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以这种方式争论，真理越辩越不明
以这种方式争论
真理越辩越不明
知识分子搞学问，除了闭门造车之外，与人讨论问题也常常是免不了的。在讨论时应该取何种态度，是个蛮有意义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有些见闻，虽然还不够广博，但已足够有趣。
先父是位逻辑学家，在五十年代曾参加过“逻辑问题大讨论”，所以我虽然对逻辑所知不多，也把当年的论文集找出来细读了一番。对于当年的论争各方谁对谁错，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对论战的态度却很有看法。
众所周知，逻辑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只要能争出个对错即可；可实际情况却不是那样，论战的双方都在努力证明对方是“资产阶级”，持有“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相形之下，自己是无产阶级，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在我看来，逻辑问题是对错真伪的问题，扯上这么多，实属多余。而且在五十年代被判定为一名资产阶级分子之后，一个人的生活肯定不是很愉快的，此种论战的方式有恫吓、威胁之意。
一般认为，五十年代的逻辑大讨论还算是一次比较平和的讨论，论战各方都没有因为论点前往北大荒；这是必须肯定的。但要说大家表现了多少君子风度，恐怕就说不上了。
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大多要从平等的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争出了结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坏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对坏蛋方当然还有些话要说，不但要批判，还要揭发。
根据文献，反右斗争后期，主要是研究右派分子在旧社会的作为——女右派结交男朋友的方式，男右派偷窥女浴室的问题。当然，这个阶段发生的事已经不属于讨论的范畴，但还属论战的延续。再以后就是组织处理等等，更不属于讨论的范围，但是它和讨论有异常显著的因果关系。
“文化革命”里，我是个小孩子，我住的地方有两派，他们中间的争论不管有没有意义，毕竟是一种争论。我记得有一阵子两派的广播都在朗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倘若你因为双方都在表示自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那就错了。大家感兴趣的只是该文中毛主席痛斥反对派是毒蛇的那一段——化成美女的蛇和露出毒牙的蛇，它们虽然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但还没有冻僵呢——朗诵这篇文章，当然是希望对方领会到自己是条毒蛇这一事实，并且感到不寒而栗。
据我所见，这个希望落空了。后来双方都朗诵另一篇光辉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显然是把对方看成了反动派，准备接受他们的投降，但是对方又没有这种自觉性。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刀兵相见，打了起来。这以后的事虽然有趣，但已出了本文的范围。
“文化革命”里的两派之争，有一个阶段，虽不属论战，但也非常有趣，那就是两派都想证明对方成分不纯或者道德败坏：要么发现对方庇护了大叛徒、走资派；要么逮住他们干了有亏德行的事。在后一个方面，只要有某派的一对青年男女呆在一个屋子里，对立面必派出一支精悍队伍埋伏在外面，觉得里面火候差不多了，就踹门进去。
我住的地方知识分子成堆，而这些事又都是知识分子所为。从表面上看，双方都是斯文人，其实凶蛮得很。这使我感到，仅用言辞来证明自己比对方道德优越，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因此有时候人们的确很难抑制自己的行动欲望。
现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讨论问题的正当方式是把对方说成反动派、毒蛇，并且设法去捉他们的奸；然而，假如是有关谁好谁坏的争论，假如不是因外力而中止，就会得到这种结果。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好的，对方是坏的；而对方持有相反的看法，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恶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诉诸行动：假设你有权力，就给对方组织处理；有武力，就让对方头破血流；什么都没有的也会恫吓检举。
一般来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以这种方式争论，总是越辩越不明。你在哪个领域争论，哪个领域就遭到损害。争论的结果既然是有人好，有人坏；那么好人该有好报，坏人该有坏下场，当然是不言自明。
前苏联曾在遗传学方面展开了这种争论，给生物学和生物学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国在文化领域里有过好多次这种争论，得到了什么结果，也很容易看出来。
现在我已是个中年人，我们社会里新的轰轰烈烈的文化事件也很少发生了，但我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还是要争谁好谁坏。很难听的话是不说了，骂人也可以不带脏字。
现在最大规模的文化事件就是上演了一部新的电视剧或是电影。到底该为此表示悲哀，还是为之庆幸，我还拿不准，但是围绕着这种文化事件发生的争论之中，还有让人大吃一惊的言论。
举例来说，前不久上演了一部电视剧《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和一部分记者就开了个研讨会，会议纪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有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
从此之后，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我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妈一直以为我很聪明。
