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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之用,实为大用:思想家的三个层次

新少数派 2022-03-19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千字文华 Author 先知书店



无用之用,实为大用
思想家的三个层次
文:愈嘉   编:先知书店

网上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

有人不断追问,“为何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但当有人向他推荐某一思想时,他却先要问:“这个思想有什么用?”

每天,我们都被潮水般的信息、不断涌现的新知识和五花八门的观点俘获。以致于在做分析判断时,关键事件被噪音事件淹没,重要节点被细枝末节混淆,深层病因被表面病症迷惑,核心推理被琐碎逻辑牵绊。

可见,碎片化时代,更加珍贵、稀缺的,是思想。英国文学家查·艾霍尔就曾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习惯与命运。”
 
但是,到底什么是思想?思想有无高下、错对之分?思想是否都是“无用之用”?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将思想家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留给后世实践智慧的人,他们是思想的实践者、拓展者。
 
◎第二个层次:提出新思想,求解困扰人类社会最根本,最持久的大问题。
 
◎第三个层次:不关注现实问题,却能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奠定底层思维模型的人。
 

实践的智慧
——好思想的追随者、传播者,丰富者
 
提及实践智慧,很多人马上会想到“知行合一”的王阳明。不过,社会思想的实践智慧,主要来自卓越的政治家。保守主义思想就认为,在社会政治领域,真正的智慧只有一种,那就是实践的智慧。
 
比如,美国国父们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制定宪法的过程,就是坚持“原则与妥协”的智慧,实践清教徒精神的结果。
 
不过,正如我们从没听说过世界上有“智慧的魔鬼”一样,实践的智慧,不包括那些因缺乏政治智慧,而把好“经”念歪的政客,更不包括那些实践坏思想的人,比如,希特勒和的他的法西斯主义,就不在此列。
 
相反,希特勒最大的敌人丘吉尔,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实践智慧。比如,决策时审慎,执行时勇敢。


1940年,纳粹德军横扫欧洲,奉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内阁垮台,丘吉尔临危受命。
 
虽然,早在二战爆发前,丘吉尔就非常痛恨法西斯主义,然而,实践的智慧,绝不是匹夫之勇,更不是鲁莽冲动之后的无谓牺牲,而是决策时的审慎,以及随后的勇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六卷)中,丘吉尔用史诗般的语言,还原了决策前后的艰难:当时的情形,英德两方实力悬殊,老谋深算的希特勒,又不断用“和解”诱惑丘吉尔,导致英国国内投降主义盛行。
 
虽然,丘吉尔始终坚决主战,凭借他的权力和声望,也可以“独断”,然而,在决策前,他还是不带价值主张的听取了上自英国国王,下自伦敦百姓的真实诉求。
 
然后,才首次以首相身份在下议院发表他“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的演讲,并以381:0票的绝对优势,获得支持,至此,投降主义销声匿迹。
 
其实,二战期间几乎丘吉尔的每次决策,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审慎的智慧
 
很多不了解保守主义思想的人,误以为保守主义者软弱、迂腐,但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保守主义者的勇敢,不仅在丘吉尔每场让人热血沸腾的演讲中,更在每一场抵抗法西斯的残酷战争中——在追求正义时,中庸不是善;在保卫自由时,极端不是恶

20世纪的三场世界战争中,一战,丘吉尔以英国海军大臣身份参与战争;二战,丘吉尔是“三巨头”之一,更是反法西斯的灵魂人物;而冷战,丘吉尔是第一个洞悉者,并率先提出“冷战”的概念。
 
丘吉尔的保守主义实践,不仅让保守主义思想在20世纪再次绽放,而且影响了一大批政治家: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以及奉丘吉尔为榜样的英国首相约翰逊。


伟大的思想,首先诞生于思想家的头脑之中,但只有政治家实践的智慧,才让她变成社会常识,造福世界。因此,留下实践智慧的政治家,是思想的追随者、传播者,丰富者。说他们是第一个层次的思想家,实不为过。
 

