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的三大陷阱：群众痛恨真相，政客鄙视教训，专家没有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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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美国作家苏珊·雅各比在纽约的一家酒吧中，听到两名男子的对话。
甲：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样。
乙：珍珠港事件是什么？
甲：就是当年越南人在某个港口投下了炸弹，从而引发了越南战争。
美国民众一向很少关心“世界新闻”。但是他们的无知程度，仍然令雅各比感到惊讶、哀叹。
其实，这种惊讶和哀叹，往往出自于精英群体——关心历史、了解历史，事实上是一项有门槛的活动。这种门槛不仅见之于大众，即便在阅读历史的读者，甚至历史的著述者中，也存在着鲜明的“层次差异”。
▍历史的第一层次：求知、求真
如果仅仅为了满足消遣和猎奇，我们不必读历史，读虚构文学就绰绰有余了。
大众层次的文化消费，是最流行、最容易满足的；因为他们厌倦了日常生活的乏味，渴望用最小的努力换取最大的刺激：
在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时代，大众收藏最多的，是“一剑砍翻三个人”的骑士小说；今天，各种题材、各种形式的文化胶囊，“偷”走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奶头乐文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流行。它们远比读历史更刺激、更轻松、更廉价……
所以，一个愿意花时间读历史的人，往往是爱知求真、理性谦卑的人。当大众沉溺于“流行”的时候，他们已经踏出了“探寻历史真相”的一步。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步——敢于追索历史真相的人，需要翻越很多极大的障碍。
◎被历史学究耽误的真相
· 被泥沙掩埋的真相
很多真相之所以被遗忘，要么是其中有令人不快的记忆，要么是它们被认为“不重要”，于是被尘封，甚至消失在沧桑岁月中。
很多被遗失的历史真相，其重要性被长期低估——包括一些涉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宝贵观念。
在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我们寻找真相的困难越发明显。海量的信息就像海量的泥沙，有价值的真相就像金粒，总是被掩藏其中。
很多历史学家喜欢堆砌名词，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与其说他们是历史学家，不如说是历史学究——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者塔奇曼认为这是一种极不负责地偷懒，他们把功课都扔给了读者，但读者根本无法从庞杂的名词或概念中找到真相。
好的历史，信息量巨大，但很少堆砌名词和概念。好的作者，在搜集完资料后，不是粘贴复制后填空，而是会花数倍的时间从泥沙中淘出金矿，然后精炼提纯，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看清历史的真面目。
· 被刻意筛选的真相
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历史写作者，之所以无法做到“公正还原历史真相”，往往是因为“价值先行”——凭自己的喜好筛选史料，甚至以“推理、想象”等方式捏造历史。
秦始皇、拿破仑都是“千古一帝”，后世的崇拜者在编纂他们的历史时，刻意淡化了他们残酷、嗜血、荒淫无道的史实，为了“替古人原谅暴君”，他们不惜和史料打架。
康有为为了让改良师出有名，炮制了《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声称“孔子想搞立宪改革，从前孔子书注都是假的”。他还假想出一个完美的彼得大帝，要光绪效仿。
诚然，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理性、中立、客观”，作家一定会有自己的态度，也应该有自己的态度，这本身无可厚非。但一个合格的历史作家，就必须是一个“隐身的说书人”——既经得起文献检验，又有细节相互印证；既有整全、高度的视角，又有读者自由思考的空间。（塔奇曼《历史的技艺》）
夹叙夹议、苛求古人、代读者做价值判断……都是历史的大忌——这些内容完全可以放到附录中去谈，绝不能用来挟持史料，甚至和文献打架。
塔奇曼的作品，因文笔优美、情节跌宕而闻名于世，因此时常被人质疑为捏造。但是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从不捏造任何历史，包括天气。”比如，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军登陆法国时的情景，塔奇曼写道：“一声夏日惊雷在半空炸响，接着是血色残阳”——这样的文字，源自一位英国军官的日记。
为了探寻历史真相，塔奇曼总是“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献”：未出版的私人信件、工作日志、手写的报告、公文中的便条……为了还原战争场景，她甚至实地考察了战壕和传令摩托。
一个喜欢追索真相、思想冒险的读者，一定会带着问题意识去寻找可靠的读物；
一个尊重历史真相、而非虚假宣传的作家，一定会“让原始文献自己开口说话”。
