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蕊寒：漢語存廢之爭——《新世紀》派與章太炎的辯論

摘要

清末民初整体性的民族危机催生了对汉语言文字革新的讨论。在是否应该以万国新语取代汉语的辩论中，《新世纪》派与章太炎针锋相对。双方的论战是“统一”与“齐物”两种哲学观点的对立：在历史观上，《新世纪》派认为语言以进化为要，面向未来，章太炎认为语言是历史进程的印迹，延续过去；在主体意识上，《新世纪》派将语言的主体设想为均质抽象的人，章太炎则坚持将之视作具体的、民族性的人；在对世界秩序的构想上，《新世纪》派在启蒙价值的影响下建构出了统一而普遍的无政府主义理想，要求施行与之配套的万国新语，章太炎则基于自身的齐物哲学，强调民族和历史的特殊性，坚持民族语言的价值。这场辩论提醒我们关注语言的外部性，语言的变革体现且塑造着社会和观念的变革。

关键词

章太炎 吴稚晖 世界语 齐物 无政府主义

 语言与革命：“万国新语”论战的背景

引言 

在近代诸多风起云涌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中，语言文字的变革并不那么耀眼，但毋庸置疑，在仁人志士从各个层面挽救民族危亡之时，语言文字也在反思和检讨之列。事实上，如果回溯20世纪初的思想史脉络，就能够发现，我们今天仍能够保有对汉语和汉字的使用，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汉语的存废曾经是重要的议题。而这绝非仅是价值中立的技术层面问题，而是关乎对民族文明命运和未来世界秩序的想象。

章太炎在《民报》上的文章

正如柄谷行人所说，“某种语言作为文字被使用这一事情本身意味着它曾经作为一定的文明、国家而实际存在过”[1]，语言文字不仅是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文明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和载体。“语言不会简单地死去，但会被杀掉。文字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明到处存在着，口语则不断地受到它的影响。历史语言学只观其结果，认为语言是有机的，仿佛有时成长有时衰亡似的。其实，这不过是文明或者国家的成长与衰亡的投影而已。”[2]无论是在近代欧洲还是日本，形成或论证语言的独立性、单一性和统一性都对建构民族主体性至关重要。而在近代中国，一方面，毋庸赘述，汉语对于中华文明具有近乎神圣的正统性；另一方面，与近代民族主义息息相关的语音中心主义深刻影响着汉语改革的议题。但是，看似相通的语音中心主义实际上包含着与近代西方和日本完全相反的旨趣和意图。

以日语为例，以“言文一致”为宗旨的近代日语改革显然意在将日文从汉字文化圈中独立出来，从而塑造大和民族的边界。18世纪的日本国学家们重视《万叶集》、《源氏物语》、《古事记》等以假名书写的文本，减少汉字假名混交的语体，试图建立与日语表音一致的书写体系。这与文艺复兴以来西欧各国以俗语写作拉丁语、创造出各自的国语如出一辙。日语的言文一致通过切断文字和文明的联系来弱化历史、摆脱中国，而近代中国学人同样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拼音方案，试图模仿欧洲和日本实现口语和书面文字的合一。但是，汉语是和拉丁语一样的“母语言”，而非日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子语言”。与日本要剥离自身的语言母体不同，汉语的语音中心化改革切断的是自身的文明命脉，这显然不可能是清末语言改革的目的。改汉字为拼音文字的本意，是提高识字率、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而这一思路的底色，却仍是现代西方影响下的进化主义和“文明”话语。因为汉字艰深难习，所以中国识文断字者少，故而文化程度低，且隔省不同音，不同地域间难以沟通，难以团结，文教不兴，团体不固，因此中国贫弱落后。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效法欧洲和日本，使用简单方便的拼音文字。这一思路在清末对汉语改革的讨论中极为常见：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当今普天之下，除中国而外，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个字母为切音字……故欧美文明之国，虽穷乡僻壤之男女，十岁以上，无不读书……日本向亦用中国字，近有特识之士，以47各简易之画为切音字之字母，故其文教大兴。[3]

我中国自文言分离以来，口音日杂一日，而读书识字之人愈日少一日……吾国南北各省，口音日异，甚有隔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彼泰西各国，类皆言文合一，固团体最固；至于日本，尤以东京语为普通教育，诚握要之图也。[4]

