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百年汉字屈辱史（四）

龔鵬程：百年漢字屈辱史（四）

龚鹏程：百年汉字屈辱史（四）

四、欧洲对汉字的排斥、吸收、误解与恐惧

从整体上看，注重分析和描述语言符号之结构，是20世纪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普遍倾向，形成结构主义的思潮。对此思潮或现代语言学，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John Lyons)概括为五大特点：(1)承认口头语言的优先地位;(2)采用非规范性的描述方法;(3)承认共时研究的优先地位;(4)承认语言与言语的区分;(5)接受结构主义的观点，把语言看成一个关系的系统，而系统成员(声音、词语等)没有独立之关系与意义。

第一点，指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开始，即只重视语言，视文字为纪录语言的工具：「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表现前者。」基于这个理由，现代语言学并不研究文字。就算研究，也仅限于表音文字体系。

索绪尔从能指的角度，讨论了文字系统的一些重要特征：

(1) 文字的符号是任意的，例如字母t和它所表示的声音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2) 字母的价值纯粹是消极的和表示差别的，例如同一个人可以把t写成好些变体，但在他的笔下，这个符号不能跟l、d等等相混。

(3) 文字的价值只靠它们在某一个由一定数目的字母构成的系统中互相对立而起作用。因为书写符号是任意的，它的形式并不重要，或者毋宁说，只在系统所规定的限度内才是重要的。

(4)文字符号是怎样产生的，这完全无关轻重，因为它们与系统没有关系。人们把字母写成白的或黑的，凹的或凸的，用钢笔还是用凿子，对它们的意义来说并不重要。⏤⏤所以，文字，依他看，没任何特殊之处。

其他几点，均与这一点相关，尤以第五点为要，因为这是过去的语言研究中所缺少的。

所谓「关系」是指索绪尔的横组合与纵聚合这两个概念。虽然传统语言学里也有相应的范畴，如词性分类和语法结构，但现代语言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坚持语言成分没有独立于相互关系的意义。亦即：语言中的每一个分子，它的身分必须由其他相关的成分来界定。犹如我们只有先搞清楚这一颜色与其他颜色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把握它们的意义。所以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与某一非语言的实体相对应，而在于它和同一系统中其他成分的关系如何。

这种结构语言学的特殊识见，就是其所以名为结构语言学的原因。语言学之功能，便是分析语言之结构、说明每一成分在该结构中之关系。

但是，语言系统是语言学研究的产物，非母语使用者本人的意识所能及。在具体使用语言时，讲话者的主观意识并不把语言当做一个符号系统。如一个讲汉语的人在实际会话中用「桌子」这个词语时，该词并不是以语言系统中的某一成分出现在话语中，说话者只知道自己和他所认识的其他人曾经在类似的真实生活情境中使用过这一词语。

语言符号的意义与外在事物和状态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中国文字中更为明显。例如汉字中「象」这个字，一般指称耳朵大、鼻子长、有一对长大门牙伸出口外的动物。如果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论，概念的形成跟语言之外的物体没有关系，该字或词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它不是「虎」，不是「鹿」，也不是「马」等等;而且，象到底是什么，还须由语言系统来决定。这种说法，显然与汉字的发生情形不符，中国会觉得你神经病。

同样的，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并无必然之关系，因此他才会说符号是任意的，字母t与它所表达的声音之间并无任何关系。拼音或许确是如此，汉字却不。不仅象形、指事、会意之符号，能指与所指颇见关联，形声字之声符亦多兼意。

也就是说，汉字本身就是对索绪尔理论最有批判性的材料。当代解构主义者德希达在反对索绪尔及整个现代语言科学时，便注意到了笛卡儿、莱布尼兹等人当年借鉴汉字所发起的哲学运动。

据德希达说：由笛卡儿倡导，经A.基歇尔(Athanase Kircher)、J.威尔金斯(John Wilkins)、莱布尼兹等人草拟的「关于文字和普遍语言、关于万能沟通手段(pasilalie)、多用文字(polygraphie)、通用思想符号(pasigraphie)的所有哲学计划」，鼓励人们由当时新发现的汉字中设想一种西方历史上没有的哲学语言模式。

这是汉字对莱布尼兹的影响。在他看来，汉字与发音分离，使它更适合哲学研究。而莱布尼兹的想法又是受到笛卡儿之启发。笛卡儿曾设想：「若出版一本涉及所有语言的大辞典，并给每个词确定一个对应于意义而不是对应于音节的符号，比如，用同一个符号表示aimer、amare和　(这三个词均表示「爱」)，那么，有这本辞典并懂得文法的人，就可以通过符号而将那些文字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又说：「如果发现了这一秘密，我敢肯定，要不了多久，这种语言就会传遍全球。许多人会愿意花上五、六天时间学会这门能与所有人沟通的语言」。

