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洁琳、施懿宸:可持续发展新挑战——从“漂绿”到“绿色沉默”,公众舆论对ESG信息披露的影响

转载于：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一、站在十字路口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
（一）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提出
2024年，是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提出ESG的20周年，2004年，正是他为企业界应对全球化发展挑战提出了“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大支柱性框架。
“合规”是企业运营的底线要求，但可持续/ESG实践则是以“道德”为底色企业价值观的体现。为市场化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的“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企业（或主动/或被动）凭借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方式彰显自身在环境/社会/治理方面的行动举措。
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为沿用2024年财政部和三大交易所发布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上市公司可持发展报告指引》称谓，在具体披露内容上考虑可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理解同义。企业ESG信息披露作为传统财务报表的有效补充，可更为全面的展现企业的管理效率、战略规划与决策、利益相关方诉求与响应等综合表现，为监管、投资者和公众识别具有长期发展潜力、有社会和经济责任担当的高质量企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自上而下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有益于指导传统粗放经济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企业主体转型，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强化企业主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大时代意识。
（二）站在十字路口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
1. 直面“转型风险”：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重要性
在当前国际和中国多部委和市场监管的ESG信息披露强制要求下，也实证了摆在企业面前的可持续发展“转型风险”正在发生。ESG信息披露将只是可持续发展阶段进程中的开端，在诸如碳排放数据等细项披露指标中将划出更为严苛的管理和披露要求，短期内或被认作抬高企业在本国和出海业务的制造门槛，长期效果则为全球可持续经济结构转型下的市场机制筛选。
在此情景下，除已较早主动跟进国际可持续发展需求下披露可持续/ESG信息的企业，国内更多企业则以蹒跚学步之态开展内部管理和运营行动中的ESG梳理。依据中财大绿金院截至2024年5月统计数据，在交易所可持续披露指引出台前，A股上市公司ESG报告/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比率呈逐年显著提高趋势，整体披露比率已经将近40%。其中，上交所的披露比率（超过50%）高于深交所（约为33%），北交所由于成立时间不久，目前披露可持续信息的公司数量较少。

图1. 中国上市公司ESG报告披露连年披露情况（截至2024年5月）

数据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2.企业信息披露实践经验总结和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ESG实践本嵌入于每个正常运营的企业之中，虽有执行程度的深浅之分，但并不是在传统管理体系之外“全新”额外的存在。企业短期内在缺少ESG深度理解和专业人才支持的情况下，难以支撑其ESG指标映射经营管理内容的敏感度，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ESG披露挑战更多集中于：如何有效识别企业已有的ESG行动，梳理ESG管治架构，各部门分工汇总ESG资料，ESG定量数据核算与校验，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ESG管理方式，设定清晰的ESG目标和评定方法，并客观真实的将ESG行动反映在年度信息披露报告中。
因此，在面临强制性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要求，加之当前可持续发展流量风口，部分企业虽尚未完全理解ESG和厘清转型路径时，易容易出现敷衍性“交作业”式工作，但在可持续议题流量导向下错配市场宣传的行为。
值此，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虽在强制性要求下，相关配套的生态体系已渐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阶段，但之于企业ESG实践、披露质量、评级体系、媒体宣传与公共监督等方面也行至交互筛选的挑战之中。二、流量时代下的信息披露：从“漂绿”到“绿色沉默”
（一）定义和分类
识别“漂绿”是防治“漂绿”的发生和减少“绿色沉默”的基础。
“漂绿”是企业用来标榜自己比真实情况更可持续的一种行为，通过误导公众分散和延迟，以一种资源错配的方式导致逆减排响应的发生，影响真正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根据中财大绿金院支持汉化的英国特许证券与投资协会（CISI）国际ESG证书项目教材，可对漂绿分为以下几类：

