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重估卡夫卡：他不是谦虚的，而是谦卑的
重估卡夫卡：
他不是谦虚的，而是谦卑的
（发表于《文化研究第7辑》）
在20年前的1924年的夏天，弗朗茨·卡夫卡在他40岁的时候去世了。他的名声在20年代的奥地利和德国稳步上升，并在30年代传到了法国、英国和美国。虽然这些国家的卡夫卡的赞赏者们对他的作品内在的意义有着强烈的分歧，但很奇怪地在一个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他们所有人都被他的说故事（storytelling）艺术中的新意所打动，一种在别处从来没有以同样的强度、毫不含糊地出现的现代性的品质。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卡夫卡——与其他受欢迎的作家对知识界的冲击相比较——没有使用任何技巧的经验；没有用任何方式改变德国语言，他剥去了它所涉及的结构直至它变得清楚又简单，就像从俚语和疏忽中净化出来的日常语言。他的语言的这种简单、这种轻松的自然，可能显示了卡夫卡作品的现代性和费解与内在生活的现代复杂性没有什么关系，而这种复杂性总是在物色新的独特的技巧以表达新的独特的感受。卡夫卡的读者的通常经验是一种总体的、茫然的迷惑，甚至在他们不能理解的故事里，都有一种对陌生的、看上去很荒谬的形象和描写的确切记忆——直到有一天隐藏的意义突然带着一种真理的朴素和无可置疑地显示在他们面前。
让我们从《审判》这部小说开始吧，关于它的阐释已经可以成立一个小型图书馆了。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依据他无法弄清楚的法律而备受磨难的男人，最终完全没有弄清楚它是什么就被处决了。
在他寻找自己受审判的真正原因的过程中，他知道了在其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组织在运作，它……不仅雇佣腐败的监狱官，愚蠢的检察官和地方预审法官……而且任意使用一个高等的，实际上是最高级的司法等级，其中排列着不可或缺的、众多的侍从，包括公务员、文书、警察和其他助手，也许甚至还有刽子手。”他雇佣了一个辩护律师，这个律师立即告诉他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使自己适应现存状况，不要去批判它们。他去找监狱牧师寻求建议，牧师宣讲了这个系统隐秘的伟大（hidden greatness），并且命令他不要寻找真理，“因为不必把每一件事情都作为真理来接受，必须把它作为必然来接受。”“一个悲伤的结论，”K说，“它将谎言变成普遍原则。”
《审判》中的K所陷进的这种机构的力量，一方面正好就依赖于这种必然性的外表，另一方面，依赖于人们对必然性的赞同。为了看起来似乎崇高的必然性的缘故而撒谎；一个不屈服于这个机构（尽管屈服可能意味着他的死亡）的人，被看作一个反对某种神圣秩序的罪人。在K的案例中，屈服不是通过暴力，而只是通过罪感的增加来实现的，对此罪的无根据的指控是对这个人的指控的起源。当然，这种感觉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人人有罪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因为K，一个忙碌的银行职员，从来没有时间去深思这样的笼统概述（generalities），他开始被引导去探索自我当中这一不熟悉的领域。这又反过来引导他进入混乱状态，把他周围世界的组织化的、邪恶的魔鬼误认为那些普遍罪感的必然的表现。如果将这种罪与那些“将谎言变成普遍原则”邪恶意志，甚至滥用人类正当的谦卑相比较的话，是无害的并几乎是无辜的。
因此，K深陷其中的这种罪感开始了它自身内部的发展，改变并且型塑了它的受害人，直到他适合于受审。就是这种感觉使他能够进入必然性、不公正和说谎的世界，根据规则扮演一个角色，并使自己适应现存状况。这个主人公的内在发展——他的情感教育（education sentimentale）——伴随着官僚机构的运行构成了这个故事的第二个层面。外部世界的事件和内部发展最终统一于最后一幕，处决，一个尽管毫无理由、K却毫无反抗地服从的处决。
我们这个有历史－意识的（history-conscious）的世纪的特点在于，它的最可怕的暴行是在一种必然性的名义下，或者——它们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在“未来浪潮”的名义下实施的。对那些即使为了他们的幻想付出生命的代价，仍然屈服于这些而放弃他们的自由和行动的权力的人们来说，没有比卡夫卡在《审判》中所总结的话更加仁慈的了：“似乎他的耻辱将留存于人间。”