通过建立文字难易程度和识字率的因果关系，文字与文明程度间的关联得以确立，并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文字与文明主体的联系则被悬置了。在新世纪派李石曾的《进化与革命》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文字所尚者，惟在便利而已，故当以其便利与否，定其程度之高下。象形与表意之字，须逐字记之，无纲领可攜。故较之合声之字画括于数十字母之中者为不便，由此可断曰：象形、表意之字，不若合声之字为良。于进化淘汰之理言之，惟良者存，由此可断言曰：象形、表意之字，必代之以合声之字。此之谓文字革命。[5]

李石曾认为“文字进化与文字革命”是进化与革命的第一表证，他从“直接之聪明”、“间接之聪明”两方面论及文字革命，“直接之聪明”即文字本身，以埃及文字为代表的象形文字、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和以西文为代表的合声文字是文字进化的三个阶段，后者较前者更便利、规律，故而必将取前者而代之。同时，就间接而论，文字的传播介质由绳、竹、帛、纸、板发展至印机，印字之法由人工镂刻、活字印刷发展至机器铸字，李石曾认为“机器愈良，支那文愈不能用。从进化淘汰之理，则劣器当废，欲废劣器，必先废劣字。此支那文字必须革命间接之源因也。”[6]

在李石曾等人看来，制订切音方案、改用拼音文字、统一各地方言都仅是过渡性的，他阐述文字与进化的关系的目的是论证废弃汉语、使用“万国新语”的必然性。相较于早期何凤华等人的改革提议，他们的主张更为激进，彻底否定了文字与国性和文明主体的关联性，只强调语言用于沟通的工具意义。同时，作为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等人推行万国新语的主张也表现出了更强的世界主义倾向。

《新世纪》周刊创始人：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左起）

1907、1908年前后，他们在巴黎以《新世纪》周刊为阵地，提出废弃汉语推行“万国新语”的主张。他们将自己的对话者界定为保守落后的“国粹派”，大斥章太炎“不合时宜，欲取已陈之刍狗，将中国古世椎轮大辂，缺失甚多之死文，及野蛮无统之古音，率天下而共嚼甘蔗之渣，正所谓‘玉卮无当’。”[7]之所以强执明显落后且不堪世用的汉文不放，是由于他抱持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自负曰‘中国之文明，为世界先进之文明’”[8]；而《新世纪》派以无政府主义为自身的政治立场，克服了种界私心，纯以学理为论，因此能够做出公正明智的判断[9]：

但是，在章太炎看来，《新世纪》自认为中立公正的“学理”无异于强权。与《新世纪》派论战的这一时期，正是章太炎齐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他主张“齐文野之见”，彻底驳斥了保守与进步、野蛮的文明的视野，以及公理、进化等话语。从章太炎的视角来看，他与《新世纪》派的分歧的根源，不在于民族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也不在于守旧与进步，更不在于“种界”与“学理”，而在于“齐物”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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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45页

[2] 同上，第246页

[3] 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 》，载《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2页

[4] 何凤华等：《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载《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35-36页

[5] 李石曾：《进化与革命》，载《新世纪》第20期（1907年11月2日），第1页

[6] 同上

[7] 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后》，载《新世纪》第57期（1908年7月25日），第13页。

[8] 吴稚晖：《废除汉文议（按语）》，《新世纪》第69期（1908年10月17日），第11页。

[9] 参见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后》，《新世纪》第57期（1908年7月25日），第11页：“语言文字者，相互之具也，果所谓语言或文字者，能得相互之效用，或为相互所不可缺，自必见采于统一时之同意。故即就一国之己事而论，如日本以江户之音，变易全国，德奥以日耳曼语，英以英格兰语，法以法兰西语，而九州四国萨克森苏格兰赛尔克勃烈丹诸语，皆归之此。在谈种界者，不免有彼此之感情，而在谈学理者，止知为繁芜之就删，因语言文字之便利加增，即语言文字之职务较完，岂当以不相干之连带感情，支离于其相互之职务外耶？”

