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庠先生：繼承光大偉大的中華漢字經典文化

繼承光大偉大的中華

漢字經典文化

周祖庠

第一論  漢字是一種高級階段的文字

一九一八年，“五四”運動前夕，錢玄同先生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中曾說：

“則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中國文字，衍形不衍聲，以致辨認書寫，極不容易，音讀極難正確。”“固有的漢字，固有的名詞，實在不足以發揮新時代之學理事物。”“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說幾句話：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爲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爲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吋代。”“我再大膽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爲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爲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爲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錢氏此後，一方面作爲“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而飲譽海內，一方面又以傳統“國學”大師特別是“小學”大師的盛名而被人們所稱頌：這尖銳矛盾著的兩種聲譽，同時在一個人身上存在，本身就是咄咄怪事。然而這樣的典型在近、現代，卻是屢見不鮮的，這說明了其中存在的問題。

由彼至今，將近百年過去了，飽受折騰的漢字不但沒有被廢除，反而被證明是世界上輸入電腦最快的文字，贏得了現代信息科學的考驗，在現代化進程中繼續發揮著自己的巨大作用；而以儒學和道學爲代表的中華本位典籍文化，也經歷了空前絕後的磨難，在如今的商品大潮中卻折射出熹微曙光，引起有識之士的注視，在悄然中逐漸復甦。

在這世紀之交、時代更替之際，對漢字以再審視，對以漢字爲載體的中華傳統典籍文化以再審視，無疑對中華民族自身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對於更好地發揮中華民族在世界現代文明建設中的作用，也是具有巨大意義的。

縱觀世界上一切國家和民族文字發展的歷史，不錯，最初都是象形、表義文字。即開始是用簡單的圖畫表示一定的意義，當這種圖畫一旦與語音結合後，便成爲了文字。這些文字都可以從它們的書寫形體上直接看出它所表示的意義，如中國的甲骨文、埃及聖書字以及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爾美文字等都有這類的形體，一看便知道它們指的是太陽、山、水、雨、眼睛等事物；但它們在語言中唸作什麼音，卻是無法從形體上直接獲得的。

以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民族的文字都走上了表音的道路，即用簡單有限的字母或字母組合表示語音的音素或音節：只要通過簡單的字母訓練後，人們便可以直接從字形上讀出它的聲音，如英文、俄文、文、法文、日文等；唯有中的漢族及其它極個別民族如中國的納西族以及北美的印第安部落等依然在使用幾千年來的象形文字(雖然其間漢字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象形文字變爲方塊式的象徵性符號)。

西方現代語言學家對西方的文字史進行探索研究後曾作出過這樣的結論：象形（圖畫）文字、表義文字分是文字的原始初級段、中級階段，表音文字是先進的高級階段。

我們認爲：這種結論是符合西方文字發展歷史的。

至於漢字，西方語言學家一方面承認對它沒有深入瞭解，但一方面又判定它是一種表義文字。如著名瑞士現代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DeSavssvre)提到表義文字時就說過：

“這種體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漢字。”

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國內有不少文章介紹：西方視漢語爲無形態變化之孤立語——一種落後的語言；視漢字爲象形表義文字——一種原始落後的文字；視中華文化爲封建的不變的文化——一種落後文化；視中華民族爲“東亞病夫”——一種落後民族云云。

如英國Anson《Anson‘sVoyageRoundtheWorld》就說：

“說到中國字，他們的固執和荒謬更令人驚訝，經過這麼長的歷史，在眾多國家中，只有中國仍用那粗糙的符號，他們必須精通一大堆超過人類記憶所能負荷的字，書寫起來也需要奇異的功力，沒有人能完全精通它。”

L．lecomte亦云：

“這些繁多的字，是中國人無知的來源。”

他們都不是語言學家，其中不乏帶著有色眼鏡者、淺薄者的胡謅。

語言學家、學者也有明確地指出過漢字是象形表義文字——一種落後文字的。如：

美國學者肯尼士•卡茲納《世界的語言》就云：

“漢語用數千個不同的文字，即表意字書寫，這些文字與詞的讀音沒有關係。”

（蘇聯）B•A•伊斯特林《文字的產生和發展》也曰：

“所謂表意文字……在歷史上是圖畫文字之後的一種文字類型，如古漢字和古蘇爾美文字。”

日本學者田中春美等爲世界文字分類時就把甲骨文、金文、篆書劃爲：“中國象形文字”（《語言學漫步》）。

但對這一觀點作出具體論述者則很少，也許他們覺得這個問題太簡單，一看就明白，不須論證。

倒是我們自己有大量的文章追隨西方論述漢字的落後，如一九零八年，巴黎留學生著《新世紀》，就主張中國當廢漢文而用世界語：

“其所執守，以象形字爲未開化人所用，合併字爲既開化人所用。且謂漢文紛雜，非有準則，不能視形而知其字，故當以萬國新語代之。”

由此還引出章太炎先生等與之的一場大辯論。

吳玉章《新文字與新文化運動》也說：

“中國的文字注重在形體，表示一個物體的詞，就是這個物體的圖形。比方，馬、日、月等，就像馬兒、太陽、月亮的樣子……這種就叫做象形文字的系統。”

本文前所引述的錢玄同的文章也是這樣，這樣的例子多得不可勝舉。

因此，國內許多有識之士出於強國智民的美好願望，認爲漢字難認難寫、數量巨大而嚴重影響國民接受科學文化教育，而主張對漢字進行改革；其中以拼音文字代替漢字的呼聲爲最高。趙元任、黎錦熙、吳玉章等先生都是這一主張的積極倡導者，當然也包括錢玄同先生。

魯迅先生的《人生識字糊塗始》、《門外文談》便是這方面膾炙人口的代表作。

新的中央政府建立後，主席毛澤東一九五零年曾說：

“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

一九五四年一月，中央文字改革委員會成立。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文字改革工作問題的指示》：

“漢字必須改革，漢字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工作。”

至此，關於漢字的改革及其方向問題似乎已經成了定局。

現在我們回過頭去看這一段歷史：應該說，語言文字(改革)工作早期的三大任務——簡化漢字、製定漢語拼音方案、推廣普通話所取得的成績是主要的，是巨大的；但也存在挪簧俳逃枴前輩們提倡改革漢字的良苦用心是無可非議的，他們在漢字改革上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和活動也應該歷史地看待，筆者在此不想作這方面的討論，因爲本文主要是針對漢字的性質問題進行探討。

