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猎人的风采
猎人的风采
周其仁是北京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身兼两职，飞来飞去，也是浙江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他的出身与我的大有雷同之处，而大家对经济研究的兴趣更为相近。
1966年在上海初中毕业，跟着遇到文化大革命，没有读高中（我也没有），68年下乡劳动10年，其中7年半在中俄边境打猎（我钓鱼7年半，雷同也）。
打猎也是农业，但比种植或饲养远为刺激精彩。其仁打猎，每天在荒山野岭奔走50公里（我是坐着下钓的），有期望，锻炼了耐性，磨励了好奇心。
在寂静的大山里，周其仁一边从事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读着从“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后面被《资本论》作者发现的理论，以及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那是多么远离眼前生活状态的概念和图景。
1978年，28岁，周其仁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我进大学是23岁），82年本科毕业，之后用了7年时间参加农业研究与中央改革政策研究。
1989年到美国去，学了9个月英文，90年在芝加哥大学呆了1年，然后转到我洛杉矶加州大学，攻读博士，96年到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在洛杉矶攻读时，他曾任驾驶司机，这与1958年我在多伦多做过出租车司机类同。
周其仁今天教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而他的研究是以实地调查为主，兴趣与取向皆与我不谋而合。钓者负鱼，猎者负兽，难道其仁和我都为着欠了些什么而选走真实世界的路？
做中国经济的实地调查，其仁和我同步起于1982年。但我大部分时间身在香港，他身在庐山，调查研究是落手落脚的那一种。
我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他是近看小桥流水、花草竹石。我宏观，他微观。重要的是，我们的宏观与微观合并起来，没有不吻合之处。
20多年来中国开放改革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绝无仅有的宝贵经验。钓者与猎者遇上，当然见猎心喜。
是时也命也运也，我们掌握着的经济学知识，是有关产权与交易费用的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以笔为竿，一个以笔为剑，写下了不少将来的经济历史学者不会忽略的随笔小文章。
都是以真实世界的现象下笔的，只是一个不知小节，论大势，另一个小节知得多，分行业处理。
周其仁说：“我们能做什么事？生活天天在冒东西，无非做点甄别——哪些冒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性，再给它加点减点什么，它可能就起来了。在调查研究当中，做选择、梳理，使得杂乱无章的现象变得比较有条理，让信息传输的成本降低。”
所以，周其仁的书不是茶余饭后，或电视广告时间，你要翻阅的书。要不然不读，要读就坐下来细读。记着，要把电视机关上了。
不是娱乐读物，有些地方有趣，有些地方沉闷。但只要你能细读，从头到尾读一遍，你会对中国各行各业的情况知得很多，很深入。
不是在报章或一般刊物可以学得的。作者亲历其境，实地调查，有分析与观察力，然后忠实地以他的见解报道出来。
中国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授是个猎人，文笔流畅，潇洒豪爽，不滞于物，大有猎人的风采。
周其仁说：“我们写文章、做调查、做呼吁、进行学术辩论有用。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点：我们只是起辅助的功能，敲敲边鼓的。”
亲身见证过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星火燎原之势，让周其仁坚信一条规律：“中国的事情很厉害，如果这个事是符合方向的、是底下有根基的，你上层只要开个口子，从NO说成一个有条件的YES，底下就不断地拱出来，欲罢不能。这个力量远远超出学者的力量。”
中国经济的发展，既有政策性的变革，也不乏周其仁这样经济学家的努力。
他说，学者和上层“就像两种化学元素相遇，我们的力量加上这个力量，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周其仁老师对改革本质深入骨髓的洞察，源自他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深度参与改革，研究改革的实践智慧。其洞察不仅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所必须，于当下和未来，更是应回归的常识。
然而，从洞察改革的本质，到理解中国各个关键领域的改革逻辑与本质，仅有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周其仁作品集”，这个套装是目前周其仁最全作品集，涉及政体改革的逻辑、产权改革、城市化、土地改革等多个领域。
文贯中：能以生花妙笔，用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为案例，凭借学贯中西的博学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逻辑，将风尘仆仆、穿乡走村而来的深入观察，整理为生动的文字的经济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可说是凤毛麟角。周其仁便是其中之一。
周其仁他有很多真知灼见，既不盲从主流，也不迎合民意，在中国经济学人圈，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周老师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这套书是周老师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不仅回望了经济变得个的逻辑与进程，更能使得读者看懂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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