统一与齐物：对“万国新语”论战的再考察

在论战中，双方都立场鲜明地亮出了对语言的基本看法，并且针锋相对地反驳了对方的观点。章太炎在《规新世纪》中写道：

余闻风律不同，视五土之宜，以分其刚柔侈敛。是故吹万不同，使其自已，前者唱喁，后者唱于，虽大巧莫能齐也。万国新语者，本以欧洲为准，取其最普通易晓者，糅合以成一种，于他洲未有所取也。[1]

而针对“吹万不同”这一观点，吴稚晖认为：

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既为人与人相互之具，即不当听其刚柔侈敛，随五土之宜，一任天然之吹万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力齐一之改良。执吹万不同之例以为推，原无可齐一之合点，能为大巧所指定。然惟其如是，故能引而前行，益进而益近于合点，世界遂有进化之一说。[2]

章太炎认为不同语言皆有自身的特性，不必强同，万国新语诞生于欧洲也只适用于欧洲；吴稚晖则认为语言的功用仅止于沟通，因此必须以人力统一，从而促进世界的进化。[3]双方的分歧，可以从历史观、主体意识和对理想秩序的建构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1. 语言与历史观

如前所述，《新世纪》派深受进化论影响，认为语言是进化的结果。语言的变革要合于进化，同时也必将推动进化，语言是面向未来的。与此相反，章太炎认为语言是历史演变的印迹，其最重要的功用是维系和保存历史。语言的变革不是向未来跳跃的起点，而是历史叙述的延续。

在吴稚晖等人眼中，汉语“讲求世界新学，处处为梗”[4]，阻碍了科学的传播。弃汉文用万国新语的根本指向，无疑是文明进化。在巴别塔的隐喻中，要建造通天塔就亟需统一语言，“然方今科学上互换智识之诚心，欲求人人能吸收全世界每日发明之新理，必径必速，而讨论如狂，故即在此短时，除去学界无穷之障碍，如科学上共享法国之度量等，此事固决不待国界已去，然后始得大行。”[5]科学进步刻不容缓，统一语言的要求比破除国界、实现无政府主义更为迫切；而中文尤其落后难晓，与西方语言文字区隔甚大，会对中国的文明进步造成窒碍。在《新语问题之杂答》中，吴稚晖提出“文字为语言之代表，语言又为事理之代表”，十分笃定地断言：“今日西洋尤较文明之事理，即西洋人自取其本国之文字为代表，尚再三斟酌而后定，通行甚久而后信。若欲强以中国文字相译，无人不以为绝难，故欲以中国文字，治世界较文明之事理，可以用绝对之断语否定之。居较文明之世界，不随世界之人，共通较文明之事理，而其种可以常存在者，亦可以用绝对之断语否定之也。”[6]固守汉文不仅必然使得中国无法参与文明进程，还会使中国在世界竞争中沦亡。

对《新世纪》派来说，在文明进化的必由之径上，对历史的执守和种界之见一样，是必须扫除的障碍，而语言革命就是扫除此障碍的利器，《废除汉文议》谓“文字为开智第一利器，守古为支那第一病源，汉文为最大多数支那人最笃信保守之物，故今日救支那之第一要策，在废除汉文。若支那于二十年内能废除汉文，则或为全球大同人民之先进。”[7]在《新世纪》派的文字中，“甘蔗滓”、“博物院”是常见的对历史故迹的譬喻，例如《编造中国新语凡例》中主张“凡中国极野蛮时代之名物，及不适当之动作词等，皆可屏诸古物陈列院，仅供国粹家好嚼甘蔗滓者之抱残守缺，以备异日作世界进化史者为材料之猎取。”[8]前言往迹即便有价值，也只不过是进化史的材料而已。

但在章太炎看来，语言最重要的功用正指向历史。在1906年东京欢迎会的演讲中，章太炎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时，就说到“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9]历史能够为保存国粹和民族提供合法性论证，而语言文字则对保存历史有重要意义。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章太炎强调：

语言之用，以译他国语为急耶？抑以解吾故有之书为急耶？彼将曰：“史传者，蒿里死人之遗事；文辞者，无益民用之浮言。虽悉捐弃可也。”不悟人类所以异鸟兽者，正以其有过去、未来之念耳。若谓过去之念，当令扫除，是则未来之念，亦可遏绝，人生亦知此瞬间已耳，何为怀千岁之忧，而当营营于改良社会哉？[10]

