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里总想着标准答案，这扼杀了同学们的创造力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经济文萃 Author 谢作诗
用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解释形形色色的现象和行为。
标准答案害人不浅
文：谢作诗
我曾听过一堂哈佛大学的哲学课，颇受启发。
在课堂上，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同学们做出截然相反的两种选择，教授并不简单指出答案正确与否，而是鼓励学生给出自己的理由。一些答案，在我看来明显是错误的，但是教授仍然说“你的想法很好”。他通过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自己把答案引申出来。
这使我思考：教育到底是给学生标准答案，还是教会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
我想应该是后者。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标准答案。在日心说没有出现之前，人们肯定认为地心说是标准答案。我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还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是正确的，但今天我认为它完全是错误的。我在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还接受马歇尔“短期，成本不影响价格，长期，成本影响价格”的说法，认为科斯反定理、租的概念等等是对的，但是今天，我认为它们都是错的。那么请问：到底什么是标准答案呢？
事实上，除非像数学那样用形式语言来表达，可以通过形式逻辑证明其正确与否，或者如物理学、化学那样，可以通过可控实验检验理论的真伪，否则，证实和证伪一个理论都是非常困难的。绝大多数时候，理论只是一种暂时没有被事实推翻的假说。
因此，什么是标准答案的确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具备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在弗里德曼、张五常等大师看来，没有不同答案的问题都不是好问题。然而，我们特别看重标准答案。我曾在网上看见一道考试题，老师要求找不同类，并圈起来。题目是：
（1）轿车、消防车、火车、救护车；
（2）鱼、鹅、鸭、鸡。
第一小题学生圈了轿车，第二小题学生圈了鸡，结果老师给了零分。第一小题，轿车个人会买，其它三种车个人不会买；第二小题，鱼、鹅、鸭都会游泳，只有鸡不会；因此，凭什么学生的回答就不对呢？作为老师，为什么不要求学生给出理由，把重点放在考察学生的理由是否自圆其说上呢？
中国人口众多，可是在现代科学技术上的贡献几乎为零，为什么？我认为，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我们脑袋里总想着标准答案，这扼杀了同学们的创造力。
张五常讲：“与其对得平庸，不如错得有启发。”受张教授影响，我已经不是很在意答案本身的对错了。例如，上课的时候学生只要回答问题，即便答错了，我也奖励他们平时分。但尽管如此，“什么是正确答案，什么是错误答案”还是深藏我心，时不时表现出来。例如，当学生答错问题的时候，在鼓励同学们不要在意答案本身的同时，我会同时讲：正确的答案是……
现在我改变做法了：我不大说“正确的答案是……”，而常说“我的答案是……不过，凭什么我的答案就一定是正确的呢？”伴随我讲课方式的这样一点小变化，课堂上似乎也产生了一点涟漪。我感觉课堂气氛更轻松活泼一点。
当然，这要求老师在事前要对问题做更加精细的设计，因为不是所有内容都适合这样讲。例如，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是有标准答案的。
众所周知，和美国相比较，中国的大学生不大爱回答问题，课堂气氛不活跃。我猜测，这跟我们在教学上太关注标准答案、学生怕答错有关系。
我们的教育理念还比较落后，在某些方面甚至不进反退。上世纪八十年代属于精英教育。当年我大学毕业时，有感而发，写个一两千字的东西就可以毕业，然而大众教育的今天，要求每个学生写一万多字的毕业论文，标准是不是太高了？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后果我不想展开说，但让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是一定的。中国人不爱读书，这笔帐要记在我们的教育上。
我们从小就让同学们互比。中学阶段因为有应试的需要，无可厚非。但进了大学，这种东西多了就未必可取。人与人不一样，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怎么好比？人更重要的是跟自己比，看是不是进步了，进步大还是小。每个人都可以是优秀的，跟自己比不断进步，就是优秀的。再不好教的学生，到了魏书生老师手上都好教了。我觉得跟魏老师所秉持的教育理念是有很大关系的。在这一点上，泰山科技学院、重庆移通学院、晋中信息学院给学生提供多方面的发展空间，尽可能让每位同学的天赋都得到绽放，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总体上，中国大学重视科研，忽视教学。然而，假如教学搞不好，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科研又怎么可能搞好呢？不过我相信，随着民办大学的发展，这一状况会得到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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