是要别人去做的，对他们自己并不适用。他们特别善于说谎、伪装和欺骗，萨特、德·波伏娃、罗素、海明威、高兰茨是突出的典型，他们的回忆录是完全不可信的。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中最危险的地方，是他们用似乎是惊人的坦率和承认有罪来麻痹读者，比如托尔斯泰的日记，虽然好像是诚实的，但实际上它们隐瞒的比披露的要多得多。卢梭的《忏悔录》，正如狄德罗和其他认识他的人当时就已经察觉的，是精心设计的欺骗实验，一块坦率的装饰板掩盖了谎话连篇的泥坑。海明威也是说谎成性，他厚颜无耻地伪造自己在大战中的经历，无中生有地编造自己的性爱故事。布莱希特过着优裕的生活，但在一个号称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里，他穿着工人的服装，每天花几个小时把灰尘弄到指甲里，以装成工人的样子。

这些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对暴力的迷信。这是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一般来说，知识分子信奉理性，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又最迷信暴力，他们理论上反对权力机关施行的有组织的暴力，但在实践中又不反对、甚至支持个人使用暴力。罗素是个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他就主张赶在苏联造出原子弹之前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来消灭它。萨特也迷恋暴力，他是“20世纪60年代末起扰乱社会的恐怖活动的理论教父”，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其他头目就是接受了萨特“必要的暴力”理论，结果造成了柬埔寨几百万人的死亡。

约翰逊对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攻击非常集中和尖锐。1988年，《知识分子》在伦敦问世，此后立即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英国和美国一版再版，始终畅销不衰，各种媒体也纷纷予以评介。《伦敦书评》发表文章称它是“一本有说服力、也有趣的书；即使那些不喜欢它的人，也会从中得到乐趣”。《纽约邮报》认为“任何人一拿起这本书就难以再放下”。《纽约时报书评》俏皮地说：“约翰逊先生在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所干的一切坏事中扬扬得意，书中扬扬得意的部分读来十分有趣。”

尽管《知识分子》写得很生动，一些材料是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或不予注意的，但本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个别资料方面的错误姑且不论，约翰逊评价人物的方法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虽然他没有捏造事实，但是他只列举符合他需要的事实，并按照自己的目的解释这些事实，对书中的许多人物，特别是雪莱、托尔斯泰等最重要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举出同他的例证完全相反的东西。

约翰逊列举的主要是这些知识分子私人生活中所犯的错误和他们的弱点，却很少谈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他们是一些思想家、作家、诗人，约翰逊对他们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很少涉及，这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评价卢梭、萨特和罗素，不研究他们的著作和他们所创造的新概念、新理论在哲学史上的意义；说到雪莱、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无视他们是自己时代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这就让人感觉到如同在讨论《哈姆雷特》的时候，撇开了那位丹麦王子。这些知识分子的作品都很多，经历一般都非常丰富，性格也常常相当复杂，对他们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做出全面的评价，约翰逊所做的结论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这些人物涉及的领域是如此广泛，恐怕他也不具备进行深入研究的各种专业知识。

而且，从18世纪以来，对现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有很多，比如大诗人歌德、主张进化论的达尔文、提出相对论原理的爱因斯坦、提出无意识理论的弗洛伊德等，都是第一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物。此外，二百多年来，欧美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比如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德国的尼采、法国的柏格森、英国的T.S.艾略特、美国的福克纳等，他们的影响未见得就比约翰逊所评述的那些人小。约翰逊却没有论析他们，他仅仅根据不足二十个人物的经历和性格，就得出关于知识分子的总的结论，否定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特殊贡献，就更不公平、不科学，难以使人信服。

