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贺安：唐玄宗朝四大政治势力与盛唐诗坛

Original 徐賀安文字研究 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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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賀安：唐玄宗朝四大政治勢力與盛唐詩壇

摘要：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产生了宦官势力、文学官吏势力、言利官吏势力、胡将势力，四大势力构成了唐玄宗朝的政治。四大势力之间互有斗争,各势力内部也有斗争，四大势力的力量消长深深影响了盛唐诗坛，盛唐气象是言利势力与胡将势力双重作用下的结果，四大势力斗争为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安史之乱使诗人尤其是杜甫走向抒写战争与人民困苦的道路。安史之乱后，言利势力削弱，文学势力又一次聚集在中央。贾至等人的唱和集中体现了文学势力的短暂春天。

关键词：宦官势力；文学势力；言利势力；胡将势力；盛唐诗坛

前言

陈寅恪先生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指出，李武韦杨四家以婚姻带动政治维护其统治。“开元时如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先后任将相，此诸人皆为武瞾所拔用”，“天宝时最有实权之宰相，先为李林甫，后为杨国忠,此二人之任用实与力士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故亦不可谓不与武氏有关系也”（1）（p291）。以往研究唐玄宗政坛多从历时的角度，笔者从逻辑的层面出发，在陈先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宰臣党派分化与文学的关系。

唐玄宗统治后期陆续形成四大政治势力：宦官势力、文学官吏势力、言利官吏势力、边庭胡将势力。四大势力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对盛唐政治与盛唐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四大政治势力的产生

1.宦官势力政治势力的发展

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禀食，守门传命而已。天后虽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时，宦官七品以上至千余人，然衣绯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倾心奉之,及为太子，奏为内给事，至是以诛萧、岑功赏之，事后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2）（p6686）。从中可知，唐玄宗时期宦官的品级上升、人数扩大、位列将军，品级上升就提升了宦官的政治地位，人数扩大就扩充了宦官的政治势力，带兵为将使宦官势力渗入军队扩大了宦官的政治影响。高力士是宦官势力上升的关键。

宦官之盛的开端是高力士协助唐玄宗剿灭太平公主,进一步发展是王毛仲被杀。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力士因言，‘北门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⑵（p6793）。唐玄宗将王毛仲赐死后，《资治通鉴》记载：“自是宦官势益盛”，“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后奏御，小者力士即决之，势倾内外（2）（P6793）

2.文学官吏势力政治势力的崛起

文学官吏指大多因进士科入仕有文才的官吏。势力的关键人物有两个,张说与张九龄。

张说提倡儒学，筹建丽正书院，“‘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上闻之重说”,（2）（P6756）“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⑶（p3057）。张说为相，使文学官吏的政治地位上升，为相时长，影响深远；又培养了张九龄为接班人，筹建书院，扩大了朝廷中文儒官吏的队伍。

张九龄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至二十四年（736年）为相。“九龄幼聪敏，善属文”⑶（p3097）。张九龄罢相之后，唐玄宗还思慕其人，“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⑵（p6840）。张九龄作为文学官吏势力既有张说的文采，又有讽谏的品格，因此唐玄宗虽罢免他但还思慕其人。文学势力从张说到张九龄其势力盛于开元元年（713年），衰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九龄罢相。

3.言利官吏势力概念的提出

汪篯先生在《汪篯隋唐史论稿》中指出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有文学派与吏治派之争，“预谋倾覆张说的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三人都由进士科进用，而皆以吏干知名，可见朝臣结党，已经明显地分为吏治与文学两派”（4）（p202）。但许道勋先生认为，“所谓‘吏士派’的提法，是不确切的”⑸（p176），他们之间的朋党相构出于种种的原因，总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统统归结为吏治与文学之争，反而说不清楚了”⑸（p178）。

笔者认为姚崇没有结党,开元党争应始于张说与宇文融之时。应将宇文融及其之后的杨慎矜、韦坚、王鉷命名为言利官吏势力或言利势力。言利官吏指搜刮财富充裕国库的官吏，唐玄宗统治下的言利官吏以宇文融为开端，韦坚、杨慎矜、王鉷等人壮其势，杨国忠为其终。

