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现代文明的三个密码:颠覆常识的剑桥世界史三书
我们对国际形势、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的世界史观,而且关系到现代文明中的常识。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拥有正确的世界史观,清醒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却极为困难——
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机极为不幸,看到的都是西方国家一次次走弯路的历史,学到的都是让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思想。
在西学东渐开始之后,中国就一直试图从西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寻找文明的密码。从而找到了读懂现代文明的三个关键门径:近代史中的社会变革;科学的兴起与流变;以及资本主义的拓展。
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对于现代文明,我们认准了门径,却拿到了错误的开启密码。由此,我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误区,甚至让这种谬误主导了对世界的理解,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谬误:
◎看到了近代世界历史对于自由和革新的追求,却错误地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和暴力,视作革命和自由的唯一范本。
◎看到了科学在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力量,却将科学等同于对技术的追求,甚至将科学等同于真理。
◎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推动作用,却把资本主义的本质定义为剥削,甚至视为罪恶的来源。
面对“近代史观”“科学”“资本主义”,我们匆匆地拾起一种自以为最有效用的观念,毫不犹豫地以此开启现代化的转型,却不曾想,从一开始就走入了误区。于是,学了一百多年,却始终走不出迷惘和苦难。
在当下想要看清自己,认识世界,首先就要刷新现代文明的常识,为这三大观念解毒。而最好的方式,就是站在世界的高度、全面地把握历史,在历史中认清文明的逻辑,而历史著作的选择尤其关键。
在历史领域,懂书的人都知道,有三个出版社堪称“通史”类著作的“免检保障”——美国的哈佛大学出版社、日本的讲谈社、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这三家不仅在国内享有巨大声誉,更是全球公认的经典和权威。
其中,剑桥大学出版社尤其久负盛名,在出版界,“剑桥史”一词,几乎是追求极致品质的代名词——所有出版物的内容、品质,都要经过学术委员会的反复讨论、苛刻检查,才能得以面世。
积累百年的文化“毒素”,只有历经百年锤炼的史学经典,才能彻底清除。纠缠已久的病根,只有从不同视野、精准地剖析才能对症下药。
在已经出版的诸多“剑桥史”中,有三部经典之作《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剑桥科学史》《剑桥资本主义史》,恰恰从这三个不同历史视角,重新审视那段熟悉又陌生的历史,精准地直指我们最难以看清的误区——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站在历史的最高处,重新理解现代文明的逻辑
阿克顿勋爵说:一个人对近几个世纪有怎样的观念,他大体就会成为怎样的人。因为,这些历史的观念,遍布于他的哲学、宗教和政治信条。
我们今天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最近几百年的历史所塑造。因此,如何理解这几百年中的社会变革,如何理解近代史叙事中的自由和革新,往往关涉到自我的认识,以及当下世界观念的形塑。
是什么引发了近几百年的社会变革、推动了现代文明的形成?不幸的是,我们对自由和革新的理解,从一开始,就被十九世纪思想家们沉迷的“革命叙事”,引向了那些带来动荡和灾难的“自由”观,将法国革命视为自由和革新的典范:
人类社会的自由与进步是在革命中突然出现的——只需要设计好社会蓝图,就可以通过革命凭空创造一个新世界。旧世界的传统变成了革命的敌人,可以在正义的目的下被打倒,即使采用非法的手段也再所不惜。
于是,我们的历史视野局限于单一的世界史叙事,完全忽视了历史的教训:革命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革命、屠杀和战争一次次重演。
然而,早在19世纪末,《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作者阿克顿勋爵受邀担任剑桥大学教授时,就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横行西方世界的思想谬误。他对这些错误的“自由”观深恶痛绝。阿克顿告诫读者,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西方人经历的所有光荣和苦难,都源于其传统,只不过在历史上一次次地以不同的面目重演。
而一切改革,必须基于社会的自由传统,只有追根溯源,改革才不会陷入疯狂和迷失。而中国要学习世界文明,也应该从自由传统的真正根基开始。
但在阿克顿看来,历史真相绝非从材料中可以获得的纯粹事实,而且历史不仅关乎真相,更关乎道德和信仰。失去了道德原则的约束,对自由、宗教的美好追求,将变成对屠杀的召唤——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今天的危机,让这些预言一一应验。