一个伟大的作家，除了“让原始文献自己开口说话”，还不会带着自己的价值主张去筛选史料。这样的历史作品，可读、可信、可传世。第一次读，就想收藏，重读很多遍后，仍然不后悔收藏。
◎被刻意，甚至强制掩盖的“真相”
除了历史本身，渴望真相的读者，更多时候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历史真相被强行遮盖、扭曲。
历史学家自身的错漏，如果没有外力加持，很难扩散流毒；只要思想市场保持公平竞争，真相总会水落石出。
然而在人类历史中，专制君主为了维系自身的道统，总要删改史料、垄断历史。
有人说，一个历史如果有多个版本，并且具备相互印证的细节，那就说明“真相被遮盖的可能性极小”。事实上，这种说法还是低估了来自强制外力的涂改能力。
为了让伪史看起来更像真品，君主会描摹出很多动人的细节，让盲从者深信不疑，让研究者如坠迷雾。
燕王朱棣篡位成功后，为了将自己美化成符合祖制的合法君主，命令史官们以虚构、隐没、润饰的手法，系统地篡改、销毁了诸多历史记载，还亲自查验，以防疏漏。
面对强权的威慑，只有极具史胆的作家，才敢于捍卫真相：齐国史官冒着灭门的风险，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司马迁顶着触怒汉武帝的危险，记述刘邦的背信弃义；琼斯先生因为坚持报道乌克兰的饥荒，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如何挣脱权力宰制、追求历史真相？作者必须呈现出真实可靠、线索清晰的史料，而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
探索历史真相，就像侦探破案。品味文字的冒险、突破思想的禁忌，有着最诱人、最持久的吸引力。他有一种“摄人心魂的魔力”，让人一见如故，又常读常新。
▍历史的第二个层次：见识和教训
真相固然重要，但真相本身并不一定带来见识和教训。
中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历史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上升为历史智慧，解决现实问题。“历史”一词，源于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的《历史》，原意就是“研究、探索”。
历朝历代的政治家，都非常看重历史的这个功能，因此历史写作在这个层次的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资治通鉴》，就是东西方世界各自的佼佼者。
“资治通鉴”是宋神宗取的，意为“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所谓“鉴于往事”，就是借鉴中国历朝历代“政治治理”的经验。司马光潜心著书15年，终成一代名典。
史学大家唐德刚先生回忆，他从小就爱读《资治通鉴》，甚至在作业里抄袭过司马光对三国关、张的评论。有意思的是，举人出身的老先生竟然被文中“雄辩的教训”镇住了，给唐德刚打了九十九分。
唐德刚的“通鉴情结”，后来变成了著名的“历史三峡论”。这种情结很有代表性。古今中外，所有关心政治的人，尤其是有着“修齐治平”情怀的知识分子，都以汲取历史教训为读历史的首要目的。
“不读历史的人会重蹈历史覆辙，读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读历史的人重蹈历史覆辙。”阅读历史、汲取教训，是一种避免犯错、尤其是犯大错的智慧——这是人尽皆知的古训。
真正值得深思，也是最令人尴尬的，是另一种现实——同样是关心现实的读书人，同样的历史文献，有人从中读出了“契约、和平的文明大趋势”，有人却只能看见“丛林法则的阴谋和暴力”。
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读历史，就是为了学习权谋诈术。从他们的口中，时常能听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一类的侃侃而谈，却没有对普通人的丝毫怜悯，更没有对自由、民权的自觉和关心。
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会对自由人诉说真相”。历史不仅关乎真相，还关乎道德和信仰。
文明的规则，只会对文明人产生说服力。面对种种尖锐冲突的“历史真相”，一个迷信“成王败寇”的读者或作者，不可能有意愿和能力分析历史真相。相反，了解的真相越多，他越是无所适从，甚至拒绝相信“所谓真相”。
更进一步说，不知道历史真相，不懂得分析史料，最多是无知到可笑。但如果缺乏对自由的信仰，对真理的敬畏，而只是利用局部的真相，替那些灰暗污秽的历史背书，那就很可怕，甚至很邪恶了。
因此，这绝不只是读史者的问题，它首先就是写历史的人史观的问题。何谓正确的史观？到底哪些是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里仅举例说明：
在《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中，塔奇曼聚焦于历史真相背后的终极之问：政治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但为何常常做出愚蠢的决定——奉行与自己利益相左的政策？
特洛伊城的统治者怀疑木马是希腊人的诡计，但仍然把他们的木马拉进城去；英国乔治三世的历届内阁，持续对北美自治州威胁压迫，即便结果是两败俱伤；
蒋介石拒绝听从任何改革的声音，最后发现自己失去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德国平民反对“无限制潜艇战”，但军事统帅认为这是“德国的唯一出路”......