漢語拼音是爲了推廣普通話、正音識字用的，它是一種注音符號，不是一種文字，更不是所謂未來漢字拼音文字的雛形。但實際上，在《漢語拼音方案》教學中，在作業、考試中，甚至在《漢語拼音小報》、《中國少年報》等報刊中，往往有拼音字母獨自單列成詞、成句、成文，要求學生去翻譯、讀者去閱讀的情況，這實際上是把漢語拼音字母當成一種文字對待了。現在，這種現象還屢見不鮮。這無形中給人們造成了一種印象：漢語拼音字母就是未來表音文字的雛形。這種作法，完全違背了製定漢語拼音時的精神：漢語拼音字母是注音字母，只能用來注音，也就是說只有在漢字出現的情況下它才能出現，並且只能注在漢字的下邊或後面。

漢字簡化方案的第一、二表，總的來說是成功的，但也存在著一部分文字不按照語言文字規律簡化反而增加了社會用字負擔的現象，主要是指假借法的簡化字。至於在文革中公佈的第三表、第四表簡化字，則因突出地反映出這方面的問題而早已被廢除。

漢字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文字？如何進行改革？這本來是個學術問題，本來應該是允許不同意見的專家群眾充分發表意見、進行討論的。但在已經過去了的那個時代，它實際上被當成了政治立場問題：不同觀點不能發表，發表了就會遭到批判，甚至會被戴上政治帽子。表面上是形成了所謂“上上下下一致的共識”，實際上是窒息了學術的百家爭鳴。這種作法造成的嚴重後果是：

人們普遍認爲：漢字是一種落後的文字，很快就會被未來先進的表音文字所代替；而以漢字記錄下來的傳統典籍文化，是一種封建文化，它將隨著漢字的改革而最後歸於滅亡，就如本文開頭所引錢玄同的話那樣。因此，在國民中，特別是在知識分子中造成了一種漢字典籍文化臨時心理、民族文化自卑心理、個人“原罪”負罪心理。到了“文化大革命”，江青的“從《國際歌》到樣版戲，中間沒有真正的革命文藝”的說法更是把一切文化都打成了“四舊”，大加鞭韃——讀書識字成了罪過，“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

現在有人曾提出過這個問題：當代知識份子爲什麼完全喪失了傳統知識份子的骨氣——士可殺而不可辱？我們認爲，以上就是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因爲他們都負有這樣的“原罪”感。

您想想，中國所謂“知識分子”者，無非就是認識相當數量漢字者也。由傳統漢字文化培養起來的這些知識份子，一旦知道自己視爲特長視爲精神支柱的漢字和漢字典籍文化都成了落後、反動的東西時，他們還能有什麼底氣、骨力來支撐自己挺起腰桿？他們惟有老老實實、唯唯諾諾，洗心革面，重新作人。

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文化大革命”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極“左”思潮如錢玄同消滅漢字消滅漢字典籍文化之類的主張推到極至之時，它也就迎來了對自己的撥亂反正之時。

“文革”一結束，八十年代初，美籍華人袁曉園女士即放棄了國外豐厚的物質條件，離別親人，隻身回國在北京創辦了“北京國際漢字研究會”以及《漢字文化》雜誌，衝破種種阻力，首先舉起了在漢字問題上撥亂反正的大旗。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現在，至少，漢字不是一種落後文字的觀點已經基本上形成了共識；以表音文字代替漢字的聲音漸漸稀去；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更名爲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並製定國家語言文字法明確指出：今後一段時期不再提改革和簡化漢字的口號，要讓漢字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以袁曉園、安子介先生爲代表的漢字非落後論的努力，終於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目前，對漢字問題的研究和討論還在不斷深入，這是百家爭鳴的可喜現象，雖然其中不乏少數人的干擾，但大勢已不可阻擋。作爲一個漢語言文字工作者，筆者當然有責任參加這一討論。

筆者認爲：

早在二千五百年前，漢字就走過了自己的表音文字中級階段，而進入了音義皆表的語素文字高級階段，又怎麼可能走回頭路，重新以表音文字(不管這種文字是字母符號文字或者是象形符號文字)來代替呢？更不能說：漢字是依然處於象形表義初級階段的落後文字了。

說漢字是象形表義文字似乎不錯的（且不論這種文字發展到中古時期已經不再象形而方塊符號化了），但你只能是就它的書寫形式來說；而這種象形文字並不是所謂初級階段的象形、表義文字，這是就它與語言的關係來說。

在書寫形式這個意義上說，現代西方文字只能稱之爲字母文字而不能叫表音文字，因爲二者的劃分標準必須合乎“同一律”。如果把西方文字稱爲表音文字，則是從它與語言的關係上這一語言學的角度上來說了；那麼，我們的漢字則應該稱作既表音又表義的音義文字。

漢字是一種音義皆表的最小書面單位，它不僅僅記錄了語言的意義，同時也記錄了語言的聲音。

西方文字，由於它記錄了語言的聲音，因此叫表音文字。但它不能直接反映出語言的意義。如英語book、money之類，如果沒有人告訴你，你是不可能知道它的意思的。

而漢字，一看形體就知道它所表示的意義和讀音，如“河”字，一看就知道它是指水，而且水的名字就叫“可”；“松”字，一看就明白到它是指樹，而樹的名字就叫“公”(至於今天“輕鬆”的“鬆”字簡化爲“松”字，則是一種同音假借現象了)。

這樣的字，從秦代（以小篆例）開始，就占漢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它一半表音(也兼表具體意義)，一半表義(類屬意義)，你怎麼能夠說它是象形表義初級階段的原始文字呢？同樣地，你也不能說它是表音文字，因爲它的形旁是表示意義類屬的。唯一正確的認定是：它是音義皆表的文字。

不錯，最初的漢字，如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都是象形、表義文字，但這僅僅是個短暫的時期。

十九世紀末年發現的甲骨文，已經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漢字系統了。就已經發現的四千多個甲骨文單字中考釋出或隸定了的一千多個字來看，假借字已占了百分之六十七以上，形聲字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假借字實質上就是表音文字，它表示一個詞的讀音，只能從讀音上、而不能從形體上去瞭解它的意義，它的意義只能通過語音間接地瞭解，就像西方表音文字一樣。如：

（）。

作可（）時則爲從口聲，疑爲呵、歌之初文，形聲字；假借爲宜、肯之可，或方國名，則爲兩表音字；

又作河（）字之聲旁，從水聲，形聲字。

注意：甲骨文荷槍實彈之荷初文，不從人可聲，而從人從戈，戈亦聲，爲會意兼形聲。河亦以荷之初文爲聲母（）。

這一類的例字在甲骨文中很多。

而其餘那些尚未破譯的甲骨文字，許多都是表示人名、地名、物名的名詞，大多也是表音字。

不同於西方文字的是，漢字的表音是用象形符號，西方文字的表音則是用字母符號；但不能因爲是用象形符號表音就說漢字是象形表義文字。所以，怎麼能說甲骨文這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系統不主要是一種表音文字而是一種象形表義文字呢？儘管西方是用字母表音，我們是用象形符號表音，但這絲毫不能掩蓋甲骨文表音機制的實質。更不能說字母符號表音就先進，象形符號表音就落後，它們各有自己的優、缺點。

