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刺猬与狐狸（节选）
文：以赛亚·伯林 译：彭淮栋
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存世的断简残篇里，有此一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原文隐晦难解，其正确诠释，学者言人人殊。推诸字面意思，可能只是说，狐狸机巧百出，不敌刺猬一计防御。不过，视为象喻，这句子却可以生出一层意思，而这层意思竟且标显了作家与作家、思想家与思想家，甚至一般人之间所以各成类别的最深刻差异中的一项。各类之间，有一道巨壑：一边的人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另一边的人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纵使有所联系，亦属于由某心理或生理原因而做的“事实”层面的联系，非关道德或美学原则；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在识见。前一种思想人格与艺术人格属于刺猬，后一种属于狐狸。我们不必强求僵硬分类，但亦毋需过惧矛盾；我们可以说，根据前述旨趣，但丁属于第一个、莎士比亚属于第二个范畴；柏拉图、卢克莱修、帕斯卡尔、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是刺猬，惟程度有别；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伊拉斯谟、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则是狐狸。
当然，这项二分法，正如一切这种过于简化的分类，若强直径行，即成矫揉、烦琐，终至荒谬。不过，这分类即使无助于严肃的批评，却也不应见斥为纯属浅薄或轻浮。它和所有稍能体现真理的识别法一样，提供了一个观察与比较的据点、一个从事纯正研究的出发点。据此，则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比之剧，可以无疑。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普希金为题的那篇演说，一时名论，全篇雄辩撼人、感人至深，却因为把巨狐普希金——十九世纪头号狐狸——谬解为原身正是刺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类，于是竟把普希金转化扭曲成专志一念的先知、某种一元普遍信息的专差，而那信息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宇宙的中心，与普希金变化无穷的天才所涉猎的多种领域，相去正不可以道里计。所以，凡敏感读者，鲜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说非但未能揭明普希金的天才，反倒是照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天才。因此，若说以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巨人各持一端，即能度得俄国文学的幅广，并非虚言；而认为这类问题有用或有趣的人，取其余俄国作家，揆其与此两大端之远近异同关系，即可以判得诸家特征，也的确不是妄谈。果戈里、屠格涅夫、契诃夫、勃洛克等人对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系如何的问题，能导出——或者，可说已经导致——成果丰硕、发人深省的批评。不过，遇托尔斯泰而提此问题——问他属于第一或第二范畴，是一元论或多元论者，是识见浑一或多方，是本质单一或异质成分混合——就没有清晰而立即的答案了。