营造环保意象	使用树叶、动物和绿色包装等图片都是绿色漂绿的形式，但不一定有配套环保行动举措。
误导性标签	某些产品被标记为“认证”或“100%有机”，但没有任何支持信息来证明这一说法。
隐性的偏差	公司可能表现得环保和可持续，但可能在其他方面出现了利益权衡——例如，公司可能使用“天然”或回收材料，但商品可能是通过剥削员工（如童工）的方式制造的。
无关的声明	在商品标签上写着不含某些化学物质以示商品的道德性，二实际上这些化学物质本就是法律禁止使用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	，公司对外声称某种可持续行为是真实存在的，但另一面则是引入了更大的健康或环境风险（例如，有机香烟）。

以可持续发展进程较为领先的欧洲，已着手反“漂绿”立法进程。《关于明确环境声明的证实和沟通的指令提案（绿色声明指令）》中公司需用证据支持关于其产品环保的声明，以消除从服装到化妆品等产品的误导性绿色标签，否则将对毫无根据声明的公司实施“劝阻性”制裁。《绿色转型指令》明确为绿色转型而赋能消费者，严管欧盟销售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保护消费者免受误导性营销影响；其中，通过购买碳抵消来宣称实现碳中和的产品，也将被列入“漂绿”范畴。如沃尔玛因无法提供与承诺相符的绿色供应链产品出现“绿色断链”式漂绿；欧洲消费者组织（BEUC）针对可口可乐、达能和雀巢因包装上“100%可回收塑料”对消费者存误导性被指控“漂绿”。
“绿色沉默”是漂绿的对立面，指企业因担心受到反对或批评而避免或淡化讨论其环境影响或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对外或保守披露企业向绿色转型具体行动的现象。绿色沉默的企业可能是绿色企和传统棕色企业，但沉默的后果与“漂绿”有过之无不及，均将阻碍市场向可持续发展进程。导致绿色沉默的原因可能包括：

声誉风险	“漂绿”定义模糊。针对部分企业层出不穷的漂绿现象，监管机构对“漂绿”的定义却尚未完全明确界限。
法律风险	洗碗效应，秉承“不做不错”的方式，导致企业倾向于在法律边界内更为保守的披露。
技术风险	市场上方法学、专业人才、数字技术等缺乏均是企业在可持续从实践到信息披露中的痛难点，企业易面临披露舆论风波或难以说明和自证的挑战。
*部分因政治因素而限制企业信息披露的情况，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在South Pole近期发布的《2023/2024年度净零报告》中明确展示“绿色沉默”或成为比“漂绿”更严峻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依据1400名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管调研结果可观察到，具有气候意识公司在数量上显著增加，战略沟通和参考科学目标倡议（SBTi）明确自身的净零目标和时间线已成为标准做法，但其中58%的企业减少了气候变化目标的对外沟通，18%的企业不准备披露其净零目标。
定量数据披露作为提高ESG信息披露实质性的重点，却在成为压制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上沉默的压力，并导致企业气候目标和成就在未来或更加难以审查、限制经验分享，尚未开展可持续行动的企业在制定目标时也不再抱有雄心，使市场化机制应对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诉求愈加压抑、滞后。

