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古代中国的政治

费尔南·布罗代尔新少数派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法国史学大师，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年鉴学派灵魂人物，法兰西学院院士。

古代中国的政治

本文选编自布罗代尔《文明史》

根据标题，我们必须追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仅仅考察意味着帝国宏伟壮观制度的群体习惯和礼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做出解释的是，它如何把其力量归诸一个文官团体，他们直到昨天仍然是中国社会和文明中最引人注目的原创性特征之一；最后，下文我们将看到，这些制度为其取得的成就所证实：在一个巨型社会中维持了稳定，在一个广袤的国度实现了政治统一。统一是帝国君主制存在的理由。

帝制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的连续性”。

按照中国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的说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国家的君主制追溯到4000年前，计有22个朝代，在官方史书中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相互承袭，其间没有任何哪怕轻微的间隔或中断。但是对这一处理我们不应抱有幻想。首先，其平稳的朝代更替因骚乱和冒名顶替而被打断。其次，帝国机构在中国真正出现是在秦朝“第一个皇帝”（始皇帝），即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06年在位）实现统一、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予以巩固和使之稳定下来之后。

如果我们同意把这一有理可据的年份视为中华帝国的起点，那么这一帝国自公元前221年一直延续到公元1911/1912年满族人王朝（清朝，创建于1644年）的灭亡。因而帝国在中国是一个长时段现象，是一个轴心，围绕着它，中国的历史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缓慢运转。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中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定见：他们试图强调君主制的长期性和合法性，同时如果是出于恢复秩序的必要，把中国历史回溯到史书未能记载的时期。因为在中国，这一秩序不仅是人类社会的秩序，也是宗教秩序，以超自然价值为基础。

社会秩序和超自然秩序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而皇帝既是俗世的统治者，也是精神统治者；他的任何行动都不纯粹是世俗性质的；实际上他既监管世界之自然秩序，也监管超自然秩序。作为神俗两界的最高主宰，他不仅任命官员，而且对寺庙的僧侣统治集团具有决定权，为“这一神化的古时贤哲”命名，或者主持农田开耕仪式，在春节时象征性地用犁开出第一条犁沟……

汉学家们常常这样说：中国的君主制不是神权。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西方的神权国王相比，这样讲无疑是正确的。但中国的帝制与西方的帝制，比如说古罗马的帝制之间的共同点岂止一处。“中国的政治学说从不教导任何类似于西方的神权国王的信条”，但是，如果皇帝是“真正的天子”，如果他靠着承天命进行统治（奉天承运），那么还有必要像中国一位哲学家说的那样，达成一个“仅奖励有德者”的约定吗？帝国及皇帝本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灾难，美德在解释灾难产生的原因时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洪水泛滥，严重的旱灾，抗拒纳税，野蛮民族犯边时军队失败，农民起义——上帝才知道到底发生了多少次，所有这些麻烦都是因为破坏了根本契约，是因为皇帝失德造成的，如此情况下他们不再承受天命。这类征兆是不会弄错的：它们王朝变迁的征兆，在数代人力求避免重蹈一位无德皇帝的覆辙后突然湮没无闻。至少在古代中国，人民起义被视为皇帝即将失去帝位的先兆。一个古代谚语这样讲：“上天通过人民的眼睛进行观察。”（这与西方的vox populi，vox Dei有点相似。）

因而，上天的授权会合法地从一个失德的家族转到一个新王朝手中，该王朝必须拥有道德，因为它得到了授权。“中国人说的‘革命’一词，译成我们的语言为révolution，中华民国时代采用了它，字面意思是‘收回授权’。一位统治者失去了这种不可缺少的保护，就不得不退位。”因而，为了帝祚的承续和中国的统一，调整连续相继的各王朝的年表以消除“间歇日”（乱，jouen）——我们会称之为僭主当政的时期——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王朝结束了，另一个王朝必然承受天命。对历史学家来说就会产生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在一个动乱年代，几位对手争夺权力甚或分享权力时，应当如何处理？那时中国历史学家发现很难说哪一位是天命或者说“连续性”（tchang-t’ong）——也就是我们西方人所说的合法性——真正的承继者。由于缺少好的解决办法，他会选择那些在他看来“最为适宜的人”，在追溯时给予他们“天子享有的所有尊重”。

根据正当理由把合法性授予那些有能力夺取权力的强者（因为他的力量必定来自上天），这一事实说明了中国为何尽管出现了戏剧性的政治灾难，却具有历史延续性。

这一亘古不变的君主制的盛宴富丽堂皇，异乎寻常：朝廷、王宫里站满了大臣、官员、太监、嫔妃和姬妾，典仪进行得宏伟壮观。宋朝一位皇帝到都城杭州南郊的寺庙上香上供，祭祀祖先和上天。在他去之前，通往该寺庙的大道预先经过了修整，且铺上了沙子。士兵列在道路两旁，经过精心装饰的大象走在御辇之前。队伍开始行进时，路旁在夜幕降临时点燃的火炬马上一起熄灭。这种场面非常雄伟，激起了民众的情感。毋庸置疑，世界上的统治者没有不考虑复杂、经过严格筹划的典仪的效果的，比如，法国国王进入效忠于他的城市时的“入城”仪式同样声势浩大，侍从众多。中国皇帝举行的仪式有着类似的深刻动机，但更讲究排场，更具有宗教权威。要想估量这些典仪的效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自奥古斯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一系列王朝进行的风格和意义完全相同的仪式在欧洲产生的影响。