从《审判》这一小说的第一印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解：它暗示了对战前奥匈官僚政权的一种批判，它的众多冲突的民族被一个官方的同族等级制度所统治。卡夫卡，一个工人保险公司的雇员，一个许多东欧犹太人的忠实朋友，为了他们他必须获得许可呆在这个国家，对于他的国家的政治状况有着十分熟悉的了解。他知道一个人一旦陷进官僚机构，就已经被判刑了；当法律的解释与非法的管理相伴随，当法律阐释者慢性的无行动由官僚机构所补偿，而这种机构无意义的自动运行拥有最终决定的特权时，没有人可以从司法程序中期许正义。但是对于20年代的公众来说，官僚体系看上去并不像一个足以解释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惊骇和恐怖的魔鬼。比起现实的事情来，小说中的事更让人们惊恐。因此，他们寻找其他看上去更加深刻的解释，并且他们跟随这个时代的流行，在一个对宗教现实的神秘描述，一个可怕的神学表达里找到了。
这种曲解的原因——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和心理分析的变体那样根本的误解，尽管不像那样拙劣——在卡夫卡的作品本身中当然能够找到。确实，卡夫卡描写了一个把自身作为上帝的替代品而建立的社会，他还描述了人们把社会的法律看作神圣法则——无法根据人的意志而改变。换句话说，卡夫卡的主人公们所碰见的这个世界的错误就在于它的神化，它的代表一种神圣必然性的伪装。卡夫卡想要通过对其丑恶和隐藏的结构的揭露，通过真实和伪装的对比来摧毁这个世界。但是现代读者，或者至少20年代的读者，被这样的自相矛盾所迷惑，被单纯的对比所打动，不再想聆听它的原因了。他对卡夫卡的理解更多地展现了他自己而不是卡夫卡——展现了他对社会的适应，即使是一个“精英”的适应；并且当面对卡夫卡对谎称必然性和神圣法则的谎言的讥讽时，他却显得一本正经。
卡夫卡接下来的这部伟大的小说《城堡》把我们带回到同样的世界，但这一次不是通过最终屈服于必然性的某个人――这个人仅仅因为被政府指控才得以了解政府――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另一个十分不同的K的眼睛。这个K作为一个陌生人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愿来到这里，并且想要在这里实现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确立他自身，成为一个公民，成家立业、找到工作，并且成为一个社会中有用的成员。
《城堡》中的K的突出特点就是他只对普遍原则、那些所有人都有自然权力的事情感兴趣。但是当他要求的只是这些时，十分明显的是他将完全得不到满足。他很容易被说服去改变他的行业，但是，他要求的――作为他的权利――只是一个职业，一个“常规的工作”。因为只有城堡可以满足他的要求，K的麻烦开始了；而城堡做这件事情（满足K的要求），要么将之当作一个“恩赐行为”，要么——如果他同意成为它的秘密雇员——让K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村庄工作者，其真正职责是由城堡的使者巴纳巴斯决定的”。
由于他的要求不过是一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他无法将之作为“来自城堡的恩赐行为”来接受。在这时候，村庄的村民们开始插手帮助；他们试图说服K，说他缺乏经验，不知道整个人生就是被（城堡的）喜怒和恩赐（或剥夺恩赐）所建构和统治的，而这两者都是不可说明的、撞大运般的冒险。他们试图向他解释，对错（有理或无理）只是“命运”的一部分，谁也无法改变，而只能去满足它。
因此，K的格格不入得到了一个附加的意义：他的格格不入不仅是因为他不“属于村庄，也不属于城堡”，而且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他是唯一正常和健康的人，这个世界的所有人性和正常，爱、工作和友谊都被从人们的手中夺走，变成一种恩赐的礼物——或者像卡夫卡所指出的，来上面的恩赐。不管是作为命运，作为祈祷，或者作为诅咒，这是某种神秘的东西，一种一个人可以接受或拒绝，但从来不能够创造的东西。因此，K的渴望远非平凡无奇，远非显然合理，它实际上是非常出格的和令人反感的。他为了一种最低限度而进行一场斗争，好像它包含了所有可能的要求的总和。对于村民来说，K的奇怪不在于他被剥夺了生活的本质，而在于他对这些的追求。
然而，K的单纯而坚定的目标，打开了一些村民的眼睛；他的行为使他们知道人的权利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城堡的规则不是神圣法则，因此也是可以被攻击的。他让他们看到，就像他们指出的，“那些遭受了我们这种体验，被我们这种害怕所困扰……为每一声敲门声而战栗的人们，都不能够直视事情。”并且他们补充道：“由于你的到来我们是多么幸运啊！”然而，这个陌生人的奋斗，除了成为一个榜样以外没有其他的结果。他的战斗结束于精疲力竭地死去——一个完全自然的死亡。但是由于他不像《审判》中的K那样屈服于作为必然性而出现的东西，他没有留下任何耻辱。
