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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中国的人，看到到处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高铁，一片繁荣，都觉得中国正处于非常好的时代，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可否认，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十分丰富，现在应该是几千年来物质生活最好的时期。然而，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所言：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首先，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在一个既定的约束框架内进行。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一定有外部约束条件，其中最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资源和环境。然而我们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不断的突破自然环境的约束，也就是不顾环境约束，破坏生态的平衡，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环境的严重破坏。空气、水体、土地都受到了污染，我们可以说是把子孙的饭都吃掉了。还有就是社会暴戾。有一位哲人曾说过，信仰的真空源自愤怒和绝望。我们现在社会的暴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许多时候大家可能还没有说上两句话就开始拳脚相加，进行格斗，缺乏文明和礼貌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在当今整个时代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焦虑感。这是一个非常焦虑的时代。现在中国人中有精神抑郁倾向的有1亿人口，其中有3000万比较严重，甚至有自杀倾向。上述种种问题，都是一种“现代化的疾病”。在社会表面繁荣、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铁，现代化文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陷入了现代化的困境，世界的腐败和堕落是全方位的。从精神和文化的角度来看，道德迷失，信仰荡然无存，更令人不安。导致现代化困境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教育。我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之中积累起来的，这种知识我们把它称之为“科学”。这些知识是可以复制、可以推导，可以去逻辑论证的，好比说1+2=3，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这样。有云层在一定条件下就会下雨，水烧到一百摄氏度就会沸腾等等。这种知识大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学校教育必须向学生传授的。除此之外，人类还有另外一种知识，这种知识跟逻辑的论证没有关系，他是超验的，不能复制、不能推导，它与人对生命的态度有关。这种知识就是人类的信仰，人类的文明，人类的精神理念。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它的存在，取决于你对待生命的态度。我不大赞成说我们的教育完全是负教育，它起码在传授第一种知识方面是存在意义的，因为这些知识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本常识。因此一个人对生命的态度，的确应该纳入到教育的范畴当中来。我们要让孩子明白，你对生命有一种什么态度，你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教育最灵魂的东西，却被抽走了。康德曾说，有两样东西使他充满感动，“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头上的星空就是第一种知识——自然，科学，宇宙。心中的道德律是第二种知识——信仰、文明、精神。为什么我要转向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因为我发现，今天的这个社会在迅速地溃败、堕落，而且呈现一种加速度的趋势。我为此感到深深的忧虑。
假如我们把社会看成一个立体，它是由三个层面来构成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自然，这是一个生态基座；如果说教育的本质就是面对生命，那么，教育孩子有一个正确的对待生命的态度，和有一个正确的生命存在形式，或者塑造他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就是教师最重要的职责。互联网的出现使知识变得廉价，对整个教育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过去为什么教师很重要？因为教师在某种层面上垄断着知识，如果不去接触教师就得不到知识，但是今天通过互联网可以搜到任何东西，教师的职责也开始发生变化。因此，对于教师来说，传播第一种知识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开始贬值；第二种知识的传播却能更凸显价值。但是第二种知识的传播需要人格的修养，需要教师本身的道德情操。所以，教师首先必须塑造自己的人格，才能去影响学生。这显然是今天对教育的最大挑战。我们不能够回避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在第二种知识的传播方面，教师将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大约几年前，我开始关注贵州威宁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这是云贵高原一个偏僻山区。一百年前，那个地方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名叫柏格理。他是基督教对华传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被西方誉为“五大使徒”之一。他通过办教育、传播基督教文明，使整个乌蒙山区的大花苗族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柏格里和石门坎，就是教育改变恶劣环境的一个标本。苗族人是蚩尤的后裔。蚩尤和黄帝打仗，蚩尤战败，被赶到了中国的西南，即湖南张家界以西，今天云南、贵州、四川和湖南的大山之中，那里都是一些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这些人几千年被官府压迫和剥夺，被称为“生苗”，就是愚昧、野蛮的化外之民，完全没有文化。柏格理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当地还是“刀耕火种”，“结绳记事”。一个苗寨里面懂得加减法的只有几个老人。苗族人去赶集的时候，必须得这几个老人在，他们才有可能做交易。柏格理帮助花苗人发明了文字，就叫“大花苗文”，也称为“坡拉文”。今天，这种文字还在传播、使用。由于发明了文字，这些地方的教育就开始起步。柏格理牧师及其后继者，先后在偏僻的乌蒙山区办了100多所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的苗族学生，包括博士、硕士。这些人成了整个花苗地区的文化精英。柏格理在这个地方办了西南地区最早的双语教学学校、修建了平民医院、邮电所，还修了足球场，建了一支足球队，修了第一个游泳池，建了第一个麻风病医院……柏格理使苗族人变得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整个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被苗族人称为“救星”，柏格理甚至把生命献给了石门坎。1904年伯格理进入石门坎，到今天是伯格理在这里创办石门坎文化区的116年。这一百年如果我们把这看做一个时间轴来看石门坎的发展。从1904年到1949年之间，石门坎是一个抛物线向上的状态，到达一个顶峰。这个顶峰的标志是整个石门坎文化区的形成，整个石门坎苗族部落的皈依，这里成为了西南的文化高地。石门坎116年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社会的价值坐标，这个坐标就是：信仰、文化、教育可以改变社会的。这个坐标为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完全没有受过文化浸透的一个社会，也能以信仰、文化和教育来改变，就像石门坎。
柏格理改变了石门坎，为石门坎奉献了自己的一生。1915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中，为了让苗人得到更多救助，柏格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可以说他不仅教会这里的人们如何对待生命，他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他的教育理念。
今天，仍然有很多乡村教师在石门坎从事教育事业，和更多的孩子一起探索教育的本质，秉承柏格里的信念。
而陈浩武老师本人，也是受到柏格里精神的感召，几乎倾尽身家在石门坎从事公益事业。
但遗憾的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柏格理的形象和石门坎的故事曾经长久被尘封、被埋没。
我们做不到像他那样伟大，却可以从他的行为中汲取爱和信仰的智慧与力量。在这个光明与黑暗并列、正义和邪恶共存的世界，柏格理的一生就像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选择光明和正义。
为此，新少数派诚挚推荐英国作家格里斯特《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本书于1921年在伦敦、纽约、多伦多和墨尔本同时出版，因作者是柏格理同事兼好友，掌握大量外人不知的材料和细节，故无论在基础性的资料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历史情节上，都包含了大量目前在国内尚未面世的珍贵内容，被公认为这位传奇人物生平故事的权威著作。
陈浩武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部最好的柏格理传记。感兴趣的读者可识图扫码，一键收藏，追寻这位圣徒的足迹，探寻教育与生命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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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篇文章汇编自陈浩武老师2014年在汕头大学的演讲，标题为《社会危机和精神救赎》，以及2019年“第五届CSR中国文化奖颁奖盛典”上的演讲，编辑需要，对两篇演讲稿进行了删改，未经陈浩武老师确认，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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