这种君主制就本质而言非常原始，却与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官僚队伍（文官）并存。

西方对此感到迷惑，对其真正的地位产生了误解，徒劳地试图在明代或清代中国中找到一种与欧洲或多或少对等的社会阶层；在欧洲，在君主制之旁，有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中国文官的重要性致使他们在西方人眼中非常类似于贵族。

事实上，他们是高级官员，人数甚少，是通过复杂的竞争性考试遴选出来的。他们受过的教育就像其职业（但不是其出身）一样，使他们成为一个排他性的等级（在13世纪时他们可能共有1万个家族）。尽管它不是一个严格的社会等级，但想进入并不容易，因为它是专留给士阶层的；其知识、语言、忧虑、思想和气质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但在同时使他们与世上其他阶层分裂开来。

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不被描述为贵族、领主或财阀（其中某些人是）。按照艾蒂安·巴拉斯的说法，他们最近的同类，是我们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官僚”。这些人作为强大国家的代表，是非常强烈的干涉主义者，关注效率和生产力，不折不扣地恪守理性主义。

中国的文官与他们相似：

（1）与他们一样，他们由于其知识资格和会试成功而享有社会地位和独特的威望。

（2）与他们一样，他们“人数不多，但拥有绝对的权力、影响、地位和威望”。

（3）与他们一样，他们“只知道一种职业，即管理、指导”。

孟子（死于公元前289年）有关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区别的一段广为人知的话明确地表现了文官的理想：“有的人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人从事体力劳动，两者是不同的。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统治别人，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则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而统治者则靠人养活。”[15] 嫌恶体力劳动是荣誉的一个标志：一个文人把指甲留得长长的，他的手只有一个用途，即拿毛笔写字。

但治理在古代中国寓意如何呢？大致说来，如同在现今的一个国家，担负起行政和司法的一切事务。官员们负责征税、审理案件和维持治安，如有必要还要领兵打仗，执行军事任务，制订工作计划，建造和维修道路、运河、堤坝和灌溉系统。他们的作用在哪里？在于“匡正大自然的严酷”，预先防范洪涝干旱，储备食粮。简单地说，也就是监管一个要求有严格纪律的复杂的农业社会之正常运转，尤其是处理河流系统，确保灌溉得以有效地进行（这里我们引述的是魏特夫的解释）。

中国的官僚代表了这一纪律，代表了社会、经济、国家和文明中的这一稳定。他们是秩序的化身，反对的是无序混乱。秩序无疑不是纯粹的幸福。但它是“为了保持中国文明的同质、长期存在和活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面对封建领主和农民社会——一旦任由它们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会滑向无政府状态，只有官僚的铁腕才能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统一。因而，面对反对一切集权限制、号召回归自然状态的道教，官僚们宣讲等级、社会秩序和儒家伦理的美德。

就此而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负有责任。他们在大地产主和贫穷的农民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前者负有其职司，后者无论如何仍保留其贫瘠的土地。另外，官僚们还对崛起中的任何资产者、商人、高利贷主和新贵保持警惕。他们在受到监管的同时，也为官僚的威望所征服：正常说来，发财的商人会耐不住士人生活的诱惑，经受不住权力的吸引，从而参加著名的科举考试……这至少是中国社会为何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发展成为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之一。它仍停留在父家长制和传统主义的阶段。

中国的统一，就是北方加上南方。中国直到13世纪其整个疆域都遭到灭顶之灾时才真正实现了统一。

蒙古人征服（1211—1279年）的顶点是消灭南方的宋朝（南宋）并占领其都城杭州；此后不久马可·波罗访问了这里，目睹了它的富裕繁华。中国的这些新统治者不仅把中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地理极限，而且赋予这一不同空间的集合体生命和力量。后者在汉朝、唐朝和宋朝统治时期经常汇集在一起，但正是在现在，这一已经实现的进步达到了顶点，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南方的财富和优势地位，并把这一财富带到了帝国各地。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南方一直是一个“远西地区”，一个“半处于蛮荒状态的梅佐焦诺 ”，除偶尔有一些难以控制的原住民部落外，居民很少。然而，至晚自11世纪起，由于有了可以一年两熟的早期稻子品种，南方从其半殖民的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自那时起，它就成为中国的粮仓。如果说前两千年（11世纪之前）主宰中国的是黄河流域的民族，那么第三个千年（自11世纪到20世纪）则多多少少成为长江流域及更靠南的、远至广州的民族独占的领域。然而，蓝色河流之国的都城南京和杭州都被北京取代了。北京作为一个首都在北方建立显然是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这是为了充当一道屏障，防备北方蛮族和游牧民族入侵的危险。

南方的优先地位不久就反映在其人口的规模上。到了13世纪，有10个南方人，才有1个北方人。南方在品质和效率上也享有优势，今天仍然如此。在已往的三个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来自江苏省和浙江省，而20世纪中国革命的多数领导人来自湖南省。这事实上是大约一千年前中国重心转移的结果。在11—13世纪之间，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给出产稻米的地区带来了长久的好处，而对出产小米和小麦的地区不利。但这一新的中国仍然是过去的中国，是过去中国的延续和丰富发展。我们可以这么说，南方是中国的美洲——正如东北在相当晚的时间之后在20世纪时扮演的角色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