如果无视历史的现成性，摒弃生成当下境况的过去，那么未来也就失去了得以安立的基础，任何改良进化的大同理想都无从谈起。因此，历史的重要性，决定了语言的第一要务不是通达未来，而是维系过去。

那么，语言对保存历史的意义如何体现？章太炎在《新方言》序中说道：

方今国闻日陵夷，士大夫厌古学弗讲，独语言犹不违其雅素，殊言绝代之语尚有存者。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11]

在国运衰微、古学陵夷的情势下，语言最大范围和限度地保持了连续性，章太炎认为“今之殊言，不违姬汉”[12]，与英语等合音文字不同，今日所用的汉字与八百年前宋人所用仍可相通[13]。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和《论汉字统一会》中，章太炎强调，与日语对汉字凌杂无纪、源流不明的使用不同，中国由于千百年来只用汉字，所以语音、名物都保持了极强的连续性：“汉人所用，顾独有汉字耳。古今语虽少不同，名物犹无大变，至于侪偶相呼，今昔无爽。” [14]在绝大部分古今相通的文字之外，对于音训古今扞格的部分，持汉字改革之见的人认为这构成了删削文字、统一言文的理由，而章太炎则认为，尤其应该以音韵、训诂等小学考其流变，以明古今一源，无有差违：

中国文字，自古文、小篆以至今隶，形体稍减省，而声音训诂，古今相禅。不知双声迭韵者，不可以识音变之条；不知转注假借者，不可与论义变之例。故虽惯用今隶，而不得不溯其源于古文、小篆。[15]

章太炎认为，除了本身字义之外，古今书籍以引伸、假借的方式大量使用文字的别义，而勾连引伸假借的多半是文字的声类，因而要考察转注、假借的脉络，揭示古今义变之间的连续性，就必须通音韵之学：

由此双声迭韵辗转钩校，今之词气，盖无一不与雅训相会者。百代䯂疑，涣尔冰释，况诸名物取舍之间，而有与故言相失者耶？特世人鲜通韵学，音声小变，即无以知所从来。若循《法言》、《切韵》之例，一字数音，区其正变，则虽周汉旧言，犹存今世可也。[16]

统一汉字或干脆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的另一个论据是南北方言差异，在章太炎看来，这同样是恢复文字连续性的重要途径。“若综其实，则今之里语，合于《说文》、《三仓》、《尔雅》、《方言》者正多。声音相转而字异其音，邻部相移而字异其韵，审知条贯，则根柢豁然可求。”[17]考察各地方言中的独有音字，是发现、完善古今语间传续链条的重要方法，章太炎作《新方言》、《岭外三州语》，以“一返方言”对抗“文言一致”，正是因为“故训衰微，留者可宝”。

2. 语言与主体意识

由于语言是面向无国界、无种界的未来的，所以在《新世纪》派的构想中，使用语言的主体是没有民族性的人，是普遍具有“可相互”的意愿和资格的人。而民族的主体性、具体性和特殊性却是章太炎眼中语言得以成立的前体。

《新世纪》派认为万国新语因其简单易学、便于传播而优越于汉语。但是从上文所述的李石曾对“便”与“良”的评估可以看出，他们眼中使用语言的主体是未来的人，也是均质而抽象的、空洞的人。他们将废汉文而用新语视为“一劳永逸”，“逸”其实是对数代之后在新的世界秩序下呱呱坠地的婴孩而言，他们是新世界的公民，不处于任何固有的文化和语言传统中，他们没有母语，学习任何语言都是从零开始。因此语言不再是一种被给定的原生环境，而是可以单纯以难易为标准进行遴选的某种可能性。相较于这种面向未来的抽象主体，在当下而具体的人当中推行语言和文字革命的艰巨性，不过是可以忽略的“劳”，甚至无需纳入对语言的难易的评估中去。如果更进一步，则毋宁说，《新世纪》派的任务，正是将他们的同胞、此时此地的中国人从具体语境下的抽离出来，改造成抽象而普遍的世界公民。

但对章太炎而言，语言的难易始终是对具体的人而言。故而他反对以万国新语、改汉文为拼音文字或定中国新语等粗疏的方式行文字革命。并且，对中文中确实存在的不便之处，他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改革方案。