施之于他，这问题似乎不尽允当，隐晦事体，甚于拨云见日。不过，我们有此犹豫，并非由于所知不足。关于他本人、关于他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托尔斯泰所告于世人，多于其余任何俄国作家，几乎多于其余任何欧洲作家的自述；在任何道德层次上，他的艺术都没有可以称为晦蔽不明之处；他的宇宙没有沉黯的角落，他的小说天光澄澈；关于他本人，他已作解释，关于他的小说以及其建构方法，他已有论辩，且解释与论辩之清晰、有力、明敏、澄澈，亦无不过于其他任何作家。他是狐狸，还是刺猬？我们应持何说法？答案何以如此出奇难觅？他近于莎士比亚或普希金，而远于但丁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他与诸家都完全不相类，因此这问题荒谬而无从解答？我们的探讨似乎面临着窒碍。这神秘的窒碍是什么呢？
本文中，我不想就此问题完整具述一个答案，因为兹事体大，等于要对托尔斯泰的整体艺术与思想作一场严谨的检验。因此，我自限于提出一个想法，这想法是，前面所提的窒碍，究其起因，可能至少有一部分由于托尔斯泰本人并不自觉有此问题，而且尽力使答案落空。我想提供的假设是：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他的天赋与成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连带他对他自身成就的诠释，又是一回事；结果，他的理想导使他以及被他的说服天才所赚的人，对他与别人的作为，或者对他与别人所应有的作为，提出了有系统的错误诠释。没有谁能埋怨他，说他让读者怀疑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于别人和他自己的作为，关于别人和他自己应该有的作为，他的看法染透了他一切议论作品——在他的日记、载诸文字的余谈剩语、自传文章与故事、社会与宗教小册子、文学批评、公私通信里，他这看法无处不见。不过，他的本质与信念枘凿龃龉，而其冲突最为明显之处，就是他的历史观。他谈论历史，写出了他一些最精彩又最矛盾的文字。本文试图处理他历史看法方面的动机，以及其某些可能的来源。简而言之，本文试图以托尔斯泰自己所欲于读者的严肃性，来处理他对历史的态度——不过，我们严肃的原因与他有别，我们不是要用他的历史观来看全人类的命运，而是借他的历史观来看他这个天才。
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无论作为本身自具兴趣的看法，思想史上的偶发事件，或者他本人此生演变里的一个因素，都尚未获得应有的注意。基本上以托尔斯泰为小说家者，对于浸布《战争与和平》全书的历史与哲学文字，有人视为荒妄突兀的叙述干扰，有的视为这位伟大但固执己见的作家所特嗜的离题闲话，而惋惜他陋习难改，更有人视其为一种偏颇、独家闭门炮制、极少或毫无本身内在趣味、大乖艺术境界、与艺术品整体目的及结构全不相称的形而上学。对托尔斯泰人格与艺术都抱反感的屠格涅夫，后来虽然承认托尔斯泰的作家天才，当初却率先鸣鼓而攻。在写给安年科夫的信里，屠格涅夫谈到托尔斯泰的“庸医伎俩”（charlatanism）与历史讨论，指其为“闹剧”、为欺诳天下不慎之人的“诈术诡说”，为“无师自通之徒”注入作品中以顶替纯正知识的拙劣玩意。他随即说，托尔斯泰的天才当然可以补救这项缺失；然后，他指责托尔斯泰发明“一种似乎以非常简易的方式解决一切的体系；例如，他的历史宿命论：他跨上他这匹木马，就飞走了！只有触地的时候，才像安泰那样恢复他真正的力量”。屠格涅夫去世前不久，向这位亦友亦敌的故交发出祈求，请他抛却先知衣钵，重返他真正的天职——做“俄国土地的大作家”。这项传颂一时的祈求，也是重申前意。福楼拜为《战争与和平》若干片段“钦佩喝彩”，却也同样不敢领教；这部杰作在俄国以外几乎无人知名之日，屠格涅夫送给福楼拜一本法文本，福楼拜致函屠格涅夫，函中有“他依然故我，满口哲学”一语。