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三）
王建華：陜甘寧邊區的新文字運動——以延安縣冬學爲中心（三）
王建华：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三）
三、新文字冬学“三步”曲
新文字冬学主要由边区教育厅三科和各县三科直接负责,另成立由地方主要领导参加的冬学委员会,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即为冬学委员会委员。动员工作主要由各群众团体负责,即青救会动员少先队,大队部动员自卫军,工会动员工人,妇联动员妇女。[40]为解决新文字教员紧缺问题,1940年,新文字协会从陕北公学和女子大学等院校抽调一批男女学员,“在延安新市场北山坡上边区政府的部分窑洞里”办起了新文字教员训练班,由吴玉章、徐特立等亲自授课。训练班结束后,学员随即被分配到延安市、县乡村,担任新文字冬学教员。边区新文字冬学经历了三个阶段:
1.初步试验, 成效显著
1940年,新文字冬学在延安市、县试办,边区教育厅 分派新文字冬学工作辅导团到两地指导工作。
在延安市,两个月的新文字冬学,上课不到一百二十钟点, “但参加冬学学生,一般说, 把新文字完全学会了”,这种成绩是汉字冬学绝对办不到的。[41]在延安县,冬学虽开学十几天,但学生进步很快,“学会字母者,每处至少有十五名以上”,能拼音者,每处有七八名。[42]学生从冬学毕业,需要经过考试, 会读会写的算甲等,会写但写得慢,间有错误的算乙等,会拼写单字,但不能使用的算丙等,在这个程度以下的算丁等。延安县参加考试学生1563人（其中女生224人）,得甲等分数的561人,乙等的219人,丙等的462人,丁等的321人。[43]与汉字扫盲相比,延安市、县新文字冬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认为是“消灭文盲的空前伟绩,证明了新文字行得通,真正是大众所欢迎的,容易学的文字,确实是消灭文盲的有力工具。”[44]
为展示新文字冬学的成绩,边区新文字协会举办了延安市、县新文字冬学成绩展览会。这一活动在中共领导人的题词中达到高潮,毛泽东为新文字运动的题词是“努力推行, 愈广愈好”;朱德的题词是“大家适用的新文字, 努力推行到全国去”。[45]《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冬天是战斗的季节, 也是学习的季节, 我们准备着战斗,我们也要准备学习”。[46]为推动新文字运动的全面开展,1940年11月22日,新文字协会在延安县政府所在地———川口, 出版了《新文字报（SinWenzBao）》,每周一期, 发行700 -800份。[47]与此同时,各地还出版了《大家看》、《新文字课本》、《新文字讲话》等读物,以配合新文字教学。
2.全面推广、暴露问题
1941年,边区政府决定在三边、陇东、关中、绥德等四个分区及包括延安县在内的直属九县推广新文字。为解决教员紧缺问题,新文字协会在教员训练班的基础上创办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吴玉章兼任校长,学校共有教员、职工14人,学员100多人。显然,相对边区一百多万人口而言,新文字干部学校培养的教员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新文字干部学校从高级班抽出38名学员,组成13个工作辅导小组, 分赴推行新文字的市县举办新文字教员训练班。[48]
为贯彻边区政府指示,延安县计划成立41处冬学,其中新文字冬学39处,计划动员男生1120人,女生175人,共计1295人。[49]由于上学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 加之可能成为“公家人”的顾虑,动员过程中,大部分群众不愿入学。丰富区四乡左联生藉口公粮重,“连家躲避到柳林区”。川口区二乡罗家沟姬姓的儿子逃跑, 经再三解释才回来。三乡杨富贵听到动员学生即逃走, 后因怕妻子入学才到校, 八乡两名男子逃跑,动员干部要把其家人送区府,才到校。牡丹区二乡左旺成的媳妇“怀中装着小枕头, 假装肚子大了”。乌阳区二乡史海才、张文财的妻子逃走了,一乡姜有喜的媳妇假装有病。川口区六乡跑了一名妇女干部,七乡跑了一名妇女,八乡的妇女主任也跑了。[50]为躲避入学, 哭、叫、吵、偷跑、装聋、装哑、装病的都有。[51]对此,边区教育厅认为,在动员工作中,说服当然是好的,但如果不给以强迫,是“不易完成计划的”。⑥[52]