甲骨文是盤庚西遷後的產物，時間是在歐元前十三世紀，但這並不意味著漢字就是在盤庚西遷後才發展成爲表音文字的了，而遠在這之前。

漢字表音文字階段以前，則是表形表義文字階段了。這個階段至遲在夏代中葉就已經發生了。這個階段是短暫的，嚴格來說，它只是一個文字萌芽、發展、尚未成熟的階段，因爲它不可能自己單獨成爲（或以它爲主地構成）一個完整的文字系統，來全面記錄語言。

我們知道，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只有文字發展到基本上能記錄語言、成爲語言的代用系統後，它才能夠使用而成爲書面語言系統；否則，它只能像電影中的小兵張嘎不會寫的字就用圖畫來表示一樣，成爲一種文字、圖畫夾雜的東西。而圖畫，它既不能表示確切的意義，更沒有與語言語音結合。

漢字象形、表義文字包括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這些字是不能單獨負擔起記錄語言的職能的。因爲語言中的很多辭彙，如表示抽像的概念、複雜的事物的辭彙，是表義文字難以表達的，因此才產生了表音文字、形音文字。現在發現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系統，如中國的甲骨文、埃及的聖書字、巴比侖的楔形文字，它們都不是完全由表義文字構成（或不主要是由表義文字構成）的，因此，表音文字一經誕生，它和形音文字合在一起就可能占文字的大多數，這是由文字本身的表達功能所決定的。所以漢字的表音文字階段，至遲還可以上推到殷商初期甚至夏代晚期。

到了歐元一百年左右的東漢，許慎所作《說文解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小篆中，形聲字已占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這說明漢字這時已進入了自己的更高級階段——音義皆表的音節—詞文字階段。當然，漢字進入這個階段的時間也不能以《說文解字》的撰寫時間爲標準，《說文》雖然是以小篆爲體，但說解的大多是先秦典籍文字，因此我們認爲這種變化早在春秋末期、戰國以前即歐元前六世紀左右就發生了。

這就是說，漢字由夏朝中葉的萌芽成長象形、表義的初級階段，經歷了殷商成熟的表音文字中級階段，到東周後已進入音義兼表的高級文字階段。其第一、第二個階段時間不過一千多年，即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漢字就已經進入了第三個階段；而西方文字至今仍處於漢字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就已經進入了的並且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已經走過來的表音文字階段！

筆者無意在這裏指責西方表音文字相對漢字來說仍處於中級階段，是一種落後的文字；而只是說明漢字並非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象形表義、初級階段的原始文字。

任何古老的文字能生存發展到今天都有它自己的優秀之處，而它的一些優點又是和它所記錄語言的特點密不可分的。以自己語言文字的特點作尺度去衡量其他的語言文字，就可能只看到皮毛而看不到實質，是不科學的；而那些人云亦云的作法，則是盲目的。

至於西方現行表音文字的局限性，西方語言學家早有論述，我想，由他們自己做出評價，比我們去論證，恐怕更具有說服力。鑒於讀者的不一定瞭解，在此僅論述一二：

只要掌握三千來個漢字，就可以閱讀現代所有報章雜誌和基本讀懂三千年前的古籍。

但是要讀通現代英文報刊，則非得認識五萬個單字不行，而這，美國的高中畢業生都很難做到；至於說要閱讀西方古籍，則根本不可能，那就要重新學習認字了。

現代漢字至少有四千年的歷史，而現代英文的壽命不過三百多年。

任何字母表音文字的壽命都不可能太長，因爲任何語言的語音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語音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字母表音文字跟語音的距離太大了，文字就要改革，就要重來。這是歐洲語言文字本身的歷史已經證明了的。

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既然漢字在甲骨文時期就走上了表音文字的道路，爲什麼以後未能堅持走象形文字表音的道路或走上字母文字表音的道路，與世界文字同流，卻走上了音義皆表的象形詞文字道路呢？

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了象形音義文字比字母表音文字的先進。說到這裏，筆者不得不再次讚歎中華民族祖先的高明！

甲骨文單純表音的道路未能堅持下去，根本原因當然在於這種文字不適合於古漢語。不適合古漢語的原因，我們認爲是：

古漢語是一種以單音節詞爲主的語言，它沒有當代印歐語系那樣繁瑣的形態，而是一種大形態或叫做簡形態語言。一方面，一個音節如果負擔起過多的意義即詞，必然會造成歧義；另一方面，象形表義符號與純表音符號混在一起，不易分別；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象形表音文字可兼表音、表義，能全面地記錄和表達語言的語音、意義，這就是漢字沒有停留在表音文字中級階段的原因。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表音文字難以適應地域遼闊的中華大地上漢語方言的差異；難以維持政治、文字統一的長期局面，這一點，我們將在後文闡述。

應該說，漢字發展到第三階段，作爲一種語言的記錄符號，它已超越了本身的職能。作爲一種書面文學語言，它與口語已經有了一定的距離，許多口語難以表明的辭彙，還得靠書面語表達才清楚了。就是說，漢語的文學語言，還得要佐以漢字形體——即目治才行，而不僅僅是一種耳治的符號系統。索諸爾所說：

“對漢人來說，表意字(實爲音義字——庠案)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文字就是第二語言。在談話中，如果有兩個口說的詞發音相同，他們有時就求助書寫的詞來說明他們的思想。但是這種代替因爲可能是絕對的，所以不致像在我們的文字裏那樣引起令人煩惱的後果。”

指的就是這個道理。

認爲漢字是以形表義的落後文字，提出“改革漢字，要以表音文字來代替”的論點，實質上就是要漢字回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時代去。而象形表音文字都無力擔負起的記錄漢語的重任，字母表音文字又怎能負擔得起呢？這一點，毋須詳細論證了，因爲漢字自己發展的歷史早已做出了雄辯的論證！

若違反漢語言文字本身發展的內在規律，強行改革漢字，帶來的必將是不堪設想的嚴重後果！近一百年的事實已經兆示了這一點。

記得八十年代初期，有人揚言：電腦信息時代的到來，將最後宣判漢字的死刑。然而餘音未了，漢字輸入電腦的巨大成功，使這些人目瞪口呆。

之所以有漢字必將滅亡的錯誤認識，在於論者不僅不瞭解漢字，也不瞭解西方文字。他們認爲表音文字的“字”就是字母：拉丁文、英文、德文二十六個，俄文三十三個；而漢字僅現代常用字就有三千多個，是一百多倍，懸殊如此之大，當然無法進入現代化了。

