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栩生：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辨

Original 楊栩生文字研究

李白卒于寶應元年辨

楊栩生先生

李白的卒年，近年来出现了两种新说法: 一说卒于广德元年(763)^①;一说卒于广德二年^②。(此二说以下简称“新说”)细考两说，所持论据皆不可靠，今试为辩之，仍以旧说卒于宝应元年为是。

一、"新说”认为李白《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以下简称《十九韵》)诗之“云骑绕彭城 (徐州)”，即《通鉴》载宝应元年(762 )五月李光弼出镇临淮赴徐州，其“出征东南”即《通鉴》谓“李光弼遣兵击(袁)晁于衢州(今浙江衢县)”，以此证明李白赴军病还留别金陵往依当涂令李阳冰皆非上元二年，而在宝应元年秋冬，从而将李白卒年后推。

今考《旧唐书》、《新唐书》与《通鉴》所载，李光弼出镇临淮进军徐州，年月甚明。《旧唐书•李光弼传》:“光弼自河中入朝，抗表请罪，诏释之。……俄复拜太尉，充河南、淮南、山南东道、荆南等副元帅、侍中如故，出镇临准。史朝义乘邙山之胜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领精骑围李岑于宋州。将士皆惧，请南保杨州。光弼径赴徐州以镇之，遣田神功击败之。浙东贼首袁晁攻剽郡县，浙东大乱，光弼分兵除讨之，克定江左，人心乃安。”按《旧唐书•肃宗纪》:上元二年五月，“李光弼米朝，进位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淮南、山南东道五道行营节度，镇临淮。”临淮即泗州，可知“李光弼径赴徐州”在上元二年 (791 )五月。

《新唐书•李光弼传》:“光弼入朝,……未几，复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知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五道节度行营事，镇泗州，帝为赋诗以饯。朝义乘邙山之捷进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舆疾就道，……遂疾驱入徐州。”

《新唐书•肃宗纪》:上元二年，“五月庚子，李光弼为河南道副元帅。”可知光弼“遂疾驱入徐州”在上元二年五月。此与《旧唐书》所载时间相符。

《通鉴》唐纪38则云:上元二年五月，“复以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八月“李光弼赴河南行营”。宝应元年五月“史朝义自围宋州数月，城中食尽，将陷, 剌史李岑不知所为。……李光弼至临淮，遂径趋徐州。使兖郓节度田神功使进击朝义,大破之。”

上录两《唐书》于李光弼山镇临淮进军徐州之时间完全相同，皆为上元二年五月，似《通鉴》载为宝应元年(762)五月，相距一年，案《通鉴》宝应元年五月所纪，乃田神功破宋州之时，因追叙“史思明自围宋州数月”之事，包括光弼“径趋徐州”，原非本月内事。光弼以上元二年五月受命“出镇临滩" ,八月即已至军营，决非受命后一年，方去临淮，趋徐州。因而，李光弼进军徐州“云骑绕彭城”应在上元二年秋。李白投军在此之际，病还金陵作《十九韵》当在秋间。

“新说”认为李光弼的“出镇临淮”并非是“出征东南”，“仅是赴任”; 李光弼五六月抵临淮，李白作《十九韵》的时间在秋末，李白“闻”李光弼“出镇临淮”的时间“当在八月以后”，“时间上大相径庭”，而况八月李光弼已移军河南行营;且李白诗所云“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是李白自己的赴军路线，而李白在江南“无论赴中原或赴临淮”，其路线都不可能是“东南"^③,如此诸般，或曲为之说，或属误解。正如“新说”所说，临淮于长安“大致方向是正东偏南”，则“出镇临淮”当然可以说“出征东南”。两《唐书•李光弼传》载，李光弼将出镇临淮之时，正值史朝义寇申光十三州，光弼“舆疾就道”，“径赴徐州以镇之”，可见光弼“出镇临滩”便是“出征”，至于“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之“东南征”是“李白自己从军路线”一说，则是“新说”的误解。所滑“东南征”，正是指诗题中的“出征东南”，是指李白赴李光弼的“东南征”。李白说自己因病半道而还，无法赴李光弼之“东南征”，并非李白自己的“东南征”。

再说，《十九韵》云:“太尉仗旄钺，云骑绕彭城。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函谷绝飞鸣，武关拥连营。意在斩巨鳌，何论脍长鲸”，此即题中“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云骑绕彭城”之后数句显然是写在彭城一带的军事行动，并非如“新说”之谓东省征浙东袁晁。“恨无左车略……将期报恩荣”，此即题中“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此即题中“半道病还”，说“无因东南征”，正说明“云骑绕彭城……”就是李光弼的“出征东南”。“长吁别吴京，金陵遇太守……”，即题中“留别金陵崔侍御”。

李白《上陽臺帖》

現藏故宮博物院

如此，则李白之《十九韵》实作于上元二年秋间，并非如“新说”所谓作于宝应元年秋。因而，李白依当涂李阳冰作《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亦当在上元二年“严风起前楹”“霜落牛渚清”的秋冬之交。

“新说”又从上元二年以后李白的行踪来考察，认为《十九韵》“亦不可能作于上元二年秋”。因为“上元二年春，李白由豫章至寻阳，嗣后由寻阳沿江下，经长风沙至金陵”时令已在夏初之后，依李白上元二年秋离开金陵往当涂依李阳冰之旧说，李白“在金陵至多只待了夏秋两个节令”，“可是李白此期明明有春天作于金陵的诗”，“李白不可能离开金陵后第二年春天再返回金陵写此诗”^④。