章太炎认为，对中国人而言，万国新语难习，不但由于语音不同、语法差违，还因为两种文明本身大相径庭，彼此扞格，强行改易无异于断鹤续凫。通晓汉语并以之交流，对中国人自身显然不能算难，《新世纪》派所谓不便，如上所述，一是指书面文字难以掌握，二是指书写印刷较为繁杂。这两点在章太炎看来都经不起推敲。第一，文字的普及程度与使用象形文字还是合音文字并不必然相关，更不能以此断定文字的优劣。使用合音文字的俄国人就识字率颇低，而中文这一象形文字在日本却颇多人能识读。就文野而论，被认为是野蛮民族的马来人、蒙古人也使用合音文字，其“文明程度”也并不优于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是故国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18]所以，要提高识字率显然应该普及教育，而非重新学习一门外语。即便中文就其形体而言确实难学，也应当寻求更简易的儿童识字之法。故而章太炎提出，为了使汉字便于察识，在字形上，“当略知小篆，稍见本原”，以《文字蒙求》教授儿童。因为小篆较于方整的隶书更易书写，也更像图画，“一见字形，乃如画成其物，踊跃欢喜，等于熙游，其引导则易矣。”[19]在字音上，应当改革以反切注音的方式，毕竟用于反切的文字并不确定，如果不知反语的读音，那么反语所切的字的读音更无法知晓。旧有声韵之学的部类过多且不切今音，时人所拟声韵又过于简略，阙音甚多，章太炎认为这是由于“今之作者，既于韵学茫无所了，又复自守乡土，不遍方音”[20]。所以他自己拟定了三十六纽文、二十二韵文，以古文、篆、籀的简化字形代替旧有的易与正文混同的隶书。实际上，这一注音方案也确实沿用至今。

第二，针对文字书写印刷繁杂，《新世纪》派曾提出要改良汉字，简化笔划，废弃交叉、钩、乙、撇等笔划，仅保留点、横、竖、捺。章太炎认为这也是由于《新世纪》派无视本国竹管兔毫的书写习惯，盲目模仿西方，改用铅笔，所以只留较为硬直的笔划，去汉字之“锋芒”。所谓汉字难于书写印刷的问题，章太炎认为，一方面，汉字虽笔划繁多，但一字即可成名，较欧洲语言字句冗长、数音合成一名，未必就更为不便；另一方面，为书写迅速计，则应当规范并普及章草。因为草书自汉代已具，本有其根柢；且“事有缓急，物有质文”，小篆、隶书、草书可应用于具体的不同事项：“题署碑版，则用小篆；雕版册籍，则用今隶；至于仓卒应急，取备事情，则直作草书可也。”[21]

由此可见，无论是不同语言间优劣的评判，还是着眼于某一特定语言的变革，《新世纪》派都有意抽离了具体语境，其主语和状语都是抽象的，不服务于当下，而是服务于抽象的历史目的论和无实质的人。而章太炎则始终将当下的具体语境作为前提，以当时当地的中国人为主语，在驳斥单一价值的文字优劣论的同时，对汉字的惯用提出适当的改良方案。

3. 语言与理想秩序

论战双方对汉语和万国新语的立场，导源于他们对理想的世界秩序的构想。《新世纪》派的乌托邦构想是启蒙价值下的“大同”：在社会进化的基础上，全世界所有人都达于最美善、文明之境，政治上实现无政府主义；文化上融为一体、科学共同发展；社会交往上，所有人都有相互交流的意愿，同时也应具备这样的可能性，因此要推行万国新语。而章太炎此时已经借用唯识学资源批驳了这种单一现代性，由普遍否定性的“五无”推出了“齐文野之见”、强调历史性和特殊性的民族主义，因而作为民族语言的汉语和保存多样的地齐萌俗的方言至关重要。

在《新世纪》派看来，中国必须是这一极度统一的均质化的世界中的一员，决不能在全球协同的科学发展中落于人后，因而需要将自己纳入统一的世界语言体系。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不仅是文字的统一，更是文明、秩序和价值的彻底统一。在讨论万国新语是否不足以翻译和保存中国旧有名物时，吴稚晖的言论明确表示出，改用万国新语正是要以西方文明、现代文明为规尺，删削中国本有的名物、学说和历史，使之与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保持统一。