雅好哲学的茶商、与别林斯基书信往返频繁的密友包特金写信给诗人费特，信中见地一样：“文学专家……认为这部小说的思想成分非常软弱，其历史哲学琐屑而浅薄；书中否认个人对事件具有决定影响力，这否认无非深文诡谲、故弄神秘。舍此而外，作者的艺术禀赋仍不容争议——昨晚我做东请客，丘特切夫也来了，以上所写，就是座中诸人之语。”当代历史学家与军事专家——其中至少一人曾经亲历一八一二年之战——群起怒责书中叙事失实；自此以降，也一直有人举出不利证据，证明《战争与和平》作者既熟谙可得的原始资料，又明知反面证据缺乏，而蓄意伪构历史细节——一种目的似乎不在增益其艺术，而在遂行其“意识形态”宗旨的伪构。后来一切关于《战争与和平》“意识形态”内容的评鉴，基调几乎完全为此历史与艺术批评的共识所定。舍尔古诺夫至少即曾抨击书中的社会寂静主义（social quietism），称之为“草泽哲学”（philosophy of the swamp）；其他人大多加以礼貌的忽略，或者视其为颇具俄国人本色的一种错乱——俄国人著名的说教倾向（以及因说教而毁损艺术品的倾向），加上远离文明中心的国家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一般观念所特有的半通不通的迷恋，产生了这种错乱。批评家阿赫沙鲁默夫曾说，“我们有幸，作者当起艺术家，强过他当思想家”；其后四分之三世纪中，革命前与苏联时代“反动”与“进步”双方的俄国与外国托尔斯泰批评家，与基本上视他为作家与艺术家的人，以及视他为先知与导师，视他为殉道者，视他为社会影响力、社会学或心理学“个案”的人，多响应此说。托尔斯泰的历史理论，沃居埃与梅列日科夫斯基、茨威格与鲁伯克、比留柯夫与E.J.西蒙都兴趣乏然，次要人士更无问津者。治俄国思想者往往称托尔斯泰这一层面为宿命论，置之不理，径取列昂季耶夫或达尼列夫斯基比较有趣的历史理论。禀性谨慎或谦虚的批评家未至此极，但处理他的“哲学”，也疑敬交杂。比多数托尔斯泰传记家都更细心处理他这时期看法的李昂（Derrik Leon）亦曾不辞辛苦，记叙托尔斯泰对支配历史的力量的省思，尤其《战争与和平》篇末漫长结语第二节中的探讨；而在此记叙以后，竟仍援莫德（Aylmer Maude）先例，既无意评估其中所提理论，也不谈这些理论与托尔斯泰此后生活与思想有何关系。纵使如此，李昂也已近乎独一无二。至于主要以托尔斯泰为先知与导师者，则多专注于大师幡然改宗，基本上不再自视为作家，而以人类导师自居，成为崇敬与朝圣对象以后的晚期义理。依通常所论，托尔斯泰此生截然二分：先是不朽杰作的作者，后为宣扬个人与社会新生之先知；先是贵族作家，是难以睦处、难以亲近、困惑忧虑的天才小说家，然后成为贤哲——独断、刚愎、毁誉过实，但影响巨大，尤其在他本国，一个具有独特重要性的世界人物。经常有人在他的前期里溯取他后期的根，觉得这前期充满后期克己生活的先兆。世人认为重要的，是他的后期，于是针对后期托尔斯泰的方方面面，作哲学、神学、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的研究。
然而此中其实有矛盾。《战争与和平》写作前后，托尔斯泰对历史与历史真理问题的兴趣都很热烈，几乎可谓魂牵梦绕。托尔斯泰视此问题为整件大事之中心——为《战争与和平》全书枢纽，凡读其日记与书信、凡读此小说者，无人可以怀疑。“庸医伎俩”、“浅薄”、“思想薄弱”——作家中，最难用这些措词来形容的其实正是托尔斯泰：偏见、刚愎、高傲，容或有之，自欺、不知收敛，亦属可能；道德或精神疏失，这一点他也比他的敌人更清楚；但是，所谓思想无能——亦即缺乏批判力，流于空洞——亦即依托某种荒谬肤浅的义理而流荡不返、而损伤写实性的生活描述与分析，以及所谓眼力不足，对包特金或费特都能识破的某些时髦理论迷恋不悟，这些罪名，其失实丧真，则迹近荒唐可笑。至少，在本世纪，凡神志清醒者，无人会再异想天开，要否认托尔斯泰的思想力量，他戳穿任何习套伪饰的惊人能力，亦即，他那腐蚀力极强的怀疑主义。为了他这种怀疑主义，维亚泽姆斯基伯爵还曾杜撰俄文妙词netovshchik（虚无主义者）——日后，沃居埃与索雷尔封他以虚无主义之名，固十分自然，而实本此先例。托尔斯泰所遭受批评家的这种对待，确实有些错谬之处。他以极不合乎历史，甚至可说以反历史之道，摒斥一切以社会或个人的成长，以“过去之根”（‘roots’in the past）解释或辩白人类行动或性格的努力，同时，对于历史，他又沉潜专注、毕生如一——以此等兴趣心力，在艺术与哲学上得到的结果，居然激起一些素常明智且富于同情的批评家发出这般可怪的贬斥评论。这里面，确实大有值得留意之处。
