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知识分子的良心李沉简先生致敬
李沉简：国家“千人计划” 特聘专家, 历任北大副教务长, 北大元培学院常务副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和教学副院长。李沉简先后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及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习，于美国Purdue大学获得分子神经生物学科博士学位，自2003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2013年，他全职回母校北大从事科研和教育改革。
李沉简的教育成果得到了同行和学生的认可，获得了多项教学奖包括康奈尔医学院的“PiedPiper Master”, 2015 北大生科“学生最喜爱的教师”，2016 全球生物科学家协会的杰出教师奖等。他力倡文理兼优、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并重、课业与实践结合的综合发展之路。
2018年3月22日，李沉简发表《挺直脊梁 拒做犬儒—戊戌又甲子，北大一二0纪念》一文后，辞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同时，北大通识院长鄂维南、副院长张旭东一并辞职。
李沉简在《挺直脊梁 拒做犬儒—戊*戌又甲子，北大一二0纪念》中，回顾了北大光辉历史，特别是蔡元培校长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火炬，以及在不同时期的传承。同时，他回忆了元培校长的作为，以及几次为了公义而辞职的英勇行为，沉痛的指出了当前社会犬儒和可耻盛行，分析了其主要原因：社会几千年来对敢言者的持续绞*杀。
他指出，在漫长的历史中总有火*种还在顽强地燃烧。呼吁“我们即使做不到振臂一呼，以笔为旗与懦弱卑微不妥协的起码尊严和思想独*立”。
在文章发出之后，自媒体刷屏无数。但马上被删除。
在这个互联网、自媒体世界，我们却仍然处于万*马齐*喑的时代。李先生的文章及其行动展示了一个知识人的风骨。或许这只是第一根火*柴。
凡伟大的进展都源于承认无知，源于思想的自由。为了向李先生致敬，谨把李先生多年前翻译的《理查德·费曼：科学的价值》一文奉献给所有人。是为记。
理查德·费曼：科学的价值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认为科学会有利于每个人。科学显然很有用，也是很有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参与了原子弹的制造工作。科学的发展导致了原子弹的产生，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极其严肃意味的事件：它代表着对人类的毁灭。
战后，我对原子弹忧心忡忡，既不知未来会怎样，也更不敢肯定人类一定会延存。自然地，一个问题会这样被提出：科学是不是包含着邪恶的成分？
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来问：当我们看到科学也可以带来灾难时，那么我如此热爱，并且毕生孜孜为之的科学事业的价值究竟何在？这是我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篇“科学的价值”，你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在探索这个问题时的所思所悟。
时常，人们对我提出科学家应该多多关心社会问题，特别是要考虑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人们似乎相当普遍地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加以关注，而不是成天钻在枝尾末节的科学研究之中，那么巨大的成功就会自然到来。
我以为，我们科学家是很关注这些社会问题的，只不过我们不是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全职而已。其原因是对于这些比科学研究复杂千百倍的社会问题，我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绝无灵丹妙药。
我认为当科学家思考非科学问题时，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无知；当他要对非科学问题发表见解时，他和所有的门外汉一样幼稚。今天我的讲演“科学的价值”所针对的并不是一个科学课题，而是价值评判；这样看来，我下面将要讲的大概也是粗浅不堪的了。
科学的价值的第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科学知识使人们能制造许多产品、做许多事业。当然，当人们运用科学做了善事的时候，功劳不仅归于科学本身，而且也归于指导着我们的道德选择。科学知识给予人们能力去行善，也可以作恶，它本身可并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这种能力显然是有价值的，尽管好坏决定于如何使用它。
在一次去夏威夷的路途中，我学会了一种方法来表达上述问题——一个佛祠的主持向游客们谈及佛学，最后他说他的临别赠言将使游客们永不忘却（我是真的从未忘却）。这赠言是佛经中的一句箴语：“每个人都掌握着一把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也同样能打开地狱之门。”
如此说来，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一扇门是通向天堂还是地狱，那么手中的钥匙可是个危险的玩艺儿。
可是这钥匙又确实有它的价值——没有它，我们无法开启天堂之门；没有它，我们即使明辨了天堂与地狱，也还是束手无策。这样推论下来，尽管科学知识可能被误用以导致灾难，它的这种产生巨大影响的能力本身是一种价值。