卡夫卡小说的读者很可能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即倾向于将卡夫卡的恶梦般的世界看作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也许在心理上有趣的对即将到来的世界的一个预告。但是这一世界实际上已然来临了。40年代这代人，尤其是那些拥有生活在最可怕的政权历史下的可疑的优势的人们，至今为止已然知道卡夫卡所充分表现出来的所谓官僚机构的真实本质的可怕——用管理代替政府，用独裁专断的政令代替法律。我们知道卡夫卡所建造的不仅仅是一个恶梦。
如果卡夫卡关于这种机器的描写真的是预言，那么它将会像其他所有数不清的从这个世纪初开始一直折磨着我们的那些预言那样庸俗。本身常常被误当成先知的查尔斯?佩基（Charles Peguy）曾经谈及：“我们可以设想的决定论……也许仅仅是残余法则。”（”Determinism as far as it can be conceived…is perhaps nothing else but the law of residues.”）这句话暗涉到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就生命是最终会导致死亡的衰落过程而言，它是可以被预测的。在一个盲目遵循衰亡的自然进程的毁灭性的社会里，灾祸也是可以被预见的。只有拯救而不是毁灭，会无法预测地到来，因为是拯救而不是毁灭依赖于人的自由和意志。卡夫卡的所谓预言只是对目前已来到明处的潜在结构的冷静分析。这些破坏性的结构被他那个时代关于人类必须屈从于必然的自动进程这个流行信仰所支持，衰亡过程也因这个信仰而自己加速。《审判》里监狱牧师的话揭示了官僚的命运就是必然性的命运，他们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职员。但是作为必然性的一个职员，人变成了衰亡的自然法则的一个代理人，因此使自己退化为毁灭的自然工具，这一工具可能通过对人类的滥用而加速。正像一个被人所抛弃而任其服从自然命运的房子，会慢慢遵循所有人类产品内在具有的衰亡的过程一样，由人类建造、根据人类而不是自然法则所组成的世界也是如此。当人类决定使自己也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尽管精确但是盲目的自然法则的工具，声称他自己创造法则的至高本领甚至把它们（这些法则）向自然颁布时，世界也将会再次变成自然的一部分，并且遵循衰落的法则。
如果进步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内含在所有历史阶段中的必然的超人类的法则，在它的大网中人类无法逃脱地被抓住，那么进步确实在下面这段引自瓦尔特?本雅明最后作品的话中得到了最好的想象和最准确的描述：
历史的天使……把他的脸转向过去。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连串事件，他看见了一个无人能免的灾难，它不间断地堆砌着毁灭物，并将它们丢在他的脚下。他希望他能够停留——去唤醒死者，连接碎片。但是从天堂吹来一阵风抓住他的翅膀，这阵风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个天使无法合拢它们。当他面前的毁灭物堆到天空时，这阵风将他不可抗拒地吹向他所背对的未来。我们称之为进步的，就是这阵风。
不管更近一段时间如何证实了卡夫卡的恶梦般的世界具有真实的可能性，并且其实际情况甚至超过了他所描写的暴行，我们仍然会在他的小说和故事中体验到一种十分明确的非现实的感觉。首先，他的主人公甚至没有一个名字，常常只是简单地用姓名的起首字母称呼；他们当然不是我们可能在真实世界中所遇见的人，因为他们缺少所有组成一个真实个体的众多多余的细节特征。在他们生活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角色，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工作，而与他们相比，其主人公的不同仅仅在于其角色是不确定的，在固定工作者的世界里他们缺少一个确定的位置。而且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无论是《城堡》中害怕失去工作的普通人那样的小人物，还是《城堡》和《审判》中官方的大人物，都为了某种超人类的尽善尽美而努力奋斗，在与工作的完全同一中生活。他们没有心理品质，因为他们除了固定职业者什么也不是。举例来说，在《美国》这部小说里，当一个宾馆的守门人的头头弄错了一个人的身份，他说：“如果我把一个人错认为另一个人，我还怎么能继续在这里当守门人啊……在我服务的30年时间里，我还从来没有认错一个人。”犯错就等于丢掉工作，因此，他甚至不能承认犯错的可能性。由于社会强迫他们否认人类犯错的可能性，固定职业者们也就不能保留人性，而必须像超人那样行动。卡夫卡的所有雇员、官员以及公务员都远远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们在一个全权的统一设想中行动。