最擅于玩弄权谋的聪明人，为什么做出了最愚蠢的决策？因为他们自我催眠、先入为主，凭主观意愿曲解历史教训，不会审时度势，更不会自我反思。
自由人为什么可以借鉴历史经验？不仅是因为历史给了我们新的真相，更是因为我们从中找到了一些“本来就合情合理的东西”。所谓真相，就是为了印证人性深处普世的正义感、同理心而存在的东西。
一本饱含历史智识的著作，我们听很多人的介绍时，常常以为自己已经懂了，但自己阅读时才发现原来只是一知半解。
书中涉及的事件，我们大多都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当自己去阅读时，才发现远比我们听到的更鲜活、更出乎预料、更不可思议。
一个经验老到的作者，不会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他们的书总是内涵深远、意犹未尽，为读者开启一个新的世界，鼓励我们有更深的思考、更新的发现。用塔奇曼的话说——“读者明明知道结局，仍然对悬念迭起的文字欲罢不能”。
▍历史的第三个层次：洞察人性，悲悯人心，超越政治实用主义
黑格尔说，人类在历史中所能汲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来不会汲取任何教训。
为什么会这样？
对不读历史，不关注历史真相的人，根本不在乎什么历史教训。
从“不知晓历史真相”到“知晓历史真相”——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历史，达到这个层次的人聪明、博学，但不一定道德。
知晓历史真相，也珍惜历史教训，懂得判断是非对错——这是第二个层次的历史，达到这一层次的人既聪明，又有正义感。
但是，这依然停留在“古为今用”的政治实用主义层面。他的悲欢，不一定能与“凡夫俗子”相通——因为无法参透人性的幽暗和脆弱，他总是无法理解：明明是正义的事，为什么人们就不能坚持到底？我明明是真诚地立志行善，为什么行出来的却是罪错？
最现实的例证是，北宋并不缺少明君贤相，朝野上下都非常重视历史教训，但是仍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几乎所有改革都违背人性、事与愿违，最后与其他朝代一样，屈辱而惨烈地亡国了——如果没有洞察人性深处的奥秘，任何历史教训都只能是以苛求古人的方式自我安慰。
因此，历史的最高层次，就是洞察人性、悲悯人心——正如塔奇曼所说，历史是印刷出来的人性。
什么是人性（Human nature）？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性情和特征：理性、意志、情感、直觉、良知……
从轴心时代的耶稣基督、先秦诸子、苏格拉底，到启蒙时代的休谟、斯密，再到科学时代的韦伯、哈耶克……古往今来所有最伟大的思想，都是从论述人性开始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情和特征，让人有别于动物或机械？
很多人将人性视为“大自然的产物”，但伟大的思想者都将它看作是“上帝的造物”。因为人性如此玄妙、矛盾，一点都不科学、理性：
人性很卑劣，自私又顽梗、贪婪又胆怯，肆意破坏，伤害同类；人性很高尚，会同情弱者，聆听古训，还会缔结契约、协作创新。
人性很脆弱，既经不起诱惑，又经不起打击；人性坚韧且单纯，任何种族、制度、时代的差异，都无法遮盖人性共通的自由和正义……
千万年来活过的亿万人类之中，从未出现一模一样的两个人。但是千万年来，人类的道德、智力和审美，也从未有过任何本质的变化。
随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越趋深刻，政治似乎越来越顺应人性，但是历朝历代的政治思潮、权力结构、国家意志，实质上并没有太多新意。
所以，“洞察人性、悲悯人心”的历史，为什么能够超越“政治教训的历史”，成为最高层次的历史？因为任何时代都是人的时代，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须附生于人性这一基本前提。
人性中的斗争，就像大海的几次潮汐；历史中的政治，就像冰山的一角。一个人写历史、读历史，如果止步于“镜鉴兴替”的政治教训，就注定无法参透更深刻、更宏大的人生意义。
虽然，长期有“史学二司马”之说，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是无法比肩司马迁《史记》，虽然它更宏大。因为司马迁已经超越了政治叙事——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悲悯，对人性的败坏有着最深刻的警醒。比如：
满朝文武都知道李陵孤军深入、投降匈奴是错的，但只有司马迁愿意体谅李陵。他说，李陵只有投降才能保全将士的性命。
司马迁身为一个小小的史官，却在李陵跌落神坛时，挺身而出为他辩护。当汉武帝听信谗言夷灭李陵三族时，他遭受牵连，却忍辱负重，只为完成最后的大使命。
大众知道司马迁开创了纪传史的先河，却很少关心他的人间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读这样的历史，不仅是美的享受，还可以触摸宇宙真谛、人生百味。
他的文字，已经看淡了成败生死，倾注于个人的悲欢、命运的无常；他的视野，已经超越了朝代更迭，升溯至天道信仰、人间大道。
在那个天道衰微、皇权独大的时代，司马迁的文字对帝王将相不屑于折腰，对悲剧英雄不忍于苛责，对贩夫走卒从不藐视，甚至对刺客的梦想和悲欢，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和敬意。