這種看法之所以錯誤，就在於他們所謂的文字——如英文的字母，在書寫上實際上只相當於漢字的筆劃。漢字“‘永’字八法”再加上其他變形筆劃也不過是十幾種，遠遠小於二十六種。而漢字的“字”，則相當於西語的“單詞”；西語詞根詞綴之類，只相似於漢字的偏旁部首(構造部件)。西語一個單詞一般都是由四、五個以上的字母組成，而我們的詞卻是古代一般由一個字、現代一般是由兩個字構成的。如果可以用這來比優劣的話，那麼誰優誰劣已經明明白白了。當然，在這裏我們也無意指明西方表音文字比音義皆表的漢字低劣，而只是說明漢字並不比西方表音文字落後。四千年古老的漢字經受住了現代信息化的考驗，今天依然在發揮它的巨大作用，這一事實就比一切理論都要來得生動有力得多，現代環宇所使用的文字之中，還有哪一種是使用了四千多年的古老文字呢？可悲的是：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國內有的語言文字學家還在教科書中、論著中大發：“漢字一直停留在表意文字階段。”“漢字是一種象形表意文字。”的濫調，貶損我偉大的漢字。

第二論  漢字記錄下來的中華典籍文化是最爲歷史悠久和最爲博大精深的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云：

“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爲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華有三十世紀前傳來之古書，世界莫能及。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今試一遊其墟，但有摩訶末遺裔鐵騎蹂躪之跡，與高加索強族金粉歌舞之場耳。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此後且將彙萬流而劑之，合一爐而冶之。於戲，美哉我國!於戲!偉大哉我國民!吾當草此論之始，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爲此偉大國民之一分子也。

深山大澤而龍蛇生焉。取精多、用物寵而魂魄強焉。此至美之國，至偉大之國民，其學術思想所磅鬱積，又豈彼崎嶇山谷中之獷族，生息彈丸上之島夷，所能夢見者!故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見此偉大國民不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吾欲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焰，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氣焰之何以湓湧，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戲!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

生此國，爲此民，享此學術思想之恩澤，則歌之舞之，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而至今未聞有從事于此者何也？凡天下事，必比較然後見其真，無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並不能知己之所長。前代無論矣，今世所稱好學深思之士有兩種：一則徒爲本國學術思想界所窘，而於他國者未嘗一涉其樊也；一則徒爲外國學術思想所眩，而於本國者不屑一厝其意也。夫我界既如此其博大而深賾也，他界複如此其燦爛而蓬勃也，非竭數十年之力，於彼乎，於此乎，一一擷其實，咀其華，融會而貫通焉，則雖欲歌舞之，烏從而歌舞之!區區小子，於四庫著錄，十未睹一，於他國文字，初問津焉爾，夫何敢搖筆弄舌，從事於先輩所不敢從事者!雖然，吾愛我國，吾愛我國民，吾不能自已。吾姑就吾所見及之一二，雜寫之以爲吾將來研究此學之息壤，流布之以爲吾同志研究此學者之篳路藍縷。天如假我數十年乎，我同胞其有連袂而起者乎？佇看近世史中我中華學術思想之位置何如矣。

且吾有一言，欲爲我青年同胞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夫二十年間之不發明，於我學術思想必非有損也。雖然，凡一國之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長之。今正當過渡時代蒼黃不接之餘，諸君如愛國也，欲喚起同胞之愛國心也，於此事必非可等閒視矣。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複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且諸君皆以輸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當因其性所近而利導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較之，則事半功倍焉。不然，外國之博士鴻儒亦多矣，顧不能有裨於我國民者何也？相知不習，而勢有所扡格也。若諸君而吐棄本國學問不屑從事也，則吾國雖多得百數十之達爾文、約翰彌勒、赫胥黎、斯賓塞，吾懼其於學界一無影響也。故吾草此論，非欲附益我國民妄自尊大之性，蓋區區微意。亦有不得已焉者爾。”

我巍巍大中華的青年朋友們，當你讀到梁啟超這段文字時，你難道不心潮澎湃，決心爲吾國學術文化貢獻一份力量嗎？梁氏的言論，實在是太富於愛我中華之激情了。

然而，一百年過去了，我們在這方面的情況究竟怎麼樣呢？

令人痛心的現實就是：一方面，前六十年，極“左”的思潮在斷送著中華民族的文化，也在斷送著中華民族；另一方面，這二十多年來，極“左”的思潮尚未得到徹底清除，而“右”的誘惑——金錢享樂頹糜之風又鋪天蓋地刮來——中華傳統典籍文化已瀕臨後繼無人的境地，在文化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已瀕臨危急關頭。

一九九五年，趙朴初、冰心、葉至善等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就曾呼吁：

“我國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連續性，形成一條從未枯竭、從

未中斷的長河。但時至今日，這條長河卻在某些方面面臨中斷的危險。”

老一代知識份子，“風燭之年，未敢忘繼承民族的文化”，他們希望社會、學校能重視對傳統經典的誦讀和教育，“在有生之年重聽弦歌，到古典學校中走一走，看看後繼之人”的良苦用心，難道還不應引起我們的警覺嗎？

“構成我們民族文化的這一方面是我們的民族智慧、民族心靈的龐大載體，是我們民族生存、發展的根基，也是幾千年來維護我民族屢經重大災難而始終不解體的堅強紐帶。如果不及時採取措施，任此文化遺產在下一代消失，我們將成爲歷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如今，這批老人大都已先後謝世；我們難道不應該繼承起他們的未竟之業，爲實現他們的遺願而努力嗎？

學習、繼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典籍文化，是我們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一環。清代著名國學家朱駿聲就曾說：

“讀書貴先識字，識字然後能通經，通經然後能致用。若不明“六書”，則字無由識；不知古韻，則“六書”亦無由通。”

“小學”是“國學”基礎，“六書”又是“小學”的基礎。筆者論述到這裏，覺得有必要再三強調一個觀點：那就漢字的一個偉大功績，是用其他任何所謂“先進”的表音文字無法替代的。

是漢字促成了並傳承著我舉世景仰、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典籍文化，也就是以儒家、道家學說爲代表的本位經典文化，這種文化不僅在東方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爲核心的有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東亞、南亞國家參加的中國儒學漢字文化圈，並且還一直不斷地在引起西方有識之士的注視，影響著他們的文化。

以四大發明爲代表的中華民族古代自然科學之輝煌，已經成爲了歷史。現代經濟以及自然科學的發展，高新尖技術的勃起，對於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當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千百倍地強調這些，而忽視、衰落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典籍精英文化，中華民族照樣存在著滅種、滅族、滅國的危險，最多也只能作地球上的二等公民。

