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相布施”与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

新少数派

“无相布施”与市场

经济的“看不见的手”

佛教讲因果，每个人的命运自己做主，因果自负。讲每个人不要过分依赖外部环境。但是，在发四宏愿时也鼓励立志普度众生，儒家也提倡仁义，也就是主张与他人发生布施关系，而不是独善其身。那么这两方面是否自相矛盾呢？

度人也可以叫布施，有“钱物、无畏和法”三种，以法布施为上，就是启发他人破迷成觉。让我们先看度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佛陀也有“九难三不能”，并非“心想事就成”的全能主义者。三不能其中之一就是“度不了无缘人”。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佛陀单方面使劲，对方不能作出相应呼应，不能被启发而自觉，那么度人是不可能成功的。无论度人的心态有多么强烈，师父只能在外围助一把，敲敲边鼓，耐心等待，伺机巧施。此人如果不能相应会心，自己破障开窍，那么任何强干预也不会起到太大作用，甚至可能事与愿违。这反过头来是考验师父和老师家长的耐心和智慧。

另外，这种助人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不求回报的姿态，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并且直接或间接的希望获得相应权力和名闻利养，那又有很大的不同了。

常常听人抱怨抱屈“怎么好人没好报”！也常常看见身边有人冲亲人或朋友发火“我对你都做了那么多了，你怎么居然还不听我的，你必须……”。于是就很有理由的发脾气动肝火，可能伤人又伤自己。例如家长强干预子女婚姻和学业等常常酿成很多家庭悲剧。

那么种种负面副作用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在这几年的修行圈里也有师兄问：既然佛法讲因果报应，为什么常常也看见好人没好报。

我自己的回答是，做一个好人最大的回报，就是他成为了一个好人，可以自己心安。至于外在利益、健康长寿方面的考量都是愈少愈清静，清静了消解自己作为干预者的单方面强势，自然会耐心试探效果而施巧，放弃短平快式的强干预。

经云“有相布施即非菩萨”，如果计较身份高下，计较所施价值的多少，急功近利，以求回报或扬名，那么不仅自寻烦恼，而且毫无功德可言。当年达摩祖师就是这样回答梁武帝提问的。

举一个说明功德的除法模式：

所布施价值/对回报贪执=功德

作为分子的布施价值再怎么大—成千上万几十亿，如果分母的回报贪执心是无穷大，功德也趋于零；反之，回报贪执心为零，那么分子再小，其功德也趋于无穷大。

从布施应该禀持的“清净心、平等心，平常心”向外看社会人际关系，就是双方平等的分享、交流、合作。这是一种中性的一般性行为准则，它的一边是不期回报的无偿的慈善事业，另一边是市场交易准则。我们应该尽量不要混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要借公济私改头换面地谋求私利的满足，因为私利完全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准则名正言顺地去努力实现。

而作为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来讲，也应保持平等的不卑不亢的地位和姿态。关于这个道理每一个有交易经验的人都会有体会，单方面所谓“顾客是上帝”的话是经不住推敲的，其实买家要找到性价比好，长期可靠的供货商，也是他自己事业的根本保证，也同样来自非常不易。

人们常常不习惯、甚至讨厌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其实大错特错了。因为只有买卖双方地位平等时才会发生这种讨价还价。反之，如果没有了讨价还价，那一定买卖双方地位出现了不公平，占据定价权的一方一定出现了垄断和特权。消除行政性和政治性特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市场的这种平等性，尽可能把竞争中形成的定价优势只是反应在产品科技创新和优质服务上。

分析传统伦理长期反对市场经济和商人的原因。除了狭隘的重农主义，可能日常的就是对这种讨价还价的厌恶，再加上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而不顾家妇泪的绝情指责。殊不知这也正是商人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所付出的艰辛和代价。分工合作的范围愈广，其离乡背井就越远越久，但是正是这种智慧、勤劳、艰辛，看似为了每家每户的私人利益，其背后却有一只无形的看不见的手，在更广泛深刻持久的意义上，促进着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同时，商人们也在不断改善过去交通不发达的状态，努力突破各种限制自由流动的政策和户籍控制，不仅改善供给和交易，而且能真正改善离乡背井和家庭两地分居的悲哀。总之，全面促进市民社会的文明程度。

这只无形的“善手”是由千千万万无数个人和企业完成的，没有人统一规划统一指挥，甚至许多个人和企业并没有刻意去做什么好事，搞什么正式的慈善布施。他们只是立足自己的利益，依照市场诚信交易等法则，却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善果，为什么？这反而实践了“无相”布施，也这就是奥派强调的社会的自然性和自发性的重大正面意义。

佛法讲每个人都本身具足的“清静智、自然智、无师智”。如果能去除妄想遮蔽，这三种智慧自然现前，每个人在社会中可以自主尝试、纠错、成长，小到开家面馆，大到上市公司，人格上平等自立，事业上各显神通，别开生面，风险自负，自然而然地利己利他。

吊诡的是，与这一只市场经济“正向”的看不见的手相对应的，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发生在我们前面提到偏执的“有相布施”，如果再突破私域而使用强有力的公权，那这种“仁政”的背后，也常常有一只“反向”的看不见的手：公权力下扭曲的布施心态产生看不见的消极后果。之所以出现这种消极后果，是因为公权力有意地追求一个人为的整体性结果，也就是这里说的“相”。

虽然对这两只手的定性判断也不是这样一篇文章可以全面展开的，但是，至少可以提出大大的疑问：如果前者是“反说正受”，那么后者却常常酿成“正说反受”，为什么“良好动机”经不起推敲，与相应的强干预一起常常事与愿违而经不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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