对抽象名词“道”的讨论清晰地彰显了这一点。章太炎举托尔斯泰之语，称中国的“道”字，无法用任何其他语言翻译，他解释道“夫不能译者，非绝无拟议之词也。要之，封域大小，意趣浅深，必不能以密切，猥用彼语以相比况，将何以宣达职志，条畅性情？”[22]章太炎以“道”字转译之后难以保持同样的含义和外延，不能在表情达意上复制原先的作用为例，否定了万国新语取代汉语的可能性。但对吴稚晖而言，“道” 的外延是否需要完整的转译，应该由未来时代来评定：

有如中国之所谓“道”，果定其界说，验其功用，为未来时代，必当有一独立之专名，则且译其音为“道”，而详其界说及功用于词书，于是又有专科之“道学”，使区域大小，意趣浅深，有一不密合焉，用最精之理数，必使密合而后已。否则如其为无足重轻一古代学术之名，则译音可也，即作者所谓拟议译之亦可也。盖其字所有区域及意趣，既为万国新语各种学术之专名所分析而包有，则中国一“道”之文字，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故亦无需为之密求其意味。[23]

“道”这一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含藏万有的语汇，在吴稚晖看来，其所指代的对象中合于现代学科体系的部分，则可代之以万国新语中的新式名词；而不合于现代学说的特殊部分，则并无留存的价值，直接舍弃即可。一言以蔽之，推行万国新语，不是要转译和复制汉语，不应以汉语的特殊性否定万国新语的普遍适用性，而是要以万国新语及其背后的“未来时代”的普遍性为前提，对中国的特殊性加以审查和取舍。

对于这一系列以文明和科学为名的“大同”理想，章太炎持激烈的批驳态度。一方面，他解构公理和文明的普遍价值，“齐文野之见”，拆穿这一世界秩序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本质，指出语言本就不应当齐一；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他证明民族的正当性，强调保存语言的多样性有其建设性意义。

与此番论战同时成文的《四惑论》中，章太炎驳斥了公理、进化、惟物、自然四种观念，其中对惟物和自然的驳斥针对的是科学主义的本体论，对进化的驳斥针对的是单一的线性史观，“公理”则直接指向现代政治和社会主张。正是这四者构成了《新世纪》派所认可的“学理”，即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视域。这一视域本身预设了文明叙事和进化史观，肯定了文明与野蛮的二元话语，是对欧美国家殖民侵略的合法性论证。章太炎对此高度警觉，如前所论，在《复仇是非论》中，他就反思了“文明”与“野蛮”这两个词汇的准确性，指出“崇拜文明，即趋时之别语。”[24]《齐物论释》中“齐文野”的主张更直接地将文明野蛮之见斥为“志存兼并”的西方国家洗脱“蚕食之名”的伎俩，“文明”不过是“强权”，“学理”也不过是“强权“，而以进化标举公理凌压个人者，更可称为“进化教”[25]，不过是以自身特殊的偏颇之见为普遍，借此压迫和否定其他的特殊而已。他批评主张万国新语者绝非出于中正无偏私的公心，而是由于学识浅陋遭人嘲笑，“独有排摈国文，令他人无所借口”，并且“挟其功利之心，歆羡纷华，每怀靡及，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令己一朝堕藩溷，不得蜕化为大秦皙白文明之族。其欲以中国为远西藩地者九，则欲绝其文字，杜其语言，令历史不燔烧而自断灭，斯民无感怀邦族之心亦宜。”[26]正是要通过语言灭绝中国的历史和民族，借学理行强权、以“普遍”凌压特殊的典型代表。

章太炎用以対治“学理”的强权的正是“齐物”，齐物肯定了民族和民族语言的价值。“民族主义”是章太炎基于现实对俗世秩序的展望。与《新世纪》派对他囿于种界的指责不同，在章太炎看来，民族的价值是由齐物哲学的普遍否定性赋予的。由于万法唯识而无自性，“天地与我俱不生”，西方的现代科学、物质文明，乃至民主政体，绝不比东方民族的习俗和传统更接近真。而本身已处在一种固有传统中的人，试图从传统中脱出，依附其他文明，较之遵循传统则更加虚妄造作，落入更深的我执、法执。对中国而言，国学与国故既不以其内容的优越性赋予华夏民族文明、美善等特性，也不以其内容的陈腐阻碍民族的存续与发展，而是以其形式上的连续性、现成性，亦即其“历史”的本质，给予民族这一承载者合法性。

