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比立场更重要的，是抵达立场的方式

新少数派

比立场更重要的

是抵达立场的方式

文：明白知识编：新少数派

很多人对于当代美国的第一印象，都始于林达的《一路走来一路读》和刘瑜的《民主的细节》等书籍。

在那个美剧还比较小众、留学也没那么普遍的年代，这些旅美作者的文字，可以说给不少读者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通过这些生活化的文字，读者不再是带着或敬畏或警惕的态度去看待「他者」，而是把美国人视作与我们本质无甚差别、只是生活在地球的不同角落、因而存在一定差异的群体。

在政治学学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的作品中，她更是把观察对象集中于美国最大的特征之一：民主制度。

面对「民主」、「自由」这些老生常谈的概念，刘瑜却选择从社会细节入手，用具象的生活场景，去阐释抽象的政治学原理，用鲜活的人情百态，去弥补学术理论中的人性空隙。

这正是她的作品能够成为畅销爆款的原因：不依赖于所谓的「海归经历」与「名校光环」，而是凭借她细腻而丰沛的感受，犀利而敏锐的洞察，鲜活而幽默的文字。

正如梁文道评价《民主的细节》时所说：

刘瑜来得正是时候...她的评论正是这时代最需要的营养剂。

独自寻光

我的生活更像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这场穿越中...只有倾听自已呼吸的耐心、把一只脚放下去之后再把另一只脚抬起来的耐心。

在随笔集《送你一颗子弹》中，刘瑜如是说。她形容自己的生活是「稀薄」的，为了积攒审视人生的「耐心」，只能「用感受来弥补事件的贫瘠」。

刘瑜的「稀薄」，或许指的是她标准「学院派」的经历：小城出生，北京求学，留美七年，高校任教。看似安稳顺遂，不曾有太多风浪。

翻开她的简历，也是「别人家孩子」的最佳范本。

她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均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此后赴美研究，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2006年，她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参与博士后项目，接着又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三年。

2010年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她的这份履历，在国内外顶尖学府都留下了足迹，阵容堪称「豪华」。

但是，刘瑜回顾自己的学思历程时却说：

我学习上的教训远远多于经验。

「教训」来自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缺失，这是一个反复循环的迷宫，让她的求学之路在别人看来一帆风顺，自己内里却「跌跌撞撞」。

刘瑜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分为四个阶段：

一片空白期、随波逐流期、头重脚轻期、从头再来期。

对于上大学前的自己，刘瑜的形容是「一片空白」。

一方面，「空白」在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标准学霸姿态。

据刘瑜回忆，上大学前她读过最好的书可能是海淀区高考习题集，而对当时流行的言情与武侠小说一概不知。以至于与人聊天，差点被误以为是从国外回来的。

而另一方面，「空白」意味着知识的单调和思考的缺乏。应试教育结构下，只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和解读，不允许自我拓展和延伸。

在这样的「空白」中，刘瑜考上了大学，考上了研究生，看似能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其实思维依然受限。在人大学习的七年，她称之为「随波逐流期」。

1992年，刘瑜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学国际政治。而这个专业，在80年代还被称作「科学社会主义系」。

刘瑜笑言，当年她的很多老师之前还在教「计划经济为什么对，市场经济为什么错」，很快就改为教「市场经济为什么对，计划经济为什么错」。

这一段拗口的描述，刻画了中国大学教育在90年代初期的普遍问题：

照本宣科和灌输主流需求，甚至不讲逻辑，先下结论再填充理由，更重要的是缺乏深刻的「真」问题意识。

学生仿佛在黑暗里独自前行，没有光亮指引，更不知道出口在何方。

受到80年代人文思潮的余波影响，刘瑜也随大流读起了尼采和萨特。但她很快发现，她不知道为什么读，也不知道读了什么。要说这一时期的阅读体验，就像「一双36码的脚，非要穿42码的鞋子」。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自我的问题意识脱节。