去看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坏，但有些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个风险？
我现在既不看国产电影，也不看国产电视剧，而且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比方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我就坚决不看，生怕看了以后会喜欢——虽然我在性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但我深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老婆那样了解我。
事实上，你只要关心文化领域的事，就可能介入了论战的某一方，自身也不得清白，这种事最好还是避免。假如人人都像我这样，我国的文化事业前景堪虞，不过我也管不了这么多。
不管影视也好，文学也罢，倘若属于艺术的范畴，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欣赏，至不济落个欣赏水平低的评价；一扯到道德问题，就让人裹足不前了。这种怯懦并不是因为我们不重视道德问题，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很重视道德问题。假如我干了不道德的事，我乐于受到指责，并且负起责任；但这种不道德绝不能是喜欢或不喜欢某个电影。
假如我不看电影、不看小说，还可以关心一下正经学问，读点理论文章、学术论文。文科的文章往往要说，作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了什么什么等等。一篇文章我往往只敢看到这里，因为我害怕看完后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就要冒反对马列主义的危险。诚然，我可以努力证明作者口称赞同马列主义，实质上在反对马列，但我又于心不忍，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这么大的仇恨。
其实，不光是理论文章，就是电视剧、小说作者也会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最后把自己也神圣化。这样一来，他就像“天父下凡”时的杨秀清（编注：太平天国领袖之一，在信众面前称自己为天父临凡）。
我对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直到去年秋天在北方一小城市里遇到了一批耍猴子的人。他们也用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我听了以后几乎要气死——猴戏我当然没看。我怕看到猴子翻跟头不喜欢，就背上了反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罪名。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这些顺嘴就圣化自己的人管一管——电影、电视、小说、理论文章都可以强我喜欢（只要你不强我去看，我可以喜欢），连猴戏也要强我喜欢，实在太过分了——我最讨厌的动物就是猴子，尤其是见不得它做鬼脸。
现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不再从事文化事业。不管在商界、产业界还是科技界，人们以聪明才智、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唯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照我看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何奖品？只是一点小小的文名。所以，你不要怪文人下海。
假设文化领域里的一切论争都是道德之争、神圣之争，那么争论的结果就该是出人命，重大的论争就该有重大的结果，但这实在令人伤心——一些人不道德、没廉耻，还那么正常地活着，正如孟子所说：无耻无耻，无耻矣！我实在不敢相信，文化界还有这么多二皮脸之人。
除了这两种结果，还有第三种结果，那就是大家急赤白脸的争论道德、廉耻，争完了就忘了；这就是说，从起头上就没有把廉耻当廉耻，道德当道德。像这样的道德标准，绝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接受的。
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我们热爱艺术、热爱科学，认为它们是崇高的事业，但是不希望这些领域里的事同我为人处事的态度、我对别人的责任、我的爱憎感情发生关系，更不愿因此触犯社会的禁忌。
这是因为，这两个方面不在一个论域里，而且后一个论域比前者要严重。打个比方，我像本世纪初年的一个爪哇土著人，此种人生来勇敢，不畏惧战争，但是更重视清洁。换言之，生死和清洁两个领域里，他们更看重后者；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猛冲，却不敢朝着秽物冲杀。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就把屎撅子劈面掷去，使他们望风而逃。
当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不能使我惧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我胆寒。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文化的领域是个屎撅纷飞的场所，臭气熏天——决不是的；我只是说，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所以，假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到安全距离之外，然后在好言相劝：算了罢，何必呢？
青年学者羽戈说：“这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时代，说理才愈发具有意义；这不是一个适合王小波生存的时代，阅读王小波才愈发迫切。”
王小波将明辨是非的力量巧妙地融入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中，看似谈笑闲聊，实则字字珠玑。无论是与他同龄的过来人，还是不了解过去的年轻一代，都能从他的文字中，找寻到智性生活所需的思维方式与独立精神。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