说得如此肯定，依据却只有一条，就是李白的《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说此诗只能作于上元二年春。此说非矣。李白有《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诗，云“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此诗作于安史乱起白南奔避难之时无疑。而李自送妻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正是往庐山屏风叠的，诗云:“一往屏风叠，乘鸾著玉鞭”。这便是赠王判官的“居庐山屏风壶”。则李白《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诗当是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风扫石楠花”的春夏所作，非“新说”之谓流夜郎赦还时于上元二年春在寻阳上庐山作。上元二年春李白已在金陵，有李白《江且赠窦长史》“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可证。王琦注云:“长风沙，在受庆府东六十里。”李白于乾元元年 (758 )始流放，赦还至长风沙已及三年，当是上元元年(760)。安庆距金陵不过数百里顺水路程，上元二年春李白无疑是能抵金陵的，何况前文已证知李白确于上元二年秋因赴李光粥“东南征”半道病还离开金陵。因而，李白赦还至金陵春天之作无疑在上元二年春。

上元二年春，李白在当涂作有《游谢氏山亭》诗。“新说” 指“再欢天地清”为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平定^⑤。误。“新说” 不顾“再”字，实是疏忽。既言“再欢天地清”，前必已曾有过“天地清”之事。考李自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诗云: “回與入咸京，席卷六合通。”“六合通”正是“天地清”的同义语，指至德二载(759)九十月两京克复。上元元年十一.月，扬州长史刘展反，平卢兵马使田神功讨之，上元二年正月，“李藏用击破之，余党皆平。”^⑥李白《饯李副使藏用移军广陵序》云:“一扫瓦解，洗清全吴。可谓万里长城，横断楚塞。”此为“再欢天地清”。于此可见《游谢氏山亭》当作于上元二年春。虽然上文我们已证知李白上元二年春尚在金陵，但金陵去当涂甚近，未尚不可在金陵时去当涂，或赦还经当涂时。

“新说”又据李白《宣州送刘副使入秦》诗，上元二年初冬尚在宣城，不可能倒转时间于同一年的秋冬之交又去当涂依李阳冰^⑦。是故生枝节，事实上两地相近，这在时间上并无矛盾。

至于《草书歌行》，前人须以为非太白诗，译有“湖南七郡”语，“新说”因以为“这阐是李白直至广德二年尚在世的一条佐证"^⑧。《李白集校注》“评笺”云:谓广德二年始置湖南节度使，此又过泥，湖南犹江南、岭南，形之于诗者非必作为行政区城。“新说”不过是附会“李白非卒于宝应元年“之说。

三、综上所述，“新说”持以为李白卒于广德元年或广德二年之论的依据都是不确实的，其结论也是错误的，旧说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比较可靠。诚然，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确甚可疑，“新说”辩之为伪^⑨确有深见，但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享年六十二之据并非仅此一端。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说的“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虽然不是李白死日，但其时李白“病亟”，当是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了。且从李阳冰作序的十一月乙酉(初十)到岁终将近两月，故旧说推论其卒于本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云“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左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生李公新墓碑并序》也说“代宗之初，搜罗俊逸，拜公左拾遗。制下于彤庭，礼降于玄壤，生不及禄，没而称官”。李白在“代宗登极”“代宗之初”被拜为左拾遗当实有其事。那么李白被拜为左拾遗在何时呢?考《旧唐书﹡代宗纪》:“宝应元年五月……故庶人皇后王氏，故庶人太子瑛、鄂王瑶、荣王琚并宣复封号，棣王琰、永王璘并与昭雪。”又，《全唐文》卷四九唐代宗《即位赦文》云:“故赦人皇后王氏，故庶人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宜并复封号。棣王琰、永王璘及应安禄山诖误反状人等并宜诏雪。”白因入李王幕兵败以反叛罪被因，旋又长流夜郎，永王尚被昭雪，何况仅是协从的幕僚！《即位救文》又云:“其有明于政理，博综典故，文可经邦，谋能制胜，及学悌力田，诸州刺史并宣搜扬闻荐，投匦者不须勘以停处姓名，务招直言，以副朕意。”由此可见，代宋宝应元年即位之初确有“广拔淹瘁”“搜罗俊逸”之举。因之，李白在“代宗之初”被拜为左拾遣，但“闻命之后，君亦逝矣，”可见李白“病亟”在宝应元年十一月之后便以六十二岁之寿与世长辞了。“新说”强以为李白被拜为左拾遗即《新唐书﹡代宗纪》所载“广德二年正月丙午，诏举堪御史、谏官、刺史、县令者”，并特别强调诏举谏官^⑩，似乎觉得诏举谏官正与李白被拜为左拾遗合。但是，代宗《即位赦文》之“明于政理，博综典坟，文可经邦，谋能制胜”，难道不能包括谏官之才么?李自因永王获罪，因此永王被昭雪是李白被拜为左拾遗的前提。永王的被昭雪在代宗登极的次月，而李白被拜为左拾遗何以直至广德二年，而不在永王被昭雪并明令“搜扬闻荐”人才之时?况且刘碍范碑都认定李白拜为左拾遗在“代宗登极”“代宗之初”，如果是在广德二年，代宗已即位三年两易年号，岂可言“登极”、“之初”!

最后还要说到的是魏颢的《李翰林集序》和曾巩的《李太白文集后序》，序云: “经乱后，白章句荡尽，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一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白未绝笔，吾其再刊。”“新说”认为“至少两年方可称‘累年’”。但古人记年在通常情况下并不以周年，颢于上元二年得李白诗文，到宝应元年已跨两个年头，也可称“累年”，其时李白未卒或已卒尚未闻于颢，故曰“白未绝笔，吾其再刊”。可见“新说”据颢序指李白“广德年间还活在世间”是不可靠的。

《李太白文集后序》称:“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新说”谓“四”必有讹误^⑪，是也。但决不能径自改为“白过之，是时宝应元年。”^⑫是以附会李白卒于广德二年之论，强加于曾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