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朋先生：文字是以“形”示“意”的视觉符号

Original 張朋朋先生文字研究

文字是以“形”示“意”的视觉符号

《汉字揆初》第六集代序

張朋朋

北京語言大學

薛俊武先生的《汉字揆初》是一套根据甲骨文来探索汉字起源、形成的专著，现在已出到第六集。

薛俊武先生

研究汉字起源、形成的开山鼻祖是汉代许慎，其著作是《说文解字》，但许慎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小篆、籀文和六国古文，不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而殷商在周代之前，甲骨文才是汉字的源头，因此，清末在发现甲骨文后，中国文字学研究理应出现一个像薛俊武先生这样重新审视许慎的著作及其理论并深入探索汉字起源、形成的高潮，但这一高潮并未在中国出现，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汉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中国学者1899年发现甲骨文前，一场改革汉字的运动正在中国酝酿。1892年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率先提出要把汉字改成像西方一样的“拼音文字”。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中华民国元年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上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提出要改革汉字。1923年在《国语月刊》特刊“汉字改革号”上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等发文提出“要谋汉字之根本改革”，“非拼音不可”。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赵元任、黎锦熙设计的“国语罗马字方案”。与此同时，瞿秋白等人在苏联写成“中国拉丁字母”草案，随后在国内苏区和解放区推行。1954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制定了文字改革总方针，即“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并组织专家通过分析普通话语音研制出一个拉丁字母文字方案，取名《汉语拼音方案》。因使用这个文字方案的人必须会说普通话，而中国人讲多种方言和语言，于是文改会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推广普通话。统一语言需要时间，所以不能马上改用“拼音文字”，暂时还得使用汉字，于是文改会的第三项任务就是简化汉字。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否定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但没有否定中国的文字改革。因此，文革后，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意思是不马上改用“拼音文字”，但要继续做文字改革工作以实现终极目标，于是他们把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和使用《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写入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也就是说，他们在法律上把汉字判了死刑，但不立即执行，想缓期执行。这就是汉字的危机和目前的处境。

当年进行文字改革的理由是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是因为汉字落后和汉字难学造成的。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推行用拉丁字母研制的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中国并没有强盛，文盲也并不比使用繁体字的台湾和香港少，而且国家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今天中国之所以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那是因为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可见，国家强弱与汉字无关，而且利用电脑呈现汉字的方式甚至比拉丁字母文字更便捷，因此，“汉字亡国论”“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都不攻自破了。按理说，像对待“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一样，今天该是给汉字平反，该是否定文字改革，该是拨乱反正的时候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没有给汉字平反，并没有否定文字改革，并没有拨乱反正，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语言学，而从事中国文字改革的专家都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第一任所长罗常培就认为“新的拼音文字方案必须在语音学的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设计，才会是科学的、完善的文字”。《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由中国语言学家根据西方语言学理论研制的，而西方语言学是建立在西方传统的文字观基础上的。因为中国语言学家认为西方传统的文字观是不容质疑的公理，所以他们很难承认他们在中国所从事的文字改革工作是错误的。

什么是西方传统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是不容质疑的公理吗？

西方传统的文字观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这种文字观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因为西方文字是拉丁字母文字，而拉丁字母是通过分析语音创造出来的，西方学者认为字母表示语音中的音素，认为字母是音素的符号；几个字母拼合成的字表示的是几个音素的拼合，所以就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因为西方传统的文字观认为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所以就认为“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也就是说，字音是文字的本质，认为“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示‘意’的”。文字是用于读写的，于是西方语言学家就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

索绪尔（F.Saussure，1857-1913）被称为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他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索绪尔认为“文字表现语言”，他把文字当成了语言的照片，认为“我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可见，索绪尔并没有否定西方传统的文字观，只把“表示”换成了“表现”，而且强调语言学不研究文字，采用了比亚里士多德更为极端的说法。另外，索绪尔还认为文字分两种体系，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而汉字是表意文字，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也就是说，不包括汉字。

法文原文

某些西方语言学家认为“表音文字”是先进文字，表意文字是落后文字，是人类早期使用的难以书写的文字，将来一定会进化到“表音文字”，根据表意文字无法研究语言，所以表意文字不在西方语言学的研究之内。因此，中国发现甲骨文后并没有给中国语言学家带来惊喜，反而给中国语言学家提供了汉字是古老落后文字的证据，更增强了他们要把汉字改成拉丁字母文字的信心。

因此，要给汉字平反，要否定中国的文字改革，要拨乱反正，要重新制定中国的语言文字法，首先要搞清楚西方传统的文字观是不是正确的？到底是不是不容质疑的公理？

我认为，西方的文字观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文字观没有揭示文字的本质。

人类有了语言，为什么要创造文字呢？因为语言是听觉的，语言的传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语言一发即逝，在没有录音机的时代，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不能传给后人，而且在没有广播和电话的时代，人只能近距离接收和感知语言所表达的意义，所以人们就要创造一种视觉符号使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能突破时空的限制，从而促进信息的交流以及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