刘瑜指出，尼采的问题意识是基于西方的宗教环境，而她一个在北京读书的江西小姑娘，整日哀叹「上帝死了」，这其实很荒唐。

而这种自身现实与所学所思不匹配的情况，在刘瑜就读研究生时更加严重。她抛弃了对社会生活现状的体认，转而埋首啃噬大部头的思想书籍，因为这样在学生中很炫酷，也很时髦。

从「一片空白」到「随波逐流」，被动地接受知识的投喂，被动地迈开步伐去跟随别人的脚步或者社会的潮流，却忽略了环绕在身边的经验事实。问题意识，偏航了。

1999年，当她研究生毕业，远渡重洋赴美留学时，这种偏航一度让她「头重脚轻」。

问题到底是什么？

留学期间，刘瑜学了很多理论。

但是，她并不了解研究的对象国在某个历史节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使用理论去硬套时，就会出现「头重脚轻」的情况。

比如有一门拉美政治相关课程，要求写一篇解释1973年智利政变的论文。

她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从结构主义写到精英决定论又写到拉美时局，却恰恰忽略了智利本身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民生。

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智利第28任总统。他推行「智利社会主义道路」，短期成果喜人，1972年开始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国家陷入混乱。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人发动政变，阿连德被害身亡。图为东德发行的阿连德纪念邮票。（图片来源：Wikipedia）

其实，在巨大的通胀压力下，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社会内部早已面临崩盘。这些现实问题，对智利人来说真切可感，而刘瑜花大篇幅分析的宪政危机和外部干涉等等，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

另一个例子是在分析中国乡镇企业时遇到的。

当时西方主流经济观点认为，中国的乡镇企业是行政介入的典范，它们的产权属于乡政府，因而「是一种新型的，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模式」。

但著名经济学家黄亚生却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乡镇企业，有九成在本质上其实都是私营企业，他们不过是借力行事，顺应政治大环境之势而已。

通过这两个例子，刘瑜认为，在探讨问题「为什么」之前，首先应该了解问题到底「是什么」。

无论是在美国所受的政治学教育，还是此前她所经历的「随波逐流」，在理论的大框架下，是对事实本身的忽视和漠然。由此造成政治脱离实际，应然架空在实然之上。

当她回过味来，才发现那些朴素的事实，才是支撑研究的依据。而且，只要搞清楚了「是什么」，「为什么」往往也会迎刃而解。

所以，刘瑜后来专门著文《从经典到经验》，探讨「如何读书」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她说：

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而不是从「死去的古代白人贵族男子视角」出发的读书态度。

她意识到：「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的问题的回答与思考」。

由此，要理解经典，要么对作者的时代历史非常熟悉，要么能对作者感同身受。

那么，当我们无法企及「大师」们的问题意识深度，也很难全面认识其思想土壤和理论渊源时，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经典？只为了绞尽脑汁理解其深意吗？这样是否会陷入为理解而理解的循环陷阱？

基于这样的认识，刘瑜形容自己后来的读书就「堕落了」。她在《从经典到经验》中描述道：

我的读书历程，基本上是一个不断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主义」的历程。不是说我对经典失去了好奇心，而是我希望引导我去读经典的，是问题的箭头在不断指引，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

读书的目的不再是出于所谓的经典和必读，而是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性，由此，刘瑜的阅读和思维深度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再出发

人说「三十而立」，刘瑜的三十岁，却是一个「从头再来」的过程。

打破过去钻研的高深理论，她开始关注更加实际的问题。

27岁那年，刘瑜在网上阅读到一些关于国内大饥荒的材料，这让她深受触动。「文革」及其前奏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现代政治走向了怎样的错位？

她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定位在中国当代问题，希望破解这些疑问。

紧接着，刘瑜开始进一步思考，怎样的政治形态才是中国所需的？「民主」是否适用于中国？

让她为国内读者所熟知的时评集《民主的细节》，正是来源于这持续的发问与思考。

在《民主的细节》中，刘瑜以托克维尔的「美国民主之旅」开篇，将她自己的「美国民主之旅」投射进去。

七年的留学之旅，让她受益匪浅的除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两所顶尖高校的教育，还有「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动态本身」。

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说，他在美国的探索不仅满足自己「合理的好奇心」，更多的是找到能让自己国家受益的「启示」。