試問：

如今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的一些外籍華裔後代，他們說著洋話，享受著西方後工業化的現代生活；但如果他們不懂華語，不識漢字，不懂得漢典籍文化，那麼即使它們血管裏流淌著的是純粹的中華民族的血，你還能說他們是中國人嗎？他們難道不是西方的二等公民嗎？而現在國內我們自己培養出來的下一代，很多人不是在爲能作他們那樣的二等公民而奮鬥嗎？他們之間究竟又有何本質上的區別呢？

中華民族文化中最爲重要現在仍爲世界所景仰的部分，就是以漢字爲載體並且在不斷承傳發展著的以儒家爲代表的典籍文化。如果說，我們今天還有什麼真正值得驕傲的東西的話，那既不是長城，也不是秦始王陵；既不是載人飛船，更不是北大方正，而是浩如煙海博大精深的漢字典籍文化。漢字典籍文化在中華民族乃至世界非物質文化中，是最主要的文化、最偉大的文化！

現在西方經濟發達，科學先進；文化卻在衰落，後工業化的結果已嚴重影響到人類自己的生存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又哪里談得上可持續發展呢？早在一百多年前，西方有識之士即開始把目光投向東方中華民族的典籍文化，現在基本上已形成重大關注點。

而漢字拼音化政策的實施，那實際上等於宣佈了中國傳統典籍精英文化的滅亡，正如前文錢玄同所提倡的那樣，因爲任何拼音文字都無力負擔起傳承中國典籍文化的重任。我們的先秦典籍如《周易》、《老子》、《詩經》、《論語》，以至於唐詩、宋詞，甚至是清代的小說《紅樓夢》、《聊齋誌異》等，若用拼音文字書寫，將使說現代漢語普通話或方言的人們不可理諭，更用不著說是外國人了。

漢字拼音化政策實施的結果，就是使漢字成爲古埃及的聖書字、巴比倫的楔形文字或古希臘文、古拉丁文甚至於瑪雅文字這類死文字；人類古代四大文明中至今唯一存在的中華文明，就會隨著其他三大文明——古埃及、巴比倫、印度文明之後而消失，屆時中華民族與現代的美洲印第安人將有何不同呢？都沒有自己的文字，而用羅馬字母作爲自己的文字。

因此，漢字的拼音化，將意味著中華民族固有優秀文化的衰亡。而一個民族固有優秀文化的衰亡，將意味著一個優秀民族的衰亡。

因此，不要說漢字拼音化的道路走不通，即便走得通，那最終的結果就是滅絕我們唯一能引以自豪的漢字典籍文化。

“文化大部分是寄在語言文字上底，只是要記得所寄的是由語言文字所發表的概念，而不是死的語言文字本身。”“我們的文化核心還與孔子時代一樣，是屬於漢族的、中國的。”

——許地山《中國文字之命運》

在這一點上，倒是西方有識之士遠比我們清醒得多。著名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早就告誡過我們：

“中國不廢除自己的特殊文字而採用我們的拼音文字，並非出於任何愚蠢的或頑固的保守性。”“中國人拋棄漢字之日，就是他們放棄自己的文化基礎之時。”

美國現代語語言學家Ｌ•Ｒ•帕默爾在其《語言學概論》中也說過：

“如果中國人屈從西方國家的再三要求，引進一種字母文字，充其量不過爲小學生（和歐洲人）省出一二年的時間。但爲了這點微小的收穫，中國人就會失掉他們對持續了四千年的文化典籍的繼承權。”

對此，我們還有什麼猶疑呢！

這裏，我們一反前文所引錢玄同的話而說之：

我們大聲呼吁：欲使中華民族不亡，欲使中華民族成爲二十一世紀先進強大之民族，必須捍衛並繼承光大我以儒學、道學爲代表的中華民族本位經典文化這一最主要而又最偉大的文化；而欲傳承光大我中華民族經典文化，則以捍衛與學習她的載體——古漢語暨其文字爲根本！

第三論  漢字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發明

判定一種文字的優劣與否，我們認爲，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更重要的還是一個實

踐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條原則，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是有效的，當然也包括語言文字領域。面對偉大的實踐，任何理論都必須讓步。

判定一種文字的優劣與否，在實踐上有以下標準：

一、使用的人口眾多否？

二、使用歷史悠久否？

三、記載的典籍眾多否？

四、記載典籍的優秀成分眾多否？

漢字在前兩項中所占的絕對優勢，無須再予強調。

即便從甲骨文算起，漢字三千多年來，一脈相傳使用到今天，這在世界文字史上就是絕無僅有的，這本身就說明了它的優越性。

現代的英語文字，是三百年前誕生的。古英語及其文字，三百年前就成了死亡的語言和文字，而古漢字卻一直生存發展到今天。世界上如今依然在使用的文字，再沒有比漢字歷史更爲悠久的了。

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唐蘭先生所論：

“中國文字有五六千年的歷史，而且現在還活牛還在使用。這是文字史上沒有的。是什麼力量能使它有這麼長的壽命呢？如果它不能適應中國語言的特點，不能適應

每一個時代的需要，它能活到現在嗎？”

真是說得太好了。

而漢字在後兩條中的地位，已有無數中西有識之士作過論述，我們於上節梁啟超論述中也略見一斑。

八千年的世界人類文明史中，中國古漢字記載的典籍文獻在數量上、質量上超過其他所有國家和民族的總和！

漢字創造了表達豐富而優美的書面語言——漢語文學語言——漢語標準語。

這種語言，是在口語基礎上的文字再加工，一方面，它離不開漢語、漢字；離開了漢語、漢字，它就會衰亡。比如說，“拆字格”等很多修辭方式，就是建立在漢字基礎上的。另一方面，它一旦形成，就與口頭語言有了而且必須有一定的距離——否則就不叫文學語言了，但這種距離必須是在口語允許的範圍內。距離過大，就要調整，因此，才有“五四”時期我們的“提倡白話文”。而且這種調整，也不是從現代才開始的，而是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中斷過的，如漢代的樂府、唐代古文運動、變文傳奇、宋代的詞和話本、元代的散曲、明清的白話小說等等，都是這方面的產物。

因此，消滅文言文的主張，自有其片面性：一者，它實際上等於在扼殺白話文，因爲白話文就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並且還要不斷地從它體內吸取營養來豐富壯大自己的；消滅了文言文，也就等於斷絕了白話文的主要營養渠道，幾十年的實踐已證明了這一點——沒有古文修養的作家們大多詞語貧乏、語言無味；二者，文言文是在上古口語基礎上形成的書面語，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絕大多數典籍，都是以它作爲載體的，消滅了它，也就等於消滅了中華民族唯一可賴以自豪的幾千年的傳統典籍文化、精英文化，而這對於懂得古文或要學習古文成爲文化層次較高的人來說，等於是取消了他們的學習權、欣賞權與繼承權、創新權，也就等於取消了中華民族典籍文化精英文化的傳承權，其結果就會使中華民族成爲沒有根本的、文化低劣的落後民族，這幾十年來的現實也昭示了這一點。

