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federal supreme court)位于东国会大道，主楼后部，是法院东庭，常常被游客所忽略。这里有着与主入口一致的三角门楣，门楣上协调排列着的１６个各有含义的人物，以摩西、孔子、梭伦为中心。美国联邦法院的说明中，将他们三人称为伟大的立法者绝大多数中国人会感到非常奇怪。摩西，索伦，从来没有参与过立法，为什么能称为立法者呢？
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国人对”法“这个词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按照国内教科书的定义：法是国家的产物。是指统治者(统治集团，也就是政党，包括国王、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并管理国家的目的，经过一定立法程序，所颁布的一切规范的总称。而这个定义，事实上是不准确的。这是中国古代的“法”字，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一边是水，代表着象水一样平，象征着公正。而另一边的“廌”字，则代表着解廌（獬豸）。解廌（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它能辨别曲直。所以，法字，实际代表的公正的分辨是非曲直。这个字的含义，与我们说的法律，是有很大区别的。从西方现代法学理论上分类，法，分为成文法与自然法（也成为习惯法，又叫先王之法），而我们国家现在法的定义，实际是指的成文法。而把自然法，习惯法有意无意的忽略掉了。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摩西会成为伟大的立法者。因为摩西制定了摩西十诫。摩西十诫虽然不是法律，但是成为基督世界的行为规范，是地道的先王之法，也完全符合习惯法，自然法。而孔子呢，孔子的贡献在在于“道”。我们一听到“道”，就会误以为是道德。实际上，孔子的道，远远超出了道德的范围，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就是儒家对君王的道的定义：“子之在上无道，据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謷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徵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这哪里是道德？而是一部完完整整的行为规范，其完整度，细腻度，是可以比拟的。事实上，孔子的道，和摩西十诫，奠定了东西方2000年来人们行为规范的基础，是名副其实的先王之法，习惯法，自然法。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与摩西能成为联邦法院门楣上的伟大立法者。然而，我在网上也曾经看到，有些朋友质疑：为什么是孔子，而不是商鞅？商鞅作为法家，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立法者。其原因，并非因为商鞅比孔子晚一些，而是因为商鞅的法律体系。“法”字的含义，实际代表的公正的分辨是非曲直。而西方法律的形象也同样永远离不开一架天平。所以，法，无论是成文法，还是自然法，习惯法，都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至少说，是那个时代的公正基础上。所以，商鞅没有入选，而索伦之前的众多立法者，也同样没有入选。索伦在历史上做的最终要的贡献，就是梭伦改革。通过对前世留下的法律进行全面的改革，废除大量残暴的法律，是法律重新建立在相对公正的基础上，从而奠定了自己“伟大的立法者”的地位（但不是最早的）。而商鞅呢？我们只要从他的作品《商君书》中的一段话，就可以了解商鞅立法的实质。“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之《弱民篇》。单凭这篇作品，就足以将商鞅踢出“伟大的立法者”的行列了。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几千年来，把法的定义，固化在成文法上面，而完全忽视了习惯法，自然法的内涵呢？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和道德无关，前面说过，道，不是道德）在于成文法与习惯法的关系。任何一部成文法，都应该建立在习惯法的基础上，成文法，是对习惯法的一种固化的，强制性的表述，当成文法脱离自然法，违背自然法时，结局只有两个：2、爆发革命推翻统治者，然后重新制定符合习惯法的新成文法。如在东周时期，奴隶殉葬还是存在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殉葬制度越来越不能接受，社会的习惯法发生了变化，体现在成文法上，就是把殉葬视为犯罪。这样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太多了，像废除奴隶制，反种族歧视等等，都是这种变化的体现，而黄俄的法律则完全背离了这一规律，背离了习惯法，如没收地主，资本家财产，使官府的抢劫合法化。都是与自然法，习惯法，极其违背的。因此，古代王朝就需要尽最大努力，弱化自然法的地位。让大家以为，只有他们制定的法律才是至高无上的，百姓无权过问。同时，对传统的文化，道德，行为规范，进行大规模的歪曲，抹黑，批判，说到底，就是为了愚民，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我们看看梭伦改革的内容，就知道他为什么是伟大的立法者了：2.废除德拉古制定的残酷法律，只保留关于谋杀的部分；3.按财产的拥有量将公民分为4个等级，其政治权力按照财产来决定；4.恢复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各等级公民均可参加；5.在贵族会议之外设立四百人会议管理国家，前三等级公民均可入选；要考虑时代，梭伦是和孔子同一时代的人，在那个时代，这个制度无疑是先进而公正的。所以，自然法是会随着时代变化的。有些古老的法律，现在看是落后而野蛮，但在这个制度建立之前却存在着更野蛮的风俗，那些古老的法律在当时是人道而先进的。孔子为什么是伟大的立法者呢？因为他为中国传统社会确立了元规则，作为统治者，必须合道统，这个道统就是仁义道德。作为民众，你要知礼，所谓知礼就是要守秩序，要忠孝仁爱，要知道分寸，也就是儒家说的中庸之道。孔子是中国前两千年的立法者，中国道统的开创者。“刑不上大夫：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苟请自裁”——意思就是，士大夫犯了罪，不要等到有司拿办，罪过轻，就自负请罪，罪过重，就穿上白衣，拿上宝剑，到河边自裁吧。如日本铁路事故，社长自杀；韩国沉船，校长自杀，都属于典型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意思就是平民百姓，整天要忙于生计，就不要求全责备其礼仪是否完备了。
对于一些儒学观念和古代法律，我们存在太多的误解。近代以来关于儒学的争论太多太多，却都过于极端。面对传统文化，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非一概否定。很多古老的学说观念，只要解释清晰、理解正确，就会发现：这些观念，即使放到现代社会来看，也是难能可贵的。一个时代的成功，不只在于对旧秩序的破坏，更在于建构之举。历史的真实不是“不破不立”，而是“不立不破”。正如法学学者翟志勇所说：“思想家可以天马行空神游八极，但大立法者必须附身于大地之上，触摸现实的困境，回应当下的问题，将思想建构为可行的新秩序。”而如今，作为塑造了中国两千年法统的儒学，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用现代观念，从大历史的视角，从大立法者的视角，重新思考儒学与法律，对于当今社会的转型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马勇《儒学三千年》+翟志勇《公法的法理学》：前者用现代观念重新梳理儒学历史，填补了“大众儒学史”的空白，为读者揭开三千年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密码；后者带着浓烈的问题意识，探讨法律的不同维度——哲学之维、社会之维、主权之维、政体之维、认同之维等，并不断回到中国历史的情境，以此思考公法制度建构的思想基础和研究范式。两本书均为作者签名版，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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