▍比事实和数据更重要的,是逻辑与公理
 
上世纪70年代,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化改革遭到阻力,与内阁同僚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激动之余,她从包里拿出一本哈耶克的《自由宪章》,摔在同僚面前,说:“这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
 
这也验证了另一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判断:“世界是由少数人统治的。那些自以为不受思想家影响的‘实干家’,大多不过是一些已故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的奴隶。”这些开宗立派的思想家及其传世之作包括:
 
霍布斯《利维坦》;洛克《政府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密《国富论》;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斯·韦伯《社会与经济》;米塞斯《人的行为》;还有凯恩斯vs哈耶克;诺奇克vs罗尔斯,等等。


这一层次的思想家,虽然可能彼此冲突,甚至有些人的思想,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却至少有下面共同的特征:
 
关注的是人类现实社会中,最根本、最普遍,且具有长期性的永恒问题。例如:人性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类需要怎样的秩序?如何分配稀缺资源?等等。
 
围绕一对核心冲突,或某个大问题,创建一套能够解释历史与现实,并且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
 
讨论人类社会重大问题,始终无法绕开他们。他们之间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止,他们在某个时代可能被忽视,但会在新的时代重生

当下,新冠疫情的蔓延,导致世界经济滑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萧条,同人类历史上历次剧变一样,这些思想家及其追随者就会展开大辩论,政治家,也会实践自己所信奉的思想,从而震荡出久远的历史回音。
 
传统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经济学派对“经济危机”的争论,最为典型。
 
传统政治经济学看经济危机——“穷,买不起”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家会不断剥削和压榨劳动者,最终会造成极端的贫富悬殊,危机由此爆发。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
 
凯恩斯主义看经济危机——“悲,不愿买”
 
经济危机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全社会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导致消费停滞,此时政府应该出手补足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认为,如果让市场自动恢复,周期过长,必然会造成社会动荡。所以凯恩斯才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
 
奥地利经济学派看经济危机——“错,不买了”
 
政府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才是危机的根源,它扭曲了真实的消费,误导资本向上游聚集,当急速扩增的虚假消费耗尽储蓄,央行只得继续降息印钞,最终,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引发大萧条。
 
不同的理论体系,引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传统政治经济学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取消市场经济,施行计划经济;
 
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大搞货币扩张、财政刺激、公共工程;
 
奥地利经济学派主张,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打破政府对货币的垄断,开放货币竞争,逐步实现货币的非国家化(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
 

三大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不同,在实践上也带来了不同的结果。简单说,传统政治经济学遭遇失败,凯恩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主流,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曾预言了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甚至在计划经济尚未开始时,就预言了苏联的崩溃,但始终被边缘化。
 
当下,疫情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危机,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也完全不同——
 
传统政治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方案,是政府全部管起来,比如大规模的财政货币援助——一刀切式的发钱,这样做,很可能导致恶性通胀,最终很可能是问题越解决越多,越解决越糟。
 
而奥派会认为,任何政府都没有能力彻底根除危机,当下,最需要的是民间自发秩序与权威,面对疫情带来的复杂情况,必须依赖自下而上的机制,让高度自主的民间力量动员起来,而政府必须竭尽全力,通过减税、必须的公共服务和失业救济,让中小企业和困难人群活下来等。
 
法国文学家纪德说:“关键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的所见。”如果仅用历史实践的结果来判断一个理论正确与否,那我们距离真知还很远。
 
因为事实的意义必须通过理论框架才能展现出来。奥地利学派朱海就老师曾说“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的事实’,数据是不会自己说话的。”可见,实证主义极具误导性。事实与数据不是最重要的,逻辑与公理才是。
 
传统政治经济学,视平等为首要价值,但却因为寄望于用“全知全能全善的,看得见的手”,消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结果导致了“贫穷面前,人人平等”。

凯恩斯主义,所引用的支持政府干预的事实与数据,直接轻视了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以及时间周期。而它之所以生命力如此顽强,每逢危机便能大行其道。
 