宇文融厚敛受到唐玄宗宠信，“宇文融性精敏”，“以治财赋得幸于上，始广置诸使，竞为聚敛，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是后言财利以取贵仕者，皆祖于融”⑵（p6787）。宇文融因治财赋升官，为唐玄宗的奢侈营造了物质基础。

李林甫虽没有明显记载他善于经营，但他引荐了杨慎矜、王鉷、杨国忠一批言利之徒。李林甫是言利势力承上启下的人物。宇文融被罢官后“言利者”稍息，及杨慎矜得幸，于是韦坚、王鉷之徒,竞以利进”⑵（p6853）。杨国忠“专掌樗蒲文簿，钩校精密。上赏其强明，曰‘好度支郎’”（2）（p6869），“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杨钊善窥上意所爱恶而迎之,以聚敛骤迁,岁中领十五余使……恩幸日隆。”⑵（p6890～6891)

4.胡将势力的崛起

“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皆胡人也。〕”⑵（p6869）。李林甫在用将的标准上发生了变化，从种族的角度用胡人而非汉人，从门阀的角度任用庶族而非士族。最终形成了：安禄山在唐朝东北边境,安思顺在朔方边境,哥舒翰、高仙芝在西北边境的军事格局，胡将势力成为唐朝重要的军事力量。最后安史之乱爆发，无论是起兵的安禄山还是平叛的高仙芝、哥舒翰都是胡人、庶族。胡将势力在开元天宝时期既维护了大唐边境的稳定、开拓了疆域，又在天宝末年发动叛乱撕毁了盛世的面容。胡将势力虽远离中枢但影响着大唐政局。

二、盛唐气象新解：言利势力的打击与胡将势力的扶持双重作用

盛唐诗坛的断限,采用袁行霈先生观点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年）到唐代宗大历年间（770年）⑹（p4），因笔者主要探究唐玄宗朝四大政治势力对盛唐诗坛的影响，所以从中择取与其有关的开元（713年-741年）、天宝（742年-755年）、乾元（758年-759年）三个时期，从玄宗朝党争及其余波探究盛唐诗坛的政治基调、士人心态。

1.言利势力对文学势力的打击

开元、天宝时期,言利官吏势力打击文学势力并将其逐出中枢。开元十四年（726年），“隐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弹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⑵（p6771)张说被囚禁入狱，最后高力士进言,说张说是忠臣、功臣，玄宗心软放了张说。到开元十五年（727年），崔隐甫与宇文融“恐右丞相张说复用，数奏毁之，各为朋党。上恶之”⑵(p6777)。同时罢免了张说、宇文融、崔隐甫。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后,李林甫打击以张九龄为首的文学势力，“以耀卿为左丞相，九龄为右丞相，并罢政事……严挺之贬洛州刺史”⑵(p6825)。之后，张九龄被贬荆州，标志着文学势力的衰弱。

“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⑺(p43)，其客观原因是言利势力对文学势力的打压与排挤。李林甫为相，“尤忌文学之士”⑵（p6853）,一批文学士子沉沦下僚，如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

2.胡将势力与盛唐诗坛

庶族番将势力的崛起，哥舒翰、封常清、高仙芝等将领获得高位，盛唐诗人如李白、王维、岑参、高适、杜甫等都与其有交往，渴望汲引。天宝八载（749年）冬，“岑参在北庭，有《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又作《白雪歌》及《天山雪歌》送人归京”⑻（p914)。天宝九载（750年），“王维以库部郎中,作哥舒翰取石堡城表”⑻p(842)。天宝十一载（752年），“冬，哥舒翰入朝，储光羲、李白献诗，皆颂其攻取石堡城事”⑻（p857）。天宝十三载（754年）“哥舒翰表严武、高适为掌书记”⑻（32）。天宝十三载（754年）九月，“封常清出师西征，岑参留守轮台,作轮台歌及《走马川行》送行,及师还，作诗献；又奉使交河郡,作诗献封常清”⑻（p909）。杜甫有《高都护骢马行》咏高仙芝、《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咏哥舒翰。高适、岑参等人因哥舒翰、封常清等人进入仕途，投身安西使得在长安备受“言利势力”打击的文士得到了进入仕途的新途径。