由于肯定民族特殊性而否定均质化的世界秩序，章太炎认为语言首要的功能不是一切人与一切人的交流，而是供本国人使用，表彰一族一国的特性：

“一国之语言，固以为自为，非为他人。为他人者，特余波所及耳……况吾土旧有之文，所以旃表国民之性情节族者乎？……徒以荒废国学，故译文亦无术，其咨安在？彼徒知以变语求新学，令文化得交相灌输，而不悟本实已先拨，岂必如露人之迫波兰，英人之迫杜兰斯瓦（Transvaal），使舍其国语而从新主，纵汉人自废之自用之，其祸已不可噬齐矣。[27]

因此，统一性的全球语言，既非必要，也不应当。在必要性上，其功能仅限于外交等以不同国家间沟通为内容的领域，远不及本国人自身的人伦日用重要和范围广大；在正当性上，齐物哲学肯定了民族和语言自身的特殊性，否定了均质化的秩序和语言的普遍性，所谓“万国新语”如果仅作为“外交新语”或“欧洲新语”，那么是合理且适用的，取代汉语和其他各国语言，成为唯一通行的人类语言则至为荒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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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載《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3页

[2] 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后》，载《新世纪》第57期（1908年7月25日），第11页。

[3] 有学者指出，语言“吹万不同”的特性是双方辩论共同的逻辑起点。在与《新世纪》派的辩对中，“齐”与“不齐”、“吹万不同”等《齐物论》中的词句频频出现。语言必然同时具备差异性和交互性，是双方共同认可的对话平台（参见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虽然在事实上吴稚晖等人确实与章太炎一样，都认可语言有国家、地域和民族的差别，但这只是因为情实如此不容否认。而在价值上，双方的立场和思路则完全不同，一者指向语言和文化的全面统一，一者指向历史和语言的保存与民族间的齐物平等。

[4] 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后》，载《新世纪》第57期（1908年7月25日），第12页

[5] 同上，第13页

[6] 吴稚晖：《新语问题之杂答》，载《新世纪》第44期（1908年4月25日），第2页

[7] 苏格兰君：《废除汉文议》，载《新世纪》第69期（1908年10月17日），第11页

[8] 吴稚晖：《编造中国新语凡例》，载《新世纪》第40期（1908年3月28日），第4页

[9]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页

[10]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8页

[11] 章太炎：《新方言》，载《章太炎全集·新方言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页

[12] 同上，第5页

[13] 参见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载《教育今语杂志》第1期（1910年），第78页）：且看英国人读他本国三百年前的文章，就说是古文，难得了解，中国就不然，若看文章，八百年前宋朝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仍是和现在一样。懂得现在的文章，也就懂得宋朝的文章。

[14]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4页

[15] 章太炎：《论汉字统一会》，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2页

[16]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5页

[17] 章太炎：《论汉字统一会》，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3页

[18] 同上，第354页

[19] 同上，第361页

[20] 同上，第362页

[21] 同上，第361页

[22]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6页

[23] 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后》，《新世纪》第57期（1908年7月25日），第14页。

[24] 章太炎：《复仇是非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1页

[25] 章太炎：《四惑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78页。

[26] 章太炎：《规新世纪》，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8页

[27]章太炎：《规新世纪》，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5页

[28] 参见《规新世纪》（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9页）：万国新语者，本以欧洲为准，于他洲无所取，前所论撰有云：”大地富媪博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明其语不足以方行世界”，故命为万国新语，不如命为”欧洲新语”。其亚细亚人学以为驿传，取便交通，亦可也，则不若命为”外交新语”。