一个普通的小说家可能会描写一个人的职责和他的私人生活之间的冲突；他可能会表现出一个人的职责如何吞噬了他的私人生活，或者他的私人生活——比如，拥有一个家庭——如何强迫他放弃所有人性的特点，或者强迫他非人地去完成他的职责。卡夫卡让我们立即面临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因为这一结果是最重要的。全权（omnicompetence）是卡夫卡的主人公深陷其中的机器（machinery）的马达，它本身是无意义的、破坏性的，但它在行使功能时没有任何阻力。
卡夫卡的故事的主要主题之一就是这种机器的建构（construction），就是描写它的运行和他的主人公为了朴素的人类美德而摧毁它的努力。这些无名的主人公不是人们可以在大街上发现和遇见的普通人，而是作为一个理想人类的“普通人”的原型；因此他们打算给社会定出一个规范。就像卓别林（Chaplin）电影中的“被遗忘的人”，卡夫卡的“普通人”被一个由大人物和小人物所组成的社会遗忘了。因为跟与他不一致的、以功能性为动力的社会相比，他行动的动力是善良意志（good will）。这个善良意志（卡夫卡作品的主人公仅仅是它的一个原型）也有一个功能；它几乎是不自觉地（almost innocently）地揭露了这个社会的隐秘结构，这个结构显然阻挠着人们最普通的需要，破坏着人们最好的意图。它揭露了对这样一个世界的错误阐释（misconstruction），在这个世界中，怀有善良意志但却不想向上爬的人很容易迷失。
卡夫卡的读者们需要付出想象的努力。因此，被动接受的小说读者――其唯一的行为就是与小说中的一个人物（character）认同――阅读卡夫卡时会感到完全迷惑。在生活中经历了一定挫折的好奇的读者，在小说的浪漫世界里（这里发生着在他的生活中不会有的事情）寻求虚假代替品，将会感受到比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更大的欺骗和挫折。因为在卡夫卡的书中没有白日梦和痴心妄想的元素。只有那些感到人生、世界和人类是如此复杂，并对之怀有极大兴趣，以至于想要找到有关它们的一些真理的读者，他们因此想向讲故事者寻求对我们寻常经验的洞识，都会转向卡夫卡和他的蓝图，在这里，有时在一页纸中，甚或在一个段落中，就会揭示出事件的原原本本的结构（naked structure）。
根据上面的反思，我们可以思考卡夫卡最简单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故事，被他命名为《一个寻常的困惑》：
一个平平常常的经验，导致一种寻常的困惑。甲必须和H地的乙做一笔重要的生意。他前往H地进行预备性协商，来回各用了十分钟，他回到家里还炫耀了一番这种极快的速度。第二天他再次前往H地，这一次将拍板成交。因为预计这次得要好几个小时，所以他清晨早早地就出了门。尽管一切情形——至少按照甲的看法是这样——与前一天完全一样，可这次他在去H地的路上却花了十个小时。傍晚他筋疲力尽地赶到那里时，人们告诉他，乙因甲迟迟不到十分生气，半个小时前到甲的村子找甲去了，他们在路上本该能碰上的。人们劝甲等一等，可甲担心那笔生意，立刻起身往回赶。
这回他对这条路并不特别重视，可偏偏眨眼功夫就到了。到家后他得知，乙来得同样早，甲刚走他就来了。是的，他在大门口碰到了甲，还提醒甲别忘了那笔生意，可甲却说，他现在没有时间，他现在有急事得出去。
尽管甲的举止令人费解，乙还是留下来等甲。虽然他已多次问起甲回来没有，不过现在还在楼上甲的房间里。幸好现在还能和乙谈谈，向他解释一切，甲连忙跑上楼梯。就在马上就到楼上时，他给绊了个踉跄，肌腱被拉裂，疼得他几乎昏厥过去，几乎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在暗处悲伤地听着乙——说不清楚从远处还是从他身旁——怒气冲冲地踏着重重的步子走下楼梯，永远消失了。