托尔斯泰对历史的兴趣，起自早年。这股兴趣，似乎并非起于对一般所谓过去的兴趣，而是由于他欲图透达第一因，欲图了解世事如何发生，以及为何这样而不那样发生。由于禀性善疑，凡不能充分解答上述问题的说法，他都予嫌猜，甚至摒斥，而且寻源究底，不计代价。这是托尔斯泰终身一贯的态度，殊难指为“弄巧”、“浅薄”之征。与上述欲望俱生的，是他对具体、经验、可证之事那种无可救药的爱好，且因有此好，故本能上不信任抽象、无从触摸、超自然之物——一言以蔽之，这就是他早年就已偏好的，与浪漫主义、抽象条理、形而上学都难以相善的科学与实证路数。他时时地地寻求“硬实”的事物——寻求能以未被脱离具体现实的理论所腐化，能以未被神学、诗、形而上学等超世神秘说法所玷污的正常智力来掌握并验证的事实。他辗转困惑于世世代代年轻人都面对的终极问题——善与恶、宇宙及其中居民的起源与目的、一切人事的起因；但是，神学家与形而上学的解答，他认为荒谬——只为了他们所用以具陈其答案的措辞言语，他就认为他们的答案荒谬，因为他深心固认一般常识所知的日常世界是惟一的真实世界，而那些措辞对这个世界并没有明显的指涉关连。他向来有此固执，只是曾经不自知而已。历史，只有历史，只有时间与空间里的具体事件的总和——由实际芸芸众生的彼此关系，以及他们和一个实际、三度空间、亲身体验的具体环境的关系加起来的实际经验总和——才是真理所在，才是可能构成真正答案的材料。这些真正的答案，无待于一般人类并不拥有的特殊感官或能力，即可悟得。这当然就是使十八世纪那些反神学与反形而上思想家生机蓬勃的那股经验主义探讨精神。有此现实精神，生来不能为幻影所惑的托尔斯泰未习诸家之学以前，已经成为他们的天然传人。他有如茹尔丹先生，在知道散文是何物以前很久，就已用散文言谈，而且终身是先验主义之敌。他成长于黑格尔哲学全盛期。黑格尔哲学固然以历史发展解释一切，但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之至理并非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所得进窥。
托尔斯泰时代的历史主义影响了当世一切富于探讨精神的人，青少年时期的他，无疑也在影响之内，但是，对于其中的形而上内容，他本能即予拒斥，而且在书信里形容黑格尔作品混杂陈腔滥调，为不可理喻的胡言呓语。世事何以这样而不那样发生，其中奥秘，惟历史——可借经验发现的资料的总和——才能解开；因此，也惟有历史能照明他与十九世纪所有思想家都困心苦索的根本伦理问题。当务之急为何？人生应如何？我们因何在此？我们应如何安身立命、应有何作为？历史关系的研究，与必需以经验可证之道解答这些proklyatye voprosy的要求，在托尔斯泰心中融合为一，表现于其早岁日记书札，颇为鲜明生动。
在他早年日记中，我们发现，他数次取来叶卡捷琳娜的上论，与她声称那些上论所根据的孟德斯鸠的文字，并观互校。他阅读休谟与梯也尔，兼及卢梭、斯特恩与狄更斯。他念念不忘哲学原理只能依其在历史中的具体表现来了解。他曾写道：“为今日欧洲撰写纯正的历史，这是值得毕生以赴的目标。”又写道：“树叶比树根悦人眼目。”——言下之意，这是肤浅的世界观。不过，与此同时，他也生出一股痛切的失望感。他觉得，以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而论，历史提出了它自己无力满足的主张，因为它和形而上学一样，妄想成为它不是之物——妄图僭居为一门能够获得确定结论的科学。人由于无法以理性原则解决哲学问题，遂图以历史解决。然而历史是“最落后的科学中的一门——一门已经迷失其恰当目标的科学”。而所以如此，理由是历史不会——因为无法——解决世世代代人类都辗转苦思的重大问题。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中，人类先后相承相继而累积事实知识。事实知识之累积，不过纯属副产品，是一种“枝节问题”，却被误为本身自成目的之事来研究。