但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则完全不同。他们从“主观价值论”“人的行动学”等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一步步推理演绎出庞杂的理论大厦。
 
奥派认为经济学的根基必须是彻底的“个体”——任何抽象的“国家、社会、民族”都是由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人组成的,放弃具体的“人”而研究抽象的“国家”无异于本末倒置。因此,即便经济刺激计划,奥派关注点不在刺激的数额(四万亿还是十万亿)、领域(“铁公基”还是“新基建”),而在于谁来主导——政府还是市场?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人类心灵有独特的结构,由这些结构所推导出来的知识被称为“先验知识”如数学。康德认为“先验知识”是人类的底层操作系统,而“经验”只是数据。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正是在康德“先验论”哲学根基上生长出来的一种新思想。
 
遗憾的是,人性的缺陷很容易被“实证主义”所俘获,而对“逻辑先验主义”嗤之以鼻。或许,这一层次思想家的博弈,人类社会需要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分出胜负。

▍无用之用,才是大用

与以上两个层次的思想家相比,第三层的思想家——奠定人类世界观的人,虽然人人耳熟能详,但却对其“无用之用”知之甚少。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这里“关注天空的人”,主要指研究神学、哲学、科学等看似“无用”的思想家。
 
在实用主义流行的今天,“务虚”不但无用,还没有市场。然而,无用之用,实为大用,只有精于务虚的个人与民族才有望找准‘务实’的方向。
 
哲学家罗素认为,人类历史,如果按照思想谱系划分,迄今经历了前神学、神学、哲学和科学四大阶段。

每个阶段的重大变化,背后总是伴随着相应的奠基性思想的诞生,那些为人类精神世界奠定底层世界观模型的人,不约而同地成为我们把握人类观念世界的重要地标。

前神学时代——老子、孔子等。

神学时代——释迦牟尼、耶稣、默罕默德。
 
哲学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等。
 
科学时代——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

前三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其思想家,浓缩于《轴心时代》一书,而科学时代的代表人物及其贡献,从《世界观》一书可一窥全貌。

 
这一层次的思想家,对于人的精神而言,相当于电脑中的操作系统,没有它,一切应用软件都无从运行。今天,在所有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中,我们都能找到其对应的神学、哲学乃至科学的影子。
 
◎中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基础操作系统。儒道释三家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地基。
 
◎康德“先验的知识”这一哲学思想,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底层操作系统。
 
◎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受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
 
◎牛顿的经典力学,是工业革命的金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打开了工业革命的大门。而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影响了无数后世思想家,比如奠定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的经济学宗师萨缪尔。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演化论思想,成为了当代复杂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量子力学与核物理应用的基础。开创了整个20世纪以来的科学新时代。
 
......
 
可见,“务实”与“务虚”就好比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它们相距得越远,基础科学就显得越没有用处,尽管越没有用处的基础科学,最终对应用科学具有越大的奠基作用和指导力度。


按照罗素划分的四大阶段,哲学是神学与科学之间的过渡阶段,它与神学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倾向于追究世界的终极原因,并表现出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不同的是,神学使用的思想方法是“超验的信仰”,而哲学使用的思想工具是“理性”。
 
当下,人类的知识越来越多,人类越来越倾向于分化、细致和狭隘,亦倾向于越来越迫切、轻浮和追求实用。人们一边追问为何没有大师,一边却对“无用之用”嗤之以鼻。
 
就直觉而言,人们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实践有用,思想无用。”
 
但实际上,人所有的行为,都是由看不见的力量——思想,所规定的。
 
◎如果想要铸就实践的智慧,不仅需要勇气,需要坚持,更需要方向——好的思想。

◎如果想要厘清人类社会永恒的现实问题,就需要关注第二个层次的思想家。
 
◎如果想要把握人类精神世界的根基,掌握逻辑与思辨的底层方法论,就必须关注第三个层次的思想家。
 
为此,先知书店按照以上三个层次,精选了文中多次提及的几位思想家的作品(部分为绝版/独家),您可点击下图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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