图2. 绿色沉默成可持续信息披露新常态

数据来源：South Pole, 2023/2024 net zero report

（二）媒介理论对企业信息披露影响讨论
依据媒介理论家、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描述，“媒介即讯息”，媒介拥有改变世界的真正力量，媒介技术是媒介传递重要的讯息。在当前短平快的社交媒介变迁下，其语法、尺度和环境均让内容变得更为精简/简短，简单化、情绪化、极端化的标题和断句成为比内容的真实性和实质性更重要的标准。数字技术作为媒介形式则重新定义了传播的评判标准，以阅读量等流量至上的模式衡量新闻内容的价值。媒介变迁已成为法律风险之外，影响企业对待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态度最主要的社会（市场）力量，也终将影响ESG信息披露所预期的市场实证效果，阻碍企业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
从社交网络平台在传播可持续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正向力量讨论无需多述，依据Yunpeng Sun等《社交网络平台与气候变化：来自TikTok的证据》对政府、科学家、生产者（企业和行业）及网红意见领袖效果分析，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公民与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互动的必要渠道，年轻一代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获取气候变化信息，更易理解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并促进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积极参与和讨论。同时，在企业真正发生ESG问题时，大众媒体也是较好的发声平台，让有关监管部门能够更好的听取民声并介入管理。
相较而言，社交网络等媒介对可持续积极行动的负面影响因沉默而易被忽视。以企业信息披露为基本要求的气候变化行动，此种媒介传播的形式下面临了最为显著的注意力经济周期错配挑战，需谨慎对待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监督的市场化功能。在ESG现处市场流量热词但理解实则有待提升的当下，公众会遵从企业ESG信息的主动曝光和被动的负面信息进行直觉性判断，互联网有痕迹但缺乏记忆，讯息背后的长线追踪和真实情况验证有限，短期炒作ESG热点获利的“漂绿”企业与处于ESG转型长线可持续发展企业则由此出现了注意力经济下的新型资源错配。当前的市场激励举措，一方面不否认以金融为手段很好的实现了其资源倾斜、激励的功能性，催生出了一大批向绿色/可持续发展转型的企业；但另一方面是来源于注意力经济“漂绿”的发生，及在媒介讯息过热后真正可持续发展企业逐渐走向“绿色沉默”的情况。
（三）将企业信息披露推向沉默的媒介压力
同“漂绿”类似，媒介的变迁导致当前社交媒体为了追求点击率也常借用企业流量，利用误导性解读企业ESG行为、偏差性同比等谣言、传言、误导性信息和假新闻的方式传递企业负面情绪，将企业推向沉默的“不做不错”。
1. 非真实性描述标题党
“某集团的碳中和，代价不到两百万...”“某集团的碳中和在漂绿？”为带有观点的情绪标题，非企业在减碳行动上全面事实陈述。该集团作为国内积极响应双碳目标和ESG实践的先行者，不否认在公众和市场监督下虽有不断进步的空间，但其在方法学、数字技术、ESG实践创新等多方面举措属于活跃可持续发展市场的鼓励行为，可在争议中经受市场讨论和观察。但在流量考核驱使下、泛媒体化缺乏传统新闻的求证求真的职业道德约束下，无论是一些官方新闻媒体，又或者自媒体角色或多或少曾有过夸大或带用截然相反的标题设计角逐过大众的注意力。加之大众在短平快社交网络的影响下养成浅层直觉性的标题阅读习惯，具有夸大和情绪观点的标题或将引起反向效应。一方面是如该集团这种“大厂”在ESG信息披露方面在经受大众监督和质疑时，尚有专业和技术能力予以补充说明，然处于转型初期的其他公司在披露碳排放数据和其他ESG实践时会因此变得更为保守；另一方面，假消息的零成本换流量以及负面情绪更具传播效应，此类高频且反向观点标题描述方式，易在习惯标题阅读理解的公众中留下企业双碳目标的响应和可持续发展是形象工程的错误但负面的印象。
2. 误导性解读企业ESG行为
某国际咖啡连锁品牌早期通过“第三空间”的概念，重新定义咖啡馆，为不同人群提供场景多样的放松、交流场所。2024年5月，“不消费入座将劝离”成为讨论热点，伙伴、消费者、社区固然都是企业ESG实践的重点内容，但该公司在提出消费入座保证高峰期更好的消费者体验时，却在社交平台上引发许多人舆论风向，遍布“不消费就要被赶走”“掉钱眼里了”等充满流量话题的情绪观点。此事件初衷本是在保护企业利益相关方（消费者、股东、伙伴）权益，但在舆论偷换主体权益概念下仍对其社会层面的名誉造成了损害。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社交媒体话语权过大，市场上舆情的真实性堪忧和自动化语言情感分析将直接影响使用企业ESG信息披露报告的评级和金融机构，长期打着ESG旗号的权益侵害或将导致企业的保守性沉默、影响ESG发展生态。
3.不完全公平的偏差对比