科学的另一个价值是提供智慧与思辨的享爱。这种享受在一些人可以从阅读、学习、思考中得到，而在另一些人则要从真正的深入研究中方能满足。这种智慧思辨享受的重要性往往被人们忽视，特别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教导我们科学家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先生们。
我当然不是说个人在智慧思辨中的享受是科学的全部价值所在。不过，如果我们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正是为了让各种人能享受他想做的事，那么科学家们思辨求知的享受也就和其他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了。
另外一个不容低估的科学的价值是它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概念。由于科学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想象无穷奇妙的东西，比诗人和梦想者的想象丰富离奇千万倍。自然的想象和多姿比人类要高明得多。比如吧，诗人想象巨大的海龟驮着大象到海里旅行；而科学给了我们一幅图画——天宇中一个巨大的球在旋转；在它的表面，人们被神奇的引力吸住，并附着它在旋转。
我常常想这些奇妙的东西，这些从前人们根本不可想象，而如今科学知识使我们可以想象的东西。
曾经，我站在海边的沙滩上，陷入了这样的深思：
潮起潮落
无法计数的分子
各自孤独地运行
相距遥远却又息息相关
泛起和谐的白浪
旷代久远
在尚无生物的上古
眼睛还未出现
年复一年
惊涛拍岸如今
为了谁，为了什么？
在一个死寂的星球
没有为之欣悦的生命
永无休止
骄阳弥散着能量
射向无垠的宇宙
掀动着大海的波浪
大洋深处
分子重复不变
忽然，萌生新的组合
它们会复制自身
由此演出了全新的一幕
愈变愈大
愈变愈复杂
生物，DNA，蛋白质
它们的舞蹈愈加神奇
跃出海洋
走向陆地
站立着
具有认知力的原子
具有好奇心的物质
凭海向洋
一个好奇者在好奇
我——
一个原子的宇宙
一个宇宙中的原子
这样的激动、惊叹和神秘，在我们研究问题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知识的进步总是带来更深、更美妙的神秘，吸引着我们去更深一层地探索。有时探索的结果令人失望，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兴致勃勃而自信地深钻下去，发现无法想象的奇妙和随之而来的更深更美妙的神秘。这难道不是最激动人心的探索么！
诚然，没有过科学研究经历的人大概不会有这种近似宗教的感受。诗人不会写它，艺术家也无法描述这种奇妙的感受。我很是不解——难道他们都不为我们所发现的宇宙所激动吗？歌唱家现在还不会歌唱科学带来的神奇美妙，科学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在讲课中接受的，而不是在诗与歌之中。这说明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科学的时代。
这种沉默无歌的原因之一，大概是人们必须懂得如何读这种音乐的乐谱才能歌唱。比如，一篇科学论文说，“鼠的脑中放射标记的磷在两周中减了一半。”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鼠脑中（你、我的脑子也没什么差别）的磷有一半已经不是两周前的原子了，它们已被替换了。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是载有意识的分子呢？子虚乌有么？这些全新的分子能承载一年前在我脑中的记忆，可当时发生记忆的分子却早已被置换了！这个发现就像是说我这个体仅仅是一个舞蹈的编排。分子们进入我的大脑，跳了一场舞就离开了；新的分子又进来，还是跳和昨天一模一样的舞蹈——它们能记住！
有时我们会从报纸上念到这样的话：“科学家认为这项发现对于治疗肿瘤是十分重要的……”。看，这报道只注重那项发现有什么可利用之处，而完全丢开了它本身的意义。而实际上它是多么奇妙啊！偶尔，小孩子反倒会意识到那些意义；此时，一个科学家的苗子出现了。如果当他们上大学时我们才教他们这些，那就太晚了。我们必须从孩童教起。
现在，我来谈谈科学的第三个价值——它稍稍有些间接，不过并不牵强。科学家们成天经历的就是无知、疑惑、不确定，这种经历是及其重要的。当科学家不知道答案时，他是无知的；当他心中大概有了猜测时，他是不确定的；即便他满有把握时，他也会永远留下质疑的余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留下质疑的余地，这两者对于任何发展都必不可少。科学知识本身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可信度的集合体：有的根本不确定，有的比较确定，但没有什么是完全确定的。
科学家们对上述情形习以为常，他们自然地由于不确定而质疑，而且承认自己无知。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在历史上科学与专制权威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才渐渐赢得了我们质疑的自由。那是一场多么艰辛、旷日持久的战斗啊！它终于使我们可以提问、可以质疑、可以不确定。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历史，以致丢失千辛万苦争来的自由。这，是我们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
人类的潜能之大、成就之小，令人想起来未免神伤，总觉得人类可以更好。先人在恶魇中梦想未来；我们（正是他们的未来）则看到他们的梦想有些已经成真，大多却仍然是梦想，一如往日。
有人说教育的不普及是人类不能前行的原因。可是难道教育普及了，所有的人就都能成为伏尔泰吗？坏的和好的是同样可以被传授的；教育同样拥有趋善或趋恶的巨大能力。
另一个梦想是国与国之间的充分交流一定会增加互相理解。可是交流的工具是可以被操纵的。如此说来所交流的既可以是真实，也可以是谎言。交流也具有趋善和趋恶双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