阿克顿勋爵是人类历史中为数不多的深谙英美文明的人,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预言家”,从他的思想深处,可以探索出人类自由传统的真正脉络。甚至在此后的一百年间,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思想高度。
▲阿克顿勋爵(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
哈耶克曾感慨,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能像阿克顿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也许,阿克顿勋爵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标准,以至于作为一个现世的人类灵魂根本无法完成目标——
在这个苛刻的大思想家看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应该丢到火里烧掉,以免谬误流毒人世,而他希望给真正的自由人留下一部永恒的作品,能够被带进坟墓里。而这个愿望,一直到他晚年才得以实现。
晚年的阿克顿,承担了一项宏大的使命,代表剑桥大学主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从四百年的历史现象中发掘三千年间的思想,这一次,他呕心沥血,最终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这部未完成的《剑桥世界近代史》于1902年一经出版,立即轰动世界,成为西方世界经久不衰的思想经典。
在这一伟大作品的鼓舞之下,剑桥大学又连续出版了《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古代史》,这三部著作,被后世统称为“剑桥三史”,达到西方数百年来历史研究的顶点。
“剑桥三史”的出版,一举奠定了剑桥大学在历史作品出版中的地位,一百年来,先后300多本剑桥史系列作品得以出版,包含了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宗教、文学、思想等。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
《剑桥世界近代史》随后被不断修订再版,当得起“承载高贵的精神使命”之殊荣,是期望拥抱文明的现代人的案头必备、常读常新的史学巨著。
几十年后,因为许多新的材料和新研究成果的出现,于是全世界相关领域最知名的著名学者,在克拉克爵士的主持下,分别执笔重写这套近代史,成为《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这部近千万字的恢弘巨著,当得起“承载高贵的精神使命”之殊荣,是期望拥抱文明的现代人的案头必备、常读常新的史学巨著。
▌《剑桥科学史》:一部宏伟的科学史诗,让真正的科学精神走入内心
有人说,翻开20世纪的灾难史,几乎就是一部科学被滥用的历史。对于百年来的中国,尤其如此——
曾几何时,科学几乎成了“真理”的代名词,“这不科学”成了人们嘴里下意识的口头禅,似乎印证了科学的深入人心。但实际上,这却也代表着,科学被滥用于某些本不属于科学范畴的地方,比如,政治、艺术、信仰等等。
相反,在很多本属于科学问题的领域,比如:对“被卡脖子”技术的研发,疫情的防控等等,要问何为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却少有人能说清。因此,现实中种种反科学的愚昧、荒诞、极端,屡见不鲜。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先生指出:我们对科学的最大误解,就是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
“在理解科学方面,我们有着强烈的应用倾向,因此,一直将“科”、“技”混为一谈,导致我们对“科学”的本质缺乏理解。”
正如决定一棵树能长多高的,并不是它繁茂的枝叶,而是它的树根扎得有多深,树干有多高——对于科学来说,基础学科就像一棵树的树干,它决定了一个国家对世界认知的深度和高度。
尽管如今市面上关于“科学”的书早已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书籍依然只在普及科学知识,从未深入科学的“灵魂深处”。
《剑桥科学史》正是一套从科学精神入手,回应赛先生何以救中国的百年追问,破解对科学种种谬误的一套典藏版世界科学通史:
只有渴求真理、渴望自由的人,才能把真正理解科学与科学精神的本质,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科学精神的历史就是理性和自由的精神在人类文明演变中的历史。
因此,重新审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和认知,正是“赛先生”进入中国近百年后,我们仍亟需补上的一堂现代文明必修课。
这本《剑桥科学史》探究的,正是人类自有文明以来,科学在世界各地诞生的前因后果和重要成果。它以科学精神为主线,将与之相关的科学家、科学理论、科技成果、社会思潮甚至文化、艺术变迁,全部串联起来。
搞清科学精神的来龙去脉,恰恰是理解科学精神真正的可贵之处,也是培养科学思维的观念起点。
◎破解对科学十大谬误,还原科学最真实样子的“醒脑之作”
影响国人认识科学的最大阻碍,首先来自于对科学的“固有”误解:
科学是近代才有产生的吗?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科学是理科吗?科学与哲学是什么关系?科学与技术是什么关系?科学跟信仰水火不容吗?多学科学知识就能有科学精神吗?科学精神只有科学家才有吗?科学是高智商者的游戏吗?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界限是什么?