“白話記述，古時素來有的，《尚書》的詔誥全是當時的百話，漢代的手詔，差不多亦是當時的白話，《經》《史》所載更多照實寫出的。”

——章太炎《國學概論》

至於胡適等人提倡的所謂“言文一致”主張，也有其片面性。針對文言文來說，我們固然要提倡白話文，但這白話文既有與白話一致的一方面，也同樣有通過文字加工與白話有一定距離的書面語——現代白話文學語言的另一方面。否則的話，白話文就可能永遠停留在一個粗疏淺薄的層次上，甚至還會墮落倒退。正如嚴復所說：

“竊以爲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意之音聲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

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倍之氣。”

近百年的實踐，也證實了這一點。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事例：某一種語言和某一種文字在統一的國家成立之前已把所有可能的競爭者都排擠出去了。”

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史充分說明了這一論點。

因此，我們說：

漢字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國漢字書面語言，並數千年來傳承發展著這種語言，只是在近代停滯了；

漢字創造了中國漢字典籍精英文化，並數千年來傳承發展著這種文化，這種文化歷史的悠久和內容的博大精深，在世界上僅有的，只是在現代衰落了；

漢字對凝聚發展壯大中華民族作出了並繼續在作出偉大貢獻，中華民族之歷史悠久與人口眾多在世界上是惟一的。

一些少數民族利用漢字改變爲漢字式的少數民族方塊文字。如：

北方契丹大字、女真字、西夏字；

南方的壯字、字喃；

西南的瑤字、苗字。

一些少數民族利用漢字改變爲漢字式的少數民族字母文字。如：

北方的契丹小字；

南方的江永女書；

西南的彝文。

些文字都在影響著他們文化的發展，但由於他們的文化背景，這些文字有的已經消失，有的處於消亡之中。

漢字對幅員遼闊差別巨大的漢語方言起到了任何其他文字都不可替代的統一作用，否則，以歐洲爲例，中國便會像方言差別遠不如漢語的拉丁語國家一，由於文字不統一後來分裂爲若干小國。

任何字母表音文字註定都是不能長壽的。因爲任何語言的語音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何況是作爲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方言語音的差異本身就比較大，時間一長，如果表音字母文字不能適應這種變化，自然就失去了表音的作用而要求更生。而每一次表音文字的更新，都會影響到文化的繼承和發展；而方言表音字母文字的創製，更會導致國家民族的分裂，歐洲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現在，歐洲正謀求統一。政治、軍事、經濟的統一還好解決；而語言、文字、文化的統一，將是一段非常遙遠的路程。

而用象形表義符號來表義兼表音的漢字，並沒有這樣的致命點。一方面，象形文字的表義性、直觀性，可以讓它永遠跟著語言語義走；另一方面，用象形文字表音，雖然它所代表的音值是隱性的，不像字母一樣類似一個音標；但正是這一點，使漢字具有永恆的表音機制而歷史悠久。語音的音值，對象形文字來說，好比是一個代數式字母的值，它是隨著時間、地點的變化而變化的。語言變了，方言變了，代數式字母的值變了，但字母卻可以永遠不變。這就是漢字幾千年來能夠跨越時、空天塹而長期傳承下去的秘密。在這一點上說，它的確是萬能的。它不但不會影響語言的表達、文化的傳承，更不會造成民族的分裂；相反，它在不斷地凝聚和壯大民族，傳承和發展民族文化，並且影響著周邊的民族、國家直至世界的文化。而代數式字母與字母的值是有機聯繫在一起的，是有規律可循的。要瞭解代數式字母的值，只需瞭解漢語語音的演變規律即可。所以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人，都能用自己的方言語音準確無誤地識讀漢字，而無絲毫障礙。爲此，著名的英國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說：

“中國文字在中國的文化發展被地理重重障礙所分割的情況下，成爲中國文化統一的一個多麼有力的因素！”

美國學者費正清、賴肖爾也說過：

“漢字本身有一種拼音文字沒有的活力。人們一旦學會漢字以後，誰會忘記‘安’是一個女人呆在屋裏，‘明’是‘日’、‘月’的組合？漢字本身似乎比其所要表達的口語詞義更爲豐富，用法更微妙，這就使漢字在散文和詩歌中的用詞簡潔生動，而這在我們的拼音文字中就根本辦不到。

漢字創造了世界上唯一的書法藝術。

“‘書’‘畫’同源”，漢字形體的象形性使漢字書寫成爲了一種特殊的繪畫藝術，這種繪畫藝術不僅要求肖其形，更重要是要講究傳其神，它傳達了作書人的思想品性、文化修養、精神境界，在這點上說，其難度又高於繪畫，因而千百年來書法的創作與欣賞成爲文人愛好者所鍾愛、追求的一種精神食糧，以至中華典籍文化（包括繪畫藝術）有“毛筆文化”之稱，這是其他國家和民族所沒有的。

漢字對開發兒童智力也是功不可沒的。

漢字書寫形體的象形性及表義性、表音性，使漢字具有形碼、音碼、義碼三碼功能，能全面地開發兒童的大腦潛力，它使文字具有了形象性、直觀性、邏輯性，因此爲兒童所喜聞樂見，可以極大限度地發揮兒童的想像力，開發他們的智力，兒童無論是在形象思維或邏輯思維方面，能力都會得到迅速提高，因之形成了“嬰幼兒科學識字教育”一種特殊的早期教育，這與西方表音文字僅有‘音碼’刺激的單調呆板的幾十個字母的無規則組合何啻天壤之別。

……。

所以世界著名的美籍華人語言學家趙元任才說：

“漢語就其普遍性而言，跟世界各種語言相比，得分是很高的，它可以和西方古代的拉丁語的地位相比，甚至高出拉丁語。”

“漢語的文字系統，即使把簡化字考慮在內，當然是很不簡單的，可是它在優美性尺度上的等級是很高的。”

語言，是養育人類和民族的家園；文字，是造就文明和文化的根本。漢語、漢字、漢典籍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瑰寶、世界的奇葩，受到了全世界有識之士的尊重與景仰。

因此，我們認爲：

漢字是中華民族四大發明之外的又一偉大發明，其功績遠在四大發明之上。沒有漢字，就沒有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漢字典籍文化；沒有漢字典籍文化，也就沒有在這個意義上的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中華民族，首當復興漢字典籍文化。