同样，让刘瑜思考良多的美国政治文化，也能启发更多中国人。

《人民的裁决》，乔治·迦勒·宾汉姆绘（图片来源：Wikimedia）

梁文道常说：「美国是中国人摆脱不掉的他者」。

一方面，美国可以说是现代政治制度的范本，有很多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经验；但另一方面，美国又是全球霸权的代名词，其内部也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而这两种观点，往往都会导致对美国非黑即白的脸谱化认知和刻板印象，使我们无法准确认识美国，更进一步，无法准确认识美国民主制度。

而在《民主的细节》中，刘瑜对人和社会进行写生，描画出美国社会的点滴。她认为，与其从过去的理论先贤们身上寻找民主的含义，「不如从身边的地铁票价、税表、药品广告里寻找它」。

刘瑜希望，人们能把政治当作「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来观察，从事实和细节中以小见大。因为：

比一个人政治立场更重要的，是他抵达一个立场的方式。

当我们能够准确认识美国，或许也能更好地认识中国。

她来得正是时候

纵观刘瑜的求学经历，是一个标准的学院派学者。但同时，她又有些「叛逆」，在公共领域持续发声，对学术体制发出呐喊。

在《送你一颗子弹》中，她将做学问称作「一条工业流水线」。并称自己在参与一些「学术会议」时，「特别、特别、特别想尖叫」。因为在她看来，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学术很多时候意味着标准化而非创新性。

在《飞越流水线》一文中，刘瑜发问，很多人花费五年，甚至七年去雕刻一套平庸且粗糙的「学术产品」，以迎合体制生存的需要，但是解决了什么问题？

当然，刘瑜不是为了反体制而反体制，同时也并不期望扮演一个「启蒙者」以「点拨」公众。她的所思所想所写，都是基于她最初思考的中国现实问题。

她在《观念的水位》中说出了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事实是他只能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所以所谓启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对被蒙蔽理性的擦拭。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

如果说《民主的细节》依托于刘瑜留美时观察到的点滴细节，聚焦美国民主；那么在《观念的水位》中，她基于对民主制度的理解，放眼国际社会，对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诸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都有所分析。

这些国家的民主化道路和进度当然不尽相同，然而其中也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和经验。

在2019年的论文《经济政策取向与新兴民主的稳固》中，刘瑜对「新兴民主国家」政治问题背后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我们也不难看出，她的学术造诣比起当年更为精进了。

回顾几年前的作品，刘瑜也承认，当时的观点存在局限性，看问题的角度也有不足之处。但是，她文字中蕴含的智慧、幽默和思考方式，使得这些作品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

在生活中，已为人母的她凝聚了更深刻的生活体悟，文字也变得更有感染力，一封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说出了无数父母的心声。

2017年央视节目《朗读者》中，张梓琳朗读刘瑜写给女儿小布谷的信《愿你慢慢长大》。（视频来源：腾讯视频）

在最初的迷茫之后，刘瑜带着问题意识，逐渐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学者和作者。如今的她虽已渐渐淡出公众视野，却仍然凭借自己的作品在知识界占有一席之地。

总是困在“民主”、“自由”之类的名词面前，这正是今日公共讨论，最常见的一种病态倾向。刘瑜老师替这些苍白的名词，补回了该有的细节和血肉，她的评论正是这时代最需要的营养剂。

如果您爱刘瑜、爱阅读、相信一个人也可以改变世界，《民主的细节》是您一定不能错过的启蒙读物。刘瑜以其老辣、诙谐、生动的文笔，讲述了一个个发生于美国政治、法律、经济、福利、教育中的真实小事儿。民主到底是意识形态的幻景还是柴米油盐的真切？这些不够完美却足够震撼我们的故事，足以回答我们所有疑问。忘掉那些政治课上的晦涩字眼，世间的常识其实无比简单。

在《观念的水位》一书中，刘瑜老师纵谈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并不时与中国进行对照。

“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好的制度的降临并不是“自动”的，观念的变化是必要环节。”

“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

林达：在洞察力和解析能力的背后，是一个充满灵气和悟性的独立思想者。我总是读完一篇就在等着刘瑜的下一篇文章出来。

香港作家陈冠中：刘瑜清晰锐利且幽默，时有出人意料的警句，无疑是今日中国最出色的时事评论者。

对于想讨论政治但不知从何说起、如何说起的读者，本书是最好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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