1942年初,边区教育厅召开新文字冬学总结大会,在已统计的12 市县新文字冬学中,创办了215处（男）冬学,学生5091人;23处女冬学,学生621人。考试成绩最好者为志丹县与延安市，[53]毕业者占参加毕业考试人数的50%,最差者为延川与庆阳两县,毕业者占12%-15%。[54]就延安县而言,参加新文字考试814人(男生677人, 女生137人),其中参加第一班毕业考试的375人,毕业216人;参加第二班测验的306人,及格127人;参加第三班测验的133人, 及格65人。[55]
如何看待新文字冬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有着批评与自我批评光荣传统的中共各级领导更多地从干部队伍与冬学教师身上寻找“病因”。在边区冬委会、教育厅与新文字冬学辅导团看来, 1941年冬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地方干部领导不力,工作热情不够。冬学开始后, 干部（尤其区乡级的）把冬学工作放在次要位置,对冬学工作的照顾较少,使冬学工作受到损失。[56]根据1941年12月延安县金盆区五乡新文字冬学的调查材料,“冬学开学了,可是忘记了成立冬学委员会”,过了1个多月,区教育助理员才“补行成立”由乡长、指导员、连长、文化主任、妇女主任、工会主任等7人组成的冬委会。[57]
另据新文字冬学辅导团延安县工作组的报告，除三科科长外,县级干部从不过问新文字和冬学工作。在区乡, 除了教育助理员,干部都不认识新文字（教育助理员也不使用新文字）。由于“新文字有自上而下的提倡和自下而上的汹涌推行”,对新文字说怪话的是很难听到了,但他们对冬学工作的态度是例行公事, 比起对征粮工作的热情来是差得太远了。延安县的问题, 在边区是普遍现象。在延长县,部分区乡干部将冬学工作完全推给青救会。[58]在延川县,征粮工作与冬学工作没有很好的配合,干部对冬学关心不够,有的乡长“竟连本乡有冬学多少处也不知道”。[59]
其次,教员素质低,多是放下镢头的农民。1941年5月28日,延安县政府给各区下发了做好冬学教员培训工作的指示信,要求尽早调查、研究、准备受训人员。6月25日,在区长联席会上又详细布置了这一工作,确定了82人的动员计划, 分配了各区动员的数目,限5日内一律动员入训练班。[60]遗憾的是,由于这一时期政府动员工作太多,受训人员的入学受到影响。原计划7月1日开学,只到了十七八人,推至7月10日, 也只到了30多人。7月15日, 训练班开学,又有21人(男13人,女8人)因年龄太小、残废或有病不能学习被退回。受训人数没有完成动员计划,直接影响了学员的毕业标准,那就是降低毕业门槛,满足新文字教员的需求。据冬学教员训练班4个月的工作总结,男生考试成绩60分以上,女生55分以上,就达到毕业要求。据此,60名学生（男52名, 女8名）全部毕业。[61]
仅仅在训练班学习4个月的教员,教学效果可想而知。据新文字冬学辅导团介绍,此次冬学教员都是老百姓,部分教员对于所教内容还不太清楚,哪里能谈得上教学经验。虽然训练班曾讲过一些新文字教授法,但这是非常不够的,许多教员都不知怎样诱导学生把握字母和拼音的特点,往往只知道“拿着书本死念”。[62]在延安市裴庄,新文字女教员张九如是一位家庭妇女,刚从延安市冬训班毕业,在学生面前沉静寡笑,有时学生发问,“也会使她脸红起来,显然有些镇不住台子”。[63]总结冬学工作,延安县政府坦言,冬学教员“全是由农村中提拔起来的,他们有的做过工作,有的根本是刚放下镢头的农民,有的去年念过冬学,或者认识几个汉字, 有的根本就是文盲”。[64]
最后,学生负担重,经费没保证。据新文字冬学辅导团报告,1941年,延安县冬学教员的津贴是每月2元,女教员另有特别费2.5元,伙食不规定,吃多少算多少,以校为单位,每月办公费4元,以上三项均由各校学生负担。[65]冬学期间,边区通货膨胀,物价高涨,[66] 累计各种费用,一个学生“多者负担300余元,少者150元”。[67]当年,边区一般工人月工资在120元左右。作为高收入群体的木工,每月最高也只能拿到240元,学徒则为50 -150元。[68]显然,过重的经济负担成为学生不愿入校的理由,据延安县1941年10、11月份工作报告,“大部分群众不愿入校,并说负担太重, 无力能念”。[69]总结冬学经费存在的问题,边区教育厅认为冬学经费还未做到完全由县政府统筹统支,有些地方,自筹自用,甚至发生教员“随便带走吃不完的粮食和用不了的东西”,引起群众不满。[70]
3.试点整改陷入困境