3.盛唐气象的政治基调

盛唐气象一词由林庚先生提出，“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9）（p26）,“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典型的诗人”（9）（P45）。由此可见盛唐气象指的是盛唐诗人笔下的时代性格，是盛唐诗人创作的总体特征。从党争研究盛唐气象产生的政治格调，有李中华、陈鹏的《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指出盛唐气象的产生“其一张说、张九龄先后受到唐玄宗的信任”，“为文人实现其人生价值提供了生动的榜样。经世济邦、建功立业与文采翰墨、诗酒风流的结合,成为盛唐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其二……玄宗朝后期，政治转向昏暗，文人从政之途荆棘密布,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这更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10）（P692）。从中可知，盛唐气象产生的政治因素有两方面，其一是张说、张九龄的推动,其二对黑暗政治的不满。

本文在开元天宝四大政治势力的构架中重新对盛唐气象的催生因素进行探讨，盛唐气象的感情基调既有沉郁悲凉的一面，又有蓬勃昂扬的一面。但是基调昂扬的一面具体指文学官吏势力及其与之唱和的文人的推动；另一方面指胡将势力为诗人提供了生存空间（尤其是岑参）。盛唐气象是言利势力的打击与胡将势力的支持两方合力的结果，最终造成了盛唐气象悲欣混融的感情基调。盛唐气象不单纯指蓬勃的感情，其构成复杂，是胡将与言利两方势力的正反作用，不是言利与文学势力的角逐。盛唐气象的阔大悲慨以李白、杜甫、高适为代表，根据安旗教授《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写于开元十九年（731年）冬的《行路难》：“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11）（p223）充满了怀疑与困惑。天宝五载（746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11）（p770），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梁园吟》“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11）（p192）。天宝八载（749年），“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11）（p897），表达内心的愤懑。杜甫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12）（p75）,是沉沦下僚文人的内心呐喊。盛唐气象昂扬青春乐观的一面的代表不应是李白而应是在胡将势力入幕的岑参：写于天宝八九载（749年-750年）的《逢入京使》“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13）（p764）,天宝八载（749年）的《碛中作》“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13）（p782）。写于天宝十三载（754年）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征》“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13）（p331）。《走马川行奉送大夫出征》“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13）（p323）。天宝十四载（753年），《火山云歌送别》“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13）（p342）。《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13）（p369)。从岑参的诗中可以感受到大唐的盛世强音，边庭的塞外风光，战士们慷慨激昂，入幕文人的豪情壮志。在广阔的边庭被压抑的文人有了一泄胸中愤懑的空间，有了乐观抒情的氛围。

总之，盛唐气象的产生从政治环境讲是文学势力、言利官吏势力、胡将势力三者的交融，是文学势力饱受言利官吏势力的打击，又受胡将势力的汲引，在两者的合力下产生了既慷慨苍凉又蓬勃向上的阔大气象，即盛唐气象。

三、安史之乱与盛唐诗坛：言利势力与胡将势力的斗争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言利势力与胡将势力的直接斗争。

杨国忠未发迹时曾讨好安禄山，“及杨国忠为相，禄山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国忠屡言禄山有反状；上不听”⑵(p6918)。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在于安禄山看不起骤登高位的杨国忠。杨国忠因此想逼反安禄山将其除之。“杨国忠日夜求禄山反状，使京兆尹围其第，捕禄山客李超等，送御使台狱，潜杀之(2)(p6932～6933)。杨国忠就想逼反安禄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2)（P6934）。以前言利集团的领袖是李林甫，安禄山很是敬畏李林甫，但当杨国忠成为言利势力领袖时，无法以威望震慑安禄山，逼安禄山谋反除之而后快。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天宝诗坛更换面貌，慷慨苍凉与蓬勃向上的个人独白的时代个性变为抒写战乱心系苍生的苦闷升华。李白、岑参、高适、杜甫艺术合力下的盛唐气象转变为杜甫个人创作的战乱纪实。在言利势力与胡将势力合力作用下的盛唐诗坛转变为文学势力的独唱，独立站在心系苍生的立场观照这个社会。安史之乱为盛唐诗人提供了全新的题材，更高层次的情感寄托：家国天下，不仅仅是个人的怀才不遇，尤其是杜甫，“三吏”“三别”，《春望》、《哀江头》、《哀王孙》，尤其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12)(p832)的祝愿，摆脱了个人的患得患失体现了心系天下的仁者胸怀。唐玄宗朝的言利官吏势力与胡将势力的火拼斗争使盛唐诗人有了自由抒情与直面现实的自由空间。“‘安史之乱’成就了一位诗人（杜甫），激动了一位诗人（李白），沉沦了一位诗人（王维），甚至还终结了一位诗人（高适）”⑹(p4)。