在ESG和信息披露作为热点如火如荼的当下，社交媒体上也不乏针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点评。网络常见针对处于ESG转型过程企业同比国内外行业头部企业ESG实践的正负面对比和点评，但缺乏对横纵向环比的偏差性关注，易受限于企业规模、成熟阶段、ESG转型阶段等多方面的不公平观察。可持续发展转型在管理、技术和人才培养上均非一蹴而就，将企业ESG信息披露报告与行业顶尖对比虽可看出距离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更需看见ESG成长期企业同比自身连年的变动剧烈程度，过度强调行业差距也将打击企业在ESG实践领域的参与意愿和主动性。三、让绿色不再沉默的建议
流量至上的注意力争夺“激励”了部分企业的漂绿行为，更一体两面的让另一部分企业走向绿色沉默。企业从“漂绿”走向“绿色沉默”虽具有所处发展阶段的现象分割，但相比于欧洲已发展至通过立法打击漂绿造成的压力，中国在数字媒体技术上的反超，尤其是超前于公众社会责任意识的发展，或将成为我国企业在面临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要求下如何平衡漂绿的注意力争夺诱惑与陷入绿色沉默的新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已有媒体评价绿色沉默为新漂绿形式。
一是推动全面社会ESG价值观建设。公众和媒体同样作为企业信息披露的利益相关方，加强ESG理解和认知可从底层逻辑上提升ESG非形象工程的印象，明晰企业ESG信息披露是经济可持续转型上重要且长线的一环，打破注意力经济错配的流量评价方式，提升公众对ESG资讯、对企业ESG行为的辨识能力，更可倒逼企业更为严肃对待ESG从实践到信息披露的公众诉求，让未来将绿色选择真正赋权于消费者/投资者成为可能。
二是加强企业ESG漂绿和舆论监管。从个人到企业到监管机构，均需保持审慎的理解媒介之于人、之于企业互为影响的力量，有所区隔的用好冷/热媒介，管理并破除算法的信息茧房效应，祛媚ESG首发、榜单等短期曝光效应，以ESG源起的道德理念为导向推动良好的网络和媒体生态建设，让具有舆论力量的大众媒体的公共监督落到实处。
三是数字技术应用时回避黑箱理论。数字技术加速ESG数据收集和非结构化要素分析是必然趋势，然而媒介的多样性带来的社交平台上语言情绪的复杂化，错配的技术应用同样可能让企业ESG评价陷入难以溯源的黑箱理论。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机构在利用AI、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更为广泛的企业ESG实践数据汇集时，需进一步深化语料分析、验真和证伪的方法论应用，过滤流量支配下的情绪观点，保证ESG舆情在ESG评级和风险分析等衍生性应用上真正起到补充支持作用。
四是完善官方ESG信息披露方法学，并逐步要求企业开源ESG定性/定量信息披露方法学。一方面通过企业高透明度的过程实证，规避模糊性/形式化披露带来的“漂绿”舆论风险；另一方面，开源的方法学也可成为同行业企业经验共享、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推动统一、高公认度的ESG信息披露生态建设。
五是明确产业链延伸下“漂绿”行为的边界。在完善绿色、“漂绿”、反“漂绿”的定义基础下，进一步明确产业链所处转型阶段的限制和漂绿权责分割也是分别企业漂绿行为、防治出现绿色沉默的重点课题。依据South pole的企业调研，部分公司的绿色沉默内部压力来源于绿色供应链的有限性。由此，一方面企业可在信息披露时进一步分析供应链环节风险和机遇，明晰单一企业的行动方案以及供应链环节存在的挑战、外界环境的助力；另一方面公众舆论可细化产业链环节问题，有针对性发挥资源对接和监督作用。

参考文献 

[1]Sun, Y., Jia, R., Razzaq, A. and Bao, Q. (2024). Social network platforms and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ikTok.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online] 200, p.123197. doi: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3.123197.

[2] South Pole. (n.d.). South Pole’s 2023/2024 net zero report |Download now.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southpole.com/publications/destination-net-zero-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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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邓洁琳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研究员

施懿宸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中财绿指（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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