1942年8月,边区教育厅召集西北局、新文字协会、新文字干部学校、新文字报社、新文字丛书编辑委员会等有关单位举行新文字座谈会,讨论怎样办1942年的冬学和推行新文字。[71]在听取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边区教育厅提出,冬学一定要把握少而精的原则,反对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形式主义。分区和直属各县开办新文字或汉字冬学,均由各地视具体情况决定。入学标准应是年龄在15至30岁之间、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家庭有两个劳动力并足以维持生活者（妇女无小孩连累）。同时，要以说服劝导的方式动员学生上学。新文字冬学教员必须要由初小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20至45岁之间,具有一定社会经验者担任。校址要设在人口比较集中、有足够校舍与校具的地方。冬学经费要在县教育经费内开支,如因经费困难需另行筹措时, 必须全县或全区统一筹募。[72]
10月,边区教育厅决定,本年新文字冬学“以延安县为中心,教育厅直接派员至该县各区办理。”[73]教员由教育厅调新干校学生20人担任,据载,“都是40年在延安县教过新文字冬学和41年在边区各县办过新文字教员训练班的同志”,新文字冬学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冬学经费由县政府统一拨给, 力避从学生家中筹募, 学校办公费由政府发给实物,教员待遇“约同于中心小学教员，每月发粮1斗5升,津贴4元,菜金30元”。为加强对延安县冬学工作的指导,新文字冬学辅导团将全县划为6个辅导区,并制定了详细的辅导计划。[74]10月16日,延安县冬学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讨论通过区乡冬委会的组成及其任务等相关事宜。[75]从提高冬学质量出发, 1942年,延安县计划开办13 处新文字冬学,其中女冬学1处,每处招收学生40名,计520名。[76]
遵循边区教育厅“只有做到民众自愿的上冬学,冬学才能办好”的指示,动员开始阶段极少采用强迫动员的方式,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学生动员不来。随后,动员过程中还是发生了强迫现象:在川口区五乡,有学生家长不愿送自己儿子入学（他的儿子自己愿意去）,且大骂去动员的区工作人员,干部“当即用绳捆其手臂,意在加以威吓, 后该学生家长自己带绳跑到县上,经解释后,又将学生送到学校”。[77]女校一学生“在被确定名单后即是病非病的睡下”,区乡干部直接动员自卫军4人把她搬上担架,抬至数里后,家长跑到区政府,才暂时免其到校。在姚店区, 有个学生是两个自卫军送到学校的,其他两三次动员不到的,即“以物资处罚仍须到校”相威吓。[78]
因动员学生的困难,延安县没有一处冬学按原定日期开学或上课。11月28日,检查学生数,各区到校265名,其中女生18名。此后,继续动员,又陆续增至338名。[79]冬学开始后,学生流失现象严重。即便在高茆湾、白家牙、二十里堡等几处较好的冬学,对不到校的学生采用了强制手段,如“批评、斗争、罪（罚）木炭五斤、十斤…… ”,“罪（罚）灯油一斤、二斤…… ”,仍不能阻止“学生的逃跑”,而且“在两个月的学习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因而,学期终了, 学生留恋学校的情绪没有表示出来一点,且多数学生要求早日放假。
1942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提出边区政府工作应从根据地实际情况与抗战救国的大环境出发。就教育工作而言,为革命和战争服务的教育,“必须以干部教育为主, 国民教育为辅”。[80]贯彻高干会精神,边区教育厅一面把工作重心转向干部教育,一面开始总结抗战以来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以克服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倾向。[81]鉴于新文字运动收效甚微,1943年边区教育厅全面终止了新文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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