四、早朝大明宫唱和：文学势力的短暂春天

1.宦官势力与言利势力的暗斗

玄宗朝宦官势力以高力士、杨思勖为代表。言利势力的领袖相继一开始因高力士入相。“自李林甫、安禄山辈皆因之以取将相”⑵(p6889)。当唐玄宗想将政事委任李林甫时，高力士说，“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⑵(p6862～6863）。李林甫权势日盛，引起高力士不满。杨国忠权位日盛也引起高力士不满：“上曰：‘淫雨不已，卿可尽言。’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⑵（p6928)言利势力因宦官势力的高力士而入相，宦官势力在言利势力势力膨胀后想再打击为时已晚，可见宦官势力与言利势力的矛盾虽然存在但不激烈。按黄永年先生说，安史之乱后在马嵬驿陈玄礼与高力士一明一暗，“在陈玄礼动用禁军在外边诛杀杨国忠后，高力士又以宦官的身份入内逼缢杀了杨贵妃”(14)(p263)。马嵬坡事件之后，以杨国忠为代表的言利势力被打击，以李辅国为代表的宦官势力膨胀,以房琯为代表的文学势力又一次恢复发展，在光复长安之后，中书舍人贾至与王维、杜甫、岑参的唱和表现了文学势力的短暂春天。

2.余波返照：早朝大明宫唱和

唐玄宗朝产生的文学势力在唐肃宗朝又一次焕发了青春。至德年间，房琯、张镐、苗晋卿相继拜相，一批文学之士也在长安中央任职。乾元元年（758年）二月，“贾至在长安，官中书舍人，早朝大明宫作诗，王维、杜甫、岑参和之，王维已为中书舍人,(15)(p41)。几位大诗人一起在中枢唱和，在盛唐诗坛并不多见，他们以昂扬的格调、蓬勃的气象又一次描绘了大唐盛世的回光返照，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诸友》：“共沐恩泽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16)(p2596),写出了渴望长期侍奉君主的渴望，也写出了文人身在中书的满足。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16)(p2410)，写出了身在中书的诗人的潇洒闲适。岑参《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16)(p2096)，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16）(p1296),王维、岑参的诗歌写出了大唐的阔大气象，千官相拥、万国来朝的局面，虽然当时已不复存在。几位大诗人写出了他们身在中书的闲适与满足，曾经被言利势力打击的文学势力诗人们，这时没有了党争的负累与怀才不遇的感叹，只有长期侍奉君主的渴望。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文学士子的一时唱和之乐。不过好景不长，贾至、岑参被外放，杜甫因上书救房瑁被弃之不用，中枢台省唱和不复存在。

结论

唐玄宗朝文学、言利、宦官、胡将四大政治势力为盛唐诗坛奠定政治基调，进一步影响诗人的感情、诗作风格。盛唐气象的政治诱因是言利势力的打击与胡将势力的汲引的双重作用,受其影响，盛唐气象的感情特点是慷慨苍凉与蓬勃向上的交融。言利势力与胡将势力的斗争，加速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盛唐诗人跳出自身局限，走向关乎苍生的更高情感世界。马嵬坡事件之后，杨国忠被杀，言利势力衰弱，文学势力得到恢复发展，一批文学之士在长安唱和,反映了文学势力的短暂春天。四大政治势力影响盛唐诗人创作，盛唐诗人创作也反映了四大政治势力的消长兴衰。

文字輸入鄭義梅

文字一校周君誠

文字二校胡非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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