四大發明中，造紙術和印刷術跟文字都有密切的關係。人們之所以重視造紙術與印刷術，認爲它們是兩項偉大的發明，歸根結底還不是因爲科學文化的主要傳承載體——文字的傳播速度因之而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哪里有發明新的傳載物件和傳載技術偉大而被傳載的主要對象不偉大的道理？只不過是因爲我們日處其中而不能自覺罷了——一旦失去才懂得它的可貴。

語言文字的使用水準，是一個民族文化水準、文明水準的體現，而一個文明水準、文化水準低下的民族，是難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無論其經濟如何發達，國防如何強大；又哪里談得上民族的復興與崛起呢？目前，我國語言文字使用之混亂，水準之低下，已經是史無前例了，我們不能再對此漠然置之了。

我們要正確認識漢語漢字，熱愛漢語漢字，學習漢語漢字，正確使用漢語漢字。

我們要繼承偉大的漢字典籍文化遺產，將漢字典籍文化發揚光大。

現在，世界上正掀起一股漢語熱、漢字熱、漢學熱、漢文化熱。

英國著名的中國科學史專家李約瑟曾說過，漢字是一種奇妙的文字，由漢字記錄下來的語言是詩一般的語言，讀到漢文的感覺就像夏日游泳一樣，使人無限愉快。西人如此看待我漢字，看待我漢字文化，中華民族子孫爲何反而要自慚呢？反而要將其掃地出門呢？

作爲一個中國人，特別是作爲一個文、史、哲工作者，在漢字問題上我們要勇敢地挺起胸膛來，要爲我們中華民族有如此優美的語言而驕傲，有如此優秀的文字而驕傲，有如此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典籍文化而驕傲！要去掉一切對漢語、漢字、漢字經典文化的錯誤認識，要徹底去掉過去強加給漢語、漢字及漢字典籍文化身上的一切罪名而造成的自卑感。中華民族已經站起來了，而且也強壯和富裕起來了，但是，過去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和極“左”思想強加在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讀書人）精神上的枷鎖，並沒有完全徹底清除，對待漢語、漢字、漢典籍文化錯誤結論即其重要一環。

漢字當然仍需要不斷改革，但絕不是走拼音化的道路。並且這種改革，從漢字誕生之日起，就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它必須是符合漢語漢字本身規律的改革，是不影響表達與理解漢字機制下的合理簡化與規範化。

學習漢字，我們不僅要掌握好現代漢字，而且還要讀懂古代漢字，至少對研究文史哲、研究古籍、傳承傳統典籍文化的人們來說，必須是這樣。　　

第四論  繼承光大偉大的中華漢字經典文化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預測：

“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中華民族逐步培育起來的世界精神、儒教世界觀中存在的人道主義、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義等

是中國肩負擔任世界統一重任的思想淵源。”

在與日本宗教活動家池田大作對話中冢湯因比又再次強調：

因此按我的設想，全人類發展到形成單一社會之時，可能就是實現世界統一之日。在原子能時代的今天，這種統一靠武力征服——過去把地球上的廣大部分統一起來的傳統方法——已經難以作到。同時，我所預見的和平統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軸爲中心，不斷結晶擴大起來的。我預感到這個主軸不在美國、歐洲和蘇聯，而是在東亞。

由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組成的東亞，擁有眾多的人口。這些民族的活力、勤奮、勇氣、聰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無遜色。無論從地理上看，從具有中國文化和佛教這一共同遺產來看，或者從對外來近代西歐文明不得不妥協這一共同課題來看，他們都是連結在一條紐帶上的。並且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中國人和東亞各民族合作，在被人們認爲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的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其理由就在這裏。

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誤，估計世界的統一將在和平中實現。這正是原子能時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雖說是中華民族，也並不是在任何時代都是和平的。戰國時代和古代希臘以及近代歐洲一樣，也有過分裂和抗爭。然而到漢朝以後。就放棄了戰國時代的好戰精神。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重新完成中國的統一是遠在紀元前202年。在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統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後出現了地方的國家主義復辟這樣的反動。漢朝劉邦把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從地方分權主義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義。和秦始皇帶有蠱惑和專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運用處世才能完成了這項事業。

將來統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國這位第二個取得更大成功的統一者一樣，要具有世界主義思想。同時也要有達到最終目的所需的幹練才能。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不是在半個舊大陸，而是在人們能夠居住或交往的整個地球，必定要實現統一的未來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漢朝的劉邦。這樣的政治家是中國人？日本人？還是越南人？或者朝鮮人？”

而池田大作也認爲：

“從兩千年來保持統一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國有資格成爲實現統一世界的新主軸。您這一說法，在考慮今後世界問題時，具有極爲重要的啟示。”

我國著名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對此評論說：

“這兩位著名的國際活動家，主要是從歷史上和政治上談論了中國的和世界的未來，其中也涉及文化。他們的意見，我覺得非常值得注意。至於我自己是否完全同意他們的意見，那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重要的是，在目前我們國內有那麼一小撮人，聲嘶力竭地想貶低中國，貶低中國文化，貶低中國的一切，在這樣的時候，有像湯因比這樣的通曉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大學者，說出了這樣的意見，至少可以使這些人頭腦清醒一下。”

然而，卻有一些人認爲：

東、西方文化是平等的，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應該相互吸取、相互彌補，創建世界共同文化。因此，崇洋媚外、自我菲薄固然是不對的；而盲目樂觀，認爲通過努力，東方文化在新的歷史時期將會在世界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說法也同樣是錯誤的。

這種理論貌似客觀公允，看上去也很有道理。但實際上，既不符合過去的歷史和今天的現實，也不會符合今後很長一段時期的將來的狀況，是不能聽信的。如果我們單方面地對此進行宣傳和實行，則對我們是有害的。

試問一下：我們提倡國家應該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可是，世界自國家產生至如今，大小國家平等了嗎？有的超級大國不是在任意侵犯別的小的國家嗎？提倡並不等於就是現實。而且我們相信：今後一段漫長的時期內，也不可能真正作到平等。要平等，只有強大愛好和平民主的國家，使之在世界上占主導地位，才有這種可能。

在近現代，在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文化進行激烈競爭，而這種競爭又具有一定地域性的情況下，過早地奢談各種文化平等而且就認爲各種文化已經是平等了的理論是幼稚的、不現實的。

人類自從進入文明時代，文明就是多極的；從理論上說，各種文明是應該平等的。但是我們看到，人類自從進入了階級社會，各種文明之間從來就沒有平等過。何況，即使是平等的文明，它對人類社會的所起的作用也絕對不可能是一樣的，也有主次之分，這是爲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事實所證明了的。