人类之所以要创造符号，之所以能使用符号，是因为人类有接收和感知符号的器官。语言是由人的听觉器官来接收和感知的，而文字是由人的视觉器官来接收和感知的，语言和文字是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符号，语言是听觉符号，文字是视觉符号。视觉符号的本质是有可视的形体，因此，文字的本质是字形，世界上一切文字都有可视的字形，这是文字的共性。拉丁字母A B C D E等也是有形的视觉符号，由少数字母拼写的大量字，如word、book、good等也有可视的字形，都是有形的视觉符号。“音”是无形的，“拼音”是拼不出有形的文字的，所以拉丁字母文字和汉字一样都是拼形文字，只不过拼形方式不同。哪有什么“拼音文字”？哪有什么“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西方传统的文字观认为“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达‘意’的”，也就是说，字形不表示意义，如下图：

西方传统的文字观对语言和文字之间关系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因为符号都是表示意义的，语言是以“音”示“意”的听觉符号，文字是以“形”示“意”的视觉符号。人有听觉器官和视觉器官以及大脑的听觉认知和视觉认知能力，人通过听觉器官感知语言表示的意义，是通过视觉器官感知文字表示的意义，所以盲人不具有读写文字的能力，但具有听说语言的能力，聋哑人不具有听说语言的能力，但可以具有读写文字的能力，正常人认识了字形所表示的意义，不读出字音（默读），就是把字音读错了，也可以看懂文章，而只知文字的读音，但不知字形所表示的意义，就是把文章读出来也还是看不懂文章。人看到文字读出音来，是因为文字字形和语音建立了联系，所以学过文字的人看到字形可以读出语音，也可以把语言写成文字，这是两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符号系统通过人脑进行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现象，因此，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如下图：

西方语言学家所提出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定义也是错误的。因为语言是听觉符号，能够记录语言的是录音机，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就把文字当成录音机了，而文字不是录音机，是不能记录语言的。另外，书写文字只是呈现字形的一种方式，中国古人在没有创造出笔和纸这种更便捷的呈现汉字的方式之前是用刀在甲骨上刻画的，打字机和计算机出现后人类已经不只是书写文字了，还可以在键盘上打字。因此，“书写符号”的提法没有揭示文字的本质，文字的本质是字形，呈现字形的方式可以变化，但字形不变。中国语言学家认为文字是书写符号，认为汉字笔画多，书写难，就改革汉字，简化汉字，而不是去研究改进汉字的呈现方式。结果，简化汉字改变和破坏了汉字字形系统，这极大地降低了视觉符号可以突破时空限制的功能，使大陆中国人看不懂古书了，削弱了大陆中国人的阅读能力，而且使海峡两岸以及全球华人不能“书同文”了。

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文字表现语言”的文字观更是错误的。索绪尔把文字当成语言的照片，把文字和语言看成是照片和物体一样的表现关系是错误的，因为有形的物体可以照出照片，但无形的语言是不可能照出照片的，所以文字的字形怎么可能是语言的照片呢？文字怎么可能表现语言呢？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只研究语言，不研究文字，这就更错了。听觉的语言一发即逝，而视觉的文字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文字的创造和使用使一个民族从野蛮进入文明社会，如果古希腊没有文字，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能传到今天吗？西方能有文艺复兴吗？西方的教育和科学技术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从传承文化和普及教育的角度看，文字的功能比语言重要得多，怎么能只研究语言，不研究文字呢？

其实，今天不少西方学者已经在反思西方的文字观了，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在《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一书中对西方传统的文字观和索绪尔的文字理论进行了批驳。他认为文字不是语言，文字独立于语言，文字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创造文字科学和文字哲学是一项必要而艰巨的任务。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依·哈里斯（Roy Harris）在2000年出版的《反思文字》（Rethinking Writing）一书中也对西方传统的文字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文字是语言的符号”的观念和索绪尔的“文字表现语言”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他认为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象征，认为中国人创造了汉字，早已从野蛮进入了文明社会，他不认为西方文字比汉字高级，认为拉丁字母文字和汉字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字形不同。因此，他提出应该建立一个文字符号学。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一套西方出版的反映全球最新科研成果的非常权威的辞书，早期的版本也是把文字定义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但最新的版本对文字的定义进行了重大修改，把文字定义改为：人类用来进行交际的视觉符号系统，它与语言单位的意义和语音有约定俗成的联系。这说明现代西方人的文字观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综上所述，西方的文字观是错误的，文字不是语言的符号，而是以“形”示“意”的视觉符号。

我认为，中国的文字改革就是西方的错误理论中国化的结果。汉字今天的处境，从学术层面分析，中国语言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中国文字改革的核心成员和骨干力量都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没有这批接受西方文字观的语言学家，是不可能开启和实施文字改革的。西方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由这批语言学家全面移植到了中国，虽然今天这批语言学家都已作古，但他们所引进的西方错误的文字观还在我们的大学传授，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接受西方错误的文字观的学者和教师群体，而且他们的学生也已进入了政府部门，继续掌握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中国已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汉字亡国论”“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都已不攻自破了，但我们国家的有关部门还不否定文字改革的根本原因。

我不反对改革开放，不反对学习和引进世界上先进的学说和科学技术知识，但主张在向外国学习时，我们要有选择，先进和正确的学说，我们要学习，要引进，但对落后和错误的学说，我们要敢于否定和拒绝，引进错了就要勇于改正。改革开放三十年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中国不是都落后西方，比如文字学，西方学者今天才认识到要建立文字学，而我们祖先早就建立了。因此，我们对自己祖先所创造的文化不应全盘否定，而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