这个故事的技巧看上去非常清楚。所有无法完成一次约会的普通经历的基本要素——诸如过分热心（它使得甲出发得太早而没有注意到站在门前台阶上的乙），对细节的粗心（甲考虑到他的路程而不是会见乙的根本目的，这使得这条路在没有注意丈量的时候比原来长了很多），并且最终目标和环境合谋的这个典型的骗局造成这次失败的结局——都在这个故事中出现了。这些是作家的原材料。因为他的故事不是由一个真实的事件，而是由促成典型的人类失败的因素构建而成，它们初看上去好像是对真实发生的事情进行的胡乱而幽默的夸张，或者像一种不可避免的逻辑的疯狂。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看成实际上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事件的报告，而是困惑本身的原型，这种夸张的印象就会完全消失。留下来的是对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困惑的认识，它会激起笑声，一种幽默的兴奋，它允许人们通过一种超越自身失败的平静去证实他的基本自由。
从以上讨论来看，小说作者卡夫卡不是19世纪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家这一点应该很清楚了。传统小说的基础是按照社会的原有的样子接受社会，顺应生命自己的发生，确信命运的伟力是超越人类的美德和恶习的。它预先假设了在法国大革命的那些日子里，企图用人类法则统治世界的那些公民的衰落。它描绘了中产阶级个人的成长，对他们来说生活和世界已经成为事件的场所，他们渴望比他自己的生活所能提供给他的，那种通常是狭窄和安全的体制更多的事件和意外。今天，这些总是与现实竞争（即使模仿现实）的小说已经被纪实小说所排挤。在我们的世界里，真实的事件，真实的命运，已经远远超过了小说家最疯狂的想象。
在中产阶级平静而安全的世界中，个人从生活中期待对事件和刺激的公平分享，并且从来没有得到过满足。这个世界的姐妹篇是那些伟大的人们，那些天才和异类，在这个世界的眼中，他们代表着出色而神秘的某种超人的化身，这个超人可能被称为命运（就像拿破仑），或历史（就像黑格尔），或上帝意志（就像克尔恺郭尔，他相信上帝选择了他作为榜样），或必然性（就像尼采，他声称自己就是“一个必然”）。关于人的最高概念是带着他必须完成的使命和召唤的人。使命越伟大，这个人就越伟大。所有那些被看作某种超人的化身的人所能够到达的是amorfati（尼采），对命运的爱，有意识地认同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伟大不再从他所完成的工作中，而是在他自己身上去寻求；天才不再被看作上帝恩赐给本身基本上没什么差异的人类的礼物。这整个的人变成了天才的化身，并因此不再被看作普通的凡人（mortal）。康德，基本上是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仍然把天才定义为“天生的秉性，自然通过它为艺术立法。”我不赞同这样的定义；我认为天才是这样的秉性，人类通过它赋予艺术法则。但这已经离题了。因为康德的定义和他的详细解释给我们留下的强烈印象恰恰是完全缺乏那种无目的的伟大（empty greatness），这种伟大在整个19世纪使得天才成为超人的先驱，一种怪物。
使卡夫卡在战前他的同代人中显得如此现代并且同时如此奇特的，恰恰是他拒绝屈服于任何偶然事件（例如，他不想要“偶然”的婚姻，而绝大多数人都是那样）；他不喜欢赋予给他的世界，甚至不喜欢自然（它只要我们“让它处于和平状态”就存在稳定性）。他想要建造一个与人类的需要和尊严相一致的世界，一个人类的行动由他自己决定，一个由他自己的法律而不是由来自上面或下面的神秘权力所统治的世界。此外，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成为这样的世界的一个部分——他不关心成为一个天才或任何一种伟大的化身。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就像有时所声称的，卡夫卡是谦虚的（modest）。他曾经在他的日记里以一种真实的惊讶地记到：“我写下的每一句话已经是完美的了”——这就是一个真理的朴素声明，但一定不是出自一个谦虚的人。他不是谦虚的，而是谦卑的（humble）。
为了成为这样一个世界的一部分，一个远离血腥的鬼怪和凶残的魔法的世界（就像他在他的第三部小说《美国》的结尾——那快乐的结尾中所尝试性地试图描写的那样），他首先必须预见一个被错误构建的世界的毁灭。通过这种预见的毁灭，他创造了作为原型的人的典型和至高形象，那怀有善良意志的人，fabricator mundi，可以摆脱误解并重新建构世界的世界建造者。并且由于这些主人公只是善意的人的原型，而且处在匿名状态，也即是处在普遍的抽象状态、只有通过我们这个时代中善良意志或许还具有的功能而显示出来，因此，他的小说看上去只有一个单一的诉求，仿佛他想要说：这个好意的人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甚至也许就是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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