这个秘密，在中国一点儿都不稀奇，每个人都知道：因各地方言太多，语言无法沟通，所以才要「书同文」。一旦写下来，就可让说任何话的人看得懂。这么浅显的道理，在欧洲却是个从来无人想到的秘密。笛卡儿触探到了这个秘密，莱布尼兹再由汉字之启发，才能设想到这种「通用字符」的办法。

莱布尼兹认为：「普通文字，可以节省我们必须节俭使用的记忆与想象。……也显露了它可将符号留在书本上，以便有暇时再加以琢磨的秘密;而且，它使我们在推理时不费多大力气。它用符号代替事物，以便使想象力安定下来。」

所谓普遍文字或通用字符的模型就是汉字，莱布尼兹渴望从汉字中借用其独立性。因为他相信汉字具有非表音性质。汉字似乎是「聋子创造的」，故可独立于语言之外，他说：「语言是通过发音提供思想符号。文字是通过纸上的永久笔划提供思想符号。后者不必与发音相关连。从汉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又说：「也许有些人工语言完全出自于选择并且是完全任意的。我们相信，中文就是如此」。

在致白晋(Bouvet)神父的信(1703年)中，他更把埃及的、通俗的、感性的隐喻性文字，与中国的、哲学的、理性文字区分开来：「汉字也许更具有哲学特点，且似乎基于更多的理性考虑，它是由数、秩序和关系决定的。故只存在不与某种物体相似的孤零零的笔划」。

对于莱布尼兹的话，德希达并不完全同意，因为他所要批判的，是整个欧洲文化中内含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因此他更要由索绪尔及现代语言学上溯黑格尔、卢梭、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等，做整体批判。故他认为莱布尼兹之论并不彻底：「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人种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与西方历史相关联。在莱布尼兹为传播普遍文字论而谈到逻各斯中心主义时，中文模式反而明显地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

莱布尼兹的汉字观，当然颇多错误，不足据以为典要。但在打破欧洲中心论，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在场形上学、白人人种中心主义、现代语言科学霸权等等的意义上，却是值得重视的。德希达称述之，其作用亦在此。

莱布尼兹对汉字的误解，最明显的，就是说汉字与声音无关。其实汉字并非完全与声音脱离，形声、转注、假借均与声音有关，声义是结合的。莱布尼兹只从字形上去认识，自多误说，故德希达也批评他是「汉字的偏见」。而声义有关这个特点，在德希达手上，就发挥得更有批判力。

德希达针对拼音化的问题说：许多人以为拼音化是一种进化的历程，没有文字能摆脱此一进程，可是实际上根本没这回事儿。因为连所谓「拼音」这个概念都是虚构的。他说：

由于结构上或本质上的原因，纯表音文字是不可能的，而且它从未彻底减少非表音文字。尽管表音文字与非表音文字的区分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但相对于协同性和基本联觉(synesthésie)而言，这种区分只是派生的东西。不仅音标拼词法不可能是全能的，而且它早就开始损害无声的「能指」。「表音」与「非表音」决非某些文字系统的纯粹性质，在所有一般指称系统中，它们是或多或少起支配作用的典型概念的抽象特征。它们的重要性很少取决于量的分配，而更多地取决于它们的构造。譬如楔形文字既是表意文字又是表音文字。我们的确不能将每种书写符号能指归于某一类别，因为楔形文字代码交替使用两种两个声区(registres)。事实上，每种书写符号都有双重价值，即：表意价值与表音价值。它的表音价值可能简单也可能复杂。同一种能指可以有一种或多种表音价值，它可以是同音也可以是多音。

由于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完全没弄明白这些道理，所以德希达总结说：「索绪尔将语言系统与表音文字(甚至与拼音文字)系统相对照，就像把它与文字的目标相对照一样。这种目的论，会把非表音方式在文字中的现象解释成暂时的危机和中途的变故。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西方人种中心主义，视为前数学的蒙昧主义，视为预成论的直觉主义。」

透过德希达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欧洲中心主义者的语言观，除了蒙昧及人种中心使然外，更深沉的，乃是对文字的恐惧。

语音或语言，在他们的论述中，是那么崇高，文字只能从属于它。可是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要大声疾呼，强调语音语言，正因他们觉得人们已不重视语言了，语言已经被文字吃掉了或压掉了。所以卢梭说：「文字不过是语言的再现;但奇怪的是，人们热衷于确定印象而不是确定对象」。索绪尔则感叹：「文字与文字所再现的言语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文字最终篡夺了主导地位」。

于是索绪尔才设想声音与意义之联结应该是最自然的纽带，然后说这种自然的关系往往被文字颠倒了：「我们觉得，词语的文字图画是持久、稳固的东西，比声音更适合于构成语言在时间中的统一性;它远比自然纽带，即声音纽带更容易把握」「文字图画通过牺牲声音而最终将自身强加给它们……自然关系被颠倒了」。

索绪尔他们的作法，就是想重振语音语言之声威，把一般人们认为文字比语言更重要之观念，再颠倒过来。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