不錯，我們應該大力吸收西方文化之長，但這並不意味著西方就會放棄自己文化之短，來吸取東方文化之長，視我們的文明與之平等。儘管1988年1月，世界各地75位諾貝爾獎金得主聚會巴黎，會上通過的《巴黎宣言》曾經強調：

“世界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首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思想。”

但這種觀點、包括湯因比的說法要真正要形成東、西方共識，從而實行之，恐怕是非常遙遠的事情。即使是近在我身邊、吸取我中華文化營養長大的日本，也不可能作到這點。二戰時期，日本對我中華民族的殘暴屠殺，對我中華文化的倡狂踐踏仍歷歷在目；而時至六十年後的今天，他們並沒有因此而認罪，平等又在哪裏？對此，我們難道還不該清醒嗎？

何況，一心想“滅我族類，首先必須滅我文化”者，今天依然大有人在！

因此我們認爲，季羨林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在過去、今天和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東、西方文化對於世界的影響應該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

我們現在惟一正確的作法是，必須使我們在經濟上、在科學上、在文化上強大起來，復興中華民族，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世界只能是在長期的競爭中，在相互的消長中，才能最後達到平衡與平等，就像地球自身的形成一樣。而痛心的卻是，我們這幾十年的作法卻是在吸收西方文化之垃圾，而放棄自己文化之精華，在“自毀我中華文化長城”。

至此，我們不禁回憶起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一批愛國志士仁人：如嚴復、孫中山、康有爲、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陳獨秀、魯迅、胡適、陳寅恪、郭沫若、吳宓、錢鍾書等等，他們是一顆顆璀燦的文化巨星，至今依然在天際放射著耀眼的光茫。這就是一批首先繼承了中華傳統文化精髓，而後又吸取西方文化營養的成長起來精英們。思此，我們試想一下，若彼時他們成長及發揮作用的有利條件能一直延續下去，在西方文化衰落的今天，東方文化在世界上不占主導地位那才是不可思量的事情！遺憾的是，這種情勢沒有發展下去，“五四”時期，我們對“德”、“賽”二位先生的延請，至今未能真正實現；而我們自己固有的幾千年的傳統經典文化、精英文化卻遭受到史無前例的極“左”的、“右”的浩劫，至今已是氣息奄奄、後繼乏人、朝不保夕，豈不悲哉！

中華精典精英文化淪爲如今之狀態，也不是我們現在說幾聲：“歸罪於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極‘左’思想”、“歸罪於‘四人幫’”、“歸罪於西方沒落文化的侵蝕”等等就能了事的，對此，我們大家都應該認真深入反思，負起應該負的責任。

發展中華文化，當然首先就是要使我們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能薪火相傳（沒有傳統的現代文化必然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必然是淺薄的，長不了的，必然抵擋不住外來文化的衝擊，甚至可能本身就可能是外來淺薄、糟粕文化的拼湊），同時不斷吸取西方文化的營養，孳生並發展我們的現代文化，這就是所謂“復古以創新”。“復古”就是繼承傳統文化的精髓，恢復到傳統文化的應有高度，我們不可能從一個低的起點騰飛。

我們也清楚地看到：隨爬弦淮中華民族文化傳人的相繼謝世，而新的一代傳人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下難以被培養出來。而目前國家將中國文化特別是典籍文化置於商品大潮中讓其自生自滅的作法，無異是對其雪上加霜。中華民族傳統經典精英文化已經衰落！已面臨著失傳的空前危機！

我們要大力保存民族文化！要大力拯救中華傳統經典文化！

我們已經對中華文化犯下了不可原宥的罪孽，在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功的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如果我們再不重視文化建設，予其以大力扶持，我們就會成爲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這一點，我們希望能形成共識，特別希望引起我們國家各級領導的充分重視。那種只重視物質文明建設，不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只重視自然科學，不重視社會科學；只要經濟，不要文化；只要金錢，不要道德的偏向，已經到非糾正不可的時候了，否則，這樣的社會是不可能持續發展的，發展到一定的時期便會解體、崩潰。

要使傳統典籍文化能薪火相傳，自然重在培養傳人，這也不是我們今天在幾所大學辦個國學院就能解決問題的。因爲我們幾十年來在大學辦的哲學系、歷史系、中文系等本身學的就是國學，結果怎麼樣呢？現在無非是換了個好聽的名字而已。根本措施如果跟不上，最後只會變成熱鬧一時的炒作。

國學的問題，一是要從幼年抓起，要徹底改變目前我國的這種教育狀況，否則，是培養不出人來的；更重要的是要社會重視，學有所用，並且能重用、大用。否則，即便培養出人才來又有何用？我們過去培養出來的很多優秀國學人才，不是大多學非所用而被浪費、被扼殺了嗎？

國學，是一國固有之學術，而“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學術思想焉求之。”

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及其文化，一百多年來，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及其餘孽的重重壓迫、淩辱，不但給我們以肉體上的殘酷摧殘，同時也給我們在精神上造成極大的痛苦。如今，中華民族站起來了，我們不但要療好我們肉體上的創傷；而且，我們還要徹底治癒我們精神上所受到的損害！我們要建立民族、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要恢復民族的自豪感，要去掉思想上的一切包袱，徹底解放思想，輕裝前進！

四千年來，漢字在世界上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是世界五大文字文化圈（其餘爲印度字母、阿拉伯字母、兩河流域斯拉夫字母、拉丁字母文化圈）之一，成了東方文化的代表。

這個文化圈包括朝鮮、韓國、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國家。漢字文化向東首先是影響朝鮮半島（諺文字母），然後東渡日本（假名字母），向南則通過廣西到越南（字喃及方塊字），直到南洋新加坡諸國。其他幾個文化圈的文化都已衰落，而漢字文化圈仍然在堅持牛雖然堅持牛但已非昔日之輝煌。

復興中華民族，首當復興中華民族文化；而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在漢字典籍文化，要復興漢字精典文化，其基礎當然在重視古漢字語言學。

“凡學之根柢必在經史，讀群書根柢在通經，讀史之根柢亦在通經，通經根柢在小學。”“天下人才出於學，不得不先求諸經；治經之方，不得不先求諸小學，其勢然，其序然也，（是）萬古不廢之禮也。”

——張之洞《創建尊經書院記》

只要我們能將中華典籍文化精華繼承下來，又能夠吸收西方文化精髓，再結合一百多年來的社會實踐，我們堅信：中華國學一定能發揚光大！中華民族一定能復興！中華文化在不久的將來，在世界上一定能起主導作用！中華民族古老的文明之光一定能重現！

炎黃子孫們，文史哲工作者們，讓我們爲這個時候的到來而努力奮鬥吧！

二零零二年三月初稿於寧大北校區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六稿完於南京龍王山之北

——周祖庠先生《古漢字形音義學•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