不过，约翰逊的这本书也有其价值。《知识分子》的广大读者并不都是出于猎奇的目的，通过阅读本书，还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教益，约翰逊为我们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不能不承认，约翰逊击中了知识分子致命的一种弱点：脱离实际。罗素喜欢喝茶而不会煮茶，妻子外出时，把煮茶的程序一条条写在纸上，放在厨房里，让他依照着操作，可是这位大哲学家，还是把一切搞得一团糟。这类事情在知识分子中是司空见惯的，大人物有这样的小故事也无伤大雅，人们听了感到好笑，并不以为奇。约翰逊对此却有更深一层的思考，他发现，某些大知识分子不光是在日常小事上，而且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也可能脱离实际，但又不容易被人们发觉。他们是思想领域的探索者，他们的思维方式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思想成果绝对化，自以为是真理的发现者而一意孤行，而且他们是公众的精神领袖，他们的弱点会影响到社会，被人们所盲从。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是空前的灾难。因此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发出了“警惕乌托邦”的呼吁。

历史正是如此。因为人类总是不满于现实，知识分子的那种如彩虹一般绚丽迷目的幻想常常可以得到大批信徒，众多的追随者心甘情愿地为之献出一切。早在希腊时代，哲学家柏拉图就写了一部《理想国》。柏拉图对自己不中意的人物，比如诗人，就要把他们驱逐走，不过他还准许诗人们做出答辩。此后，基督教的早期博士们在《圣经》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柏拉图的某些思想，建立了基督教的乌托邦——“天堂”。掌握了世俗权力的基督教会为了实现这种乌托邦（当然也包含了各种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采取的手段远远超出了柏拉图。他们使用了铁与火，双手带上了浓烈的血腥味，其中包括对异端的残酷迫害和十字军的七次远征。天堂离人们毕竟过于遥远，15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中设计了一个尘世的理想国，此后各种此岸世界的乌托邦就接踵而来，层出不穷，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杰作。他们以为自己的信仰是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谁不接受，谁就是傻瓜或反动派；目标既然如此伟大，当然也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至于所付出的代价，那只不过是无足轻重、必不可少的牺牲。

比如，高兰茨和赫尔曼，不惜故意歪曲事实，拼命掩盖20世纪30年代苏联发生的恐怖主义大清洗。乌托邦主义一旦与权力相结合，会让人类付出更惨重的代价。我们应当思考约翰逊在本书中最后的结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是个难题，中国历来有所谓“公德”和“私德”、“大节”和“小节”之说，许多人看重的是“公德”和“大节”，对大人物就更是如此，“私德”和“小节”对他们似乎并不重要。约翰逊所揭露的大体都属于“私德”之类，其实在许多地方两者是很难区分的。约翰逊认为：“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们的公开形象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可以帮助解释另一个。私人的罪恶或弱点几乎总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中。”约翰逊的这一观点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世界上固然没有完人，但私德极糟的人真的会有什么“公德”、会“大节无亏”吗？在这个全世界都在呼吁重建道德的时代里，我们的道德标准应当是两者的统一。《知识分子》的一位美国读者说得好：“我们有着太多的道德相对主义，这是20世纪真正的宗教，它导致在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中尸积如山。”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在为国家、为民族，以至为人类着想，就应当多考虑一些实际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最好也听其言、观其行，首先看看他是否爱他周围的人，对朋友、对家人是否诚实和忠诚。

英雄崇拜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英雄固然可以为人们树立榜样，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但是盲目的英雄崇拜却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希特勒曾被德国人奉为民族的英雄和救星，但他被德国人捧上台以后，却给德意志民族，也给全世界带来空前的祸害，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谁又能保证人们现在或将来崇拜的人物当中，没有当年的希特勒？当然，英雄身上有着崇拜者的投影，偶像是自我的一种寄托、一种希望，所以偶像的幻灭总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有时人们宁愿闭起眼睛，无视事实，也不愿让泥足的巨人坍塌，这就是约翰逊所说的：“正如意大利南方的农民，他们所喜爱的圣徒被揭露只是虚构的人物，并没有存在过，但过了很久，他们还是继续去贡献祭品和进行祈祷。”约翰逊认为，人类有一种“拒绝接受他所不愿承认的证据”的嗜好；果真如此，揭露并不存在的圣徒，或是还人物以本来的面目，匡正一种未必有益的嗜好，也是人类的进步所需要的，从这一点看，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也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