托尔斯泰又说：“历史永远不会向我们透露科学、艺术、道德之间，善与恶之间，宗教与公民美德之间有何关系、何时发生关系……它会告诉我们（而且说得不正确）的是，匈奴人来自何处、生活于何时、其势力基础奠定于何人，等等。”据托尔斯泰友人纳扎里耶夫所述，一八四六年冬，托尔斯泰对他说：“历史不过寓言与无用琐事之集合，其中填塞的尽是没有必要的数字与专有名词。伊戈尔死了、奥列格遭蛇咬了——这些不是无稽杂谈，更是什么？伊凡一五六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再婚，娶杰米留克之女；一五七二年四婚，娶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柯尔托夫斯卡娅……谁要知道这码子事？”
历史不曾透露原因，只平白呈现一连串未加解释的事件。“一切都塞入历史学家发明的标准模型里，伊凡诺夫教授现在在讲授伊凡雷帝。一五六〇年以后，伊凡雷帝由智德兼备的人变成疯狂残酷的暴君。如何变的？因何有此一变？——连问也不能问……”半世纪以后的一九〇八年，他向古谢夫宣称：“历史要是符合真相，将是美事一件。”
历史可以（而且应该）合乎科学，乃十九世纪之常谈命题；不过，把“科学”一词诠释为意指自然科学，然后试图将历史变成这种特殊意义之科学者，人数不多。这些人里，策略最强硬的是孔德。孔德效法其师圣西门，欲变历史为社会学。其所得结果之荒唐妄诞，此处毋庸赘述。思想家中，最郑重计划而认真行事的，也许当推马克思。达尔文创新进化论，点化了生物学与解剖学的类比，使之盛极一时，诱人心目。马克思规抚其意，力索历史进化之通则。他的尝试，在诸家间声势最壮，也最不成功。托尔斯泰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战争与和平》写作期间，他对马克思其人其学显然毫无所知），清楚看出，历史如果是一门科学，我们必定可能发现并且具陈一套历史准则，持这套准则，与经验观察之资料联合运用，则预测未来（以及“回溯”过去）即切实可行如地质学或天文学。
但是，历史其实不曾达到这等境界，他比马克思及其信徒更明白，而且一本他习惯的独断方式，直言不讳，更补以各种论点，明示这个目标无望达成。他还以一项看法，论定此事，认为这种科学希望如获实现，将会结束我们所谓的人类生命：“我们如果承认人类生命能用理性加以规矩编制，生命的可能性也就毁灭了。”（伯林按：此处的生命，指与意志自由之自觉相随而起的自发活动。）实则，即使是自然科学中最不发达的一门所需具备的那种可靠定律，历史研究的技巧再如何谨慎，也不可能发现。不过，令托尔斯泰局促不安的，又非仅历史这种“不科学”的本质而已。他进一步认为，凡历史写作，似乎都命定要做武断的材料拣择与武断的重点分配。但对于这一点，他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其合理。决定人类生命之因素千般百种，历史学家只由其中择取某个单面，例如政治或经济层面，而曰社会变迁之首要与有效原因在此，如此，将一切事件都带有的宗教、“精神”以及其他众多层面——质言之，繁复不可胜数的层面——置于何地？我们亦如何能不论定，说现有历史只代表了托尔斯泰所谓“诸民族真实历史之实际构成因素的百分之零点零零一”？一般所写历史，多以“政治”——公众——事件为首要事件，而遗忘精神——“内在”——事件；然而，一望可知，“内在”事件才是人类最真实、最直接的经验；追根究底，生命由而且只由“内在”事件构成。所以，因循蹈故的政治历史学家全是一派浅薄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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