余论 语言与权力的双向互动

当我们重新审视上世纪初的这场论战，会发现无论是《新世纪》派还是章太炎，都对百年之后的现代汉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尽管未能用万国新语替代中文，但《新世纪》派的进化主义语言观，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延续了下来。白话文运动的主导者们批判文言文为“死文学”，称白话文为“活文学”，这种话语在吴稚晖等人对章太炎“玉卮无当”、“甘蔗滓”、“博物院”的批评中已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这种以“进步”为名对“保守”的批判，作为五四运动的重要遗产，早已成为在文化问题上主导性的视野。正由于此，力主光复旧物的章太炎，素来被评价为“政治上激进、文化上保守”，被视作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他晚年保存国学的主张甚至被鲁迅评价为“渐入颓唐”、“粹然成为儒宗”。而他自身齐物哲学的内在理路则长期受到忽视。从这个角度来讲，章太炎是这场论战的失败者。

但是，另一方面，较于《新世纪》派，历史却证明章太炎的文字改革方案更为正确。首先，中文得到了保存。没有任何一种普遍性的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取代民族语言，并且，中文至今仍是文化中国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其次，李石曾对于技术进步必将淘汰繁难的汉字的预言也并未实现。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不是废弃汉字，而是革新照排和印刷技术；跨国交流的加强也没有统一语言，而是使翻译技术迅速发展，为语言扫除了传播道路的障碍。对便利性的需求刺激了李石曾所谓的“间接之聪明”不断进步，却并未撼动语言本身。最后，章太炎对汉语的改良也被证明是成功的。在大陆，简化汉字得到了推行，在台湾，章太炎的拼音方案更是沿用至今。他“一返方言”的主张在今天多种多样的拯救方言运动中仍有余响。并且，在黄侃等人的继承下，章太炎的文字学研究也得到了不绝若线的赓续。相形之下，以世界语替代汉语的主张反倒只剩下一段历史公案。如此看来，章太炎又是思想史上的胜利者。

当然，在今天的语境下，这场论战更重要的意义，是使我们突破进化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局限，跳出进步与保守的二分视域，重新反思语言的政治性和外部性。正如章太炎“齐文野之见”所指出的那样，《新世纪》派借以论证万国新语合法性的“公理”实际上是强权，无论是以文明和野蛮界划语言，还是片面强调语言的普遍性，都并非如其所言，仅是着眼于世界的沟通与科学的进步，而是隐性的帝国主义。

安东尼奥·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提出者

章太炎显然不是唯一指明语言与权力的互动关系的人。二十世纪初期，世界语与民族语言是普遍的世界议题。1918年，出生于偏远的撒丁岛的安东尼奥·葛兰西，面临着意大利精英阶层以弗洛伦萨语为统一的意大利语建立意大利民族国家，以及“世界主义者”在欧洲范围内推行世界语的双重挑战，他写下了《单一语言和世界语》一文，认为这种人为创建和推广的统一语言，事实上承载的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将一小部分拥有权力的精英自身的世界观强加于与之异质的人群，从而扼制他们的生产力、智识和主体身份。在《狱中札记》中，他更是将世界语看作对普遍主义的一种隐喻加以批判。他指出，“对哲学和科学上的世界语主义者的来说，所有不能以他们的语言表达的东西都是胡言乱语、偏执和迷信；他们以一种类似于宗派斗争的方式，将本应仅仅是历史性判断的东西变成道德判断，或者是精神状态的诊断。”[1]语言并非外在于具体生活而只存在于词典、语法和抽象的技术之中，也不是客观且自然地生成的，而是始终在被塑造，也反过来塑造着人们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权力向来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利用这一点将自身扩张为霸权。“反对世界语主义并不意味着迷信、不可知论或折衷主义。”[2]尽管如葛兰西所说，没有任何一种人造语言能够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真正得到推广，但是，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唯英语运动”的成功、许多原住民语言的实质性消亡昭示着，民族与语言、民族国家与语言的等式已经逐渐失效。时至今日，汉语的现代性转向业已完成，汉语的存废似乎更是不再成为问题，但是生活语言仍在清晰可见地不断变化，外来语汇的增加、拼音缩写的泛化、日常用语的匮乏，使学者们再度喊出了“保卫汉语”的口号。而百年前《新世纪》派与章太炎关于世界新语的这场辩论，则再度提醒我们反思语言革新在词汇与语法之外的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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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tonio Gramsci: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erek Boothm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p304

[2] Ibid, P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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