读这样的历史，读者不仅可以领略当时各个领域的智慧，更是亲身体验一个个敢爱敢恨、命运无常的人生。
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曾经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活过的每一天，像我们一样快乐过、勇敢过、挣扎过；他们汲取前人的教训，如今又变成我们的教训；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短暂，就像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活在他们生命的延长线上……
更奇妙的是，这些活生生的人性，竟然被史家忠实记录，精炼提纯，最后娓娓道来——最高层次的历史，对“人的意义”有着终极的追问和关怀，绝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在司马迁之后，能够像这样洞察人性、咏叹人生的历史大师，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数。即便在史学巨匠群星闪耀的20世纪，真正能够达到这一层次的依然屈指可数，但巴巴拉·塔奇曼当在此列。
塔奇曼曾被香港读者称为“西方的金庸”，但这个类比显然是不恰当的。两人同是文学大师，但金庸的天才在于“以虚构的故事展现真实的人性”，与他同类的西方大师应该是《魔戒》的作者托尔金。
塔奇曼是历史作家，她的天才在于“以真实的故事展现真实的人性”。她的作品自1950年代横空出世，至今长盛不衰。
很多人都知道她开“非虚构写作”之先河，却不知道她的作品像司马迁一样，深刻洞察了恒常、普遍的人性，尤其是关乎人类终极意义的重大命题。
像司马迁一样，她不看重政客的得失，甚至不看重经济、科技数字，她关心的是人心，尤其是“大众的情绪温度”、维系文明的人性价值。
作为一个现代人，她的历史，不仅对人性保持着警惕和悲悯，还对世界保持着谦卑和审慎——我们的生活之所以能够保持和平、有序，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而是因为“现代文明”所维系的观念和伦理，使人类不至于自我毁灭。
像司马迁一样，塔奇曼的作品像史诗电影，更像POV视角的权游世界，最终成了“一家之言”：她把小人物的人生切片，写成了事关人类意义的大事件；更让人不得不叹服的是，这些真实的历史写得比虚构文学更精彩、更离奇。
因此，她凭借《八月炮火》《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但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却是《骄傲之塔》，原因其实很简单：《骄傲之塔》更接近历史的第三个层次。
她最不为中国人熟知的作品作品《远方之镜》，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塔奇曼讲述了一个欧洲骑士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堪称“比金庸小说还精彩的武侠奇遇”。就连书中的游历、打斗的情节，都是她在一堆古文献中发掘出来的。除了“精彩但又真实”的故事之外，这个骑士的“武侠人生”，竟然完美印证了现代文明面临的三大挑战：
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在其诞生之初，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动荡和崩溃？
延续至今的私产权利、政教分立，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侵略和威胁？
以上这些现代文明的价值，为何能让西方在大瘟疫之后逆势崛起？
和司马迁一样，她塑造了一个人群的观念和审美，这些观念和审美不会迎合时代潮流，因此时常成为刺耳的杂音。但人类的进步、文明的留存，却必须依靠这些带有“预言”性质的杂音……
▍巴巴拉·塔奇曼：历史的温度与技艺
卡尔维诺曾说，能够奉献经典的，是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忽视和回避的作家，无论是否认同他的观点，阅读他的著作，都有助于准确地定位自己。
在信息泛滥的网络时代，为什么还要阅读塔奇曼的纸质书？
除了本文提炼的她对历史真相的“顽固”；对历史经验的洞见；对普遍人性的洞察、对人心的悲悯这三个层次之外，还有她对历史写作技艺的执着——在《历史的技艺》中，塔奇曼写道：见识、知识和经历，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好要有对语言的非凡的掌握——因为，伟大的思想也需要借助对词汇的完美掌握才能表达。
读塔奇曼的文字，时常会有涂划、玩味、品鉴的冲动——这是任何为了高效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碎片化阅读、电子阅读所无法代替的；所以，读塔奇曼的书，需要一种“焚香沐浴为读书”的仪式感。这或许也是当年尼克松总统开启与中国破冰之旅时，将塔奇曼的书作为国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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