这套《剑桥科学史》还原的,正是科学最真实的样子,书中,不仅理清了科学与技术、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更在每一章节中,完美结合了科学理论与人文思考。
另有一卷专门探究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科学的社会学领域。因而被盛赞“融学科史、思想史、制度史、社会史于一炉,彰显了科学历程中每一处动人的风景”,堪称一套全面厘清对科学的种种误解的“醒脑之作”。
对于专业研究者,这套书是值得放在手边,以备随时查阅的工具书,而且40年都不会过时(吴国盛语);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是目前理解科学发展、培养科学精神的最权威著作。
▌《剑桥资本主义史》: 为“资本主义”正本清源,认清财富创造的底层逻辑
相对于近代史和科学,我们对于“资本主义”这一观念的误解更加根深蒂固。
但凡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从小就相信这样一个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近些年,围绕经济与疫情,媒体上铺天盖地的“中国奇迹与外国躺平”,更让这一预言大有即将实现的迹象。
然而,无论哪一方,多数人对“这个命题”的认识,还停留在“资本主义到底生存,还是死亡”这种二元叙事上。而2022年国内首次出版的四卷本《剑桥资本主义史》,却“彻底粉碎”了这一问题——这个预言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预言”的前提,并不存在
我们知道,要探究一个命题是否成立,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它的核心观点,而是概念本身。这一预言的前提,即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一种从“封建社会”发展而来的社会形态。
然而,这种概念从源头就误解了资本主义。
《剑桥资本主义史》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不是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的结果,而是自有人类社会始,就以交易、协作的方式长期存在的一种秩序。
◎ 错把对危机的回应,当作灭亡的征兆
在很多人看来,“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预言”之所以实现,除了无数“名人、思想家”背书外,种种衰亡前的征兆早已出现。比如,经济滞胀、贫富分化、人的异化、战争。
然而,《剑桥资本主义史》认为,这些危机与冲突,不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征兆,而是自我修复以及对外部挑战的回应——资本主义自诞生起就很脆弱,这不仅源自内部周期性的危机,且面临诸如计划思维、法西斯主义等种种外部挑战。《剑桥资本主义史》第三卷、第四卷,正是从这一独特视角,重写1848年至今的历史。尤其对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解读,足以颠覆我们的传统认知。
◎预言无法存在的终极原因:误解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当下,提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很多人不再简单归为某种“剥削式的怪兽”。然而,无论将其视为一个“死而不僵的世界体系”,还是一种“不断优化的可扩展秩序”都逃不脱“意识形态”的范畴。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塑造世界历史,修复危机与灾祸的开放秩序,它不是专属于某一时代或国家的意识形态,更不会和“西方世界”画上等号——
《剑桥资本主义史》开篇就指出:今天资本主义所呈现的主要形态(如私有产权、契约精神、自由市场、强化市场型政府等),在传统中国、印度、阿拉伯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过,只是以上资本主义的先行者不幸相继夭折,其中缘由,也是本书重要议题。这一视野和价值,远比我们熟悉的“李约瑟之问”重要得多。
曾有人说,我们最看重历史,却被历史遮蔽最深。对外开放四十年,无论经济成就,还是个人自由的拓展,正是源于抛开了意识形态争论,逐步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松绑,而这一切,又源自对资本主义及其历史的认识回归常识。
因此,阅读这套大部头的《剑桥资本主义史》,并非与“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预言较真,而是一场关乎经济民生以及个人的自由的认知革命,无论研究者、企业家,还是普通人,不仅十分必要,且重要。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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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世界史,与其说是在寻找洞见、增长见识,不如说是为了刷新有关现代文明的常识,在常识中直面历史的真相。
这三部剑桥世界史经典,每一部都来自世界级学者和各领域大家巨擘的强强联合。它给予我们的,不但是对世界的理解、对自身的认识;同时也是在寻找真理和自由的过程中,帮助我们思考现代文明的发展逻辑。
这三套“剑桥系明星产品”,不但有学术的“免检”地位——豪华的编者团队和一流的翻译团队;同时注重全方位的阅读体验,极具典藏价值:
不但新出版的《剑桥资本主义史》印制极为精良,早已成为经典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也全面升级了装帧和纸张;堪称是家庭图书馆里必不可少的经典藏书。
只有渴求真理、渴望自由的人,才能洞悉历史,真正理解科学的精神与人文的本质。阅读这套著作,既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寻真之旅,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观念冒险。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文:先知书店
编:大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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