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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我的老师钱穆先生

文字研究 2022-06-27

齊邦媛:我的老師錢穆先生

齐邦媛:我的老师钱穆先生



01 我与钱穆先生

 

有一次,在陈述编书理想时,我终于有勇气面对钱穆先生这个人,而不是他“国学大师”的盛名。他面容温和,倾听人说话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沉思的宁静。也是一种鼓励。

 

那时之前,我原是为公事去爬素书楼的石阶,送稿、送书、请益,去得很勤。之后,钱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潜老师的学生,谈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乐山为武大讲学之事。

 

我告诉他,我听学长们谈到,清晨持火把去礼堂上他的课的情景。因此,有时钱先生也留我坐谈当年事。

 

没有公事时,逢年过节和他寿诞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离开素书楼。



十八年间我在那石阶上下近百次,阶旁两排枫树长得很高了。一九八五年我车祸住院时,钱师母去看我,说老师很惦念。一年后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阶时,才看到路旁小沟里积满了台湾少见的红枫叶。

 

那些年,钱先生的眼睛已渐渐不能看书了。

 

和钱先生真正谈得上话以后,虽然时时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严,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熙,也许我没有历史学问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过的界限。

 

当他问我坊间有什么新书时,我有时会以外文系的知识,冒冒失失、糊里胡涂地带给他馆里出版的书,也买些坊间话题论著,如柏杨的书,送给他。

 

我回台大之后,也常与他谈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书,譬如最早先用《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时学生的反应,谈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寻》。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钱先生感到相当“有趣”(他的无锡发音至今难忘)。

其实,一九八三年他亲自赠我的《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书中,钱先生回忆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独居小楼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国史大纲》,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

 

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的孤独,情境大不相同。


02 历史动荡中的文人

 

当然,1975年后,钱先生面对种种变局,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以史学家的心情观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终于失望的是一个安定的中国。

 

《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该书《引论》说:

 

“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


此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有捍卫华夏文化的担当。

 

我不敢进入史学范畴,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社会变局的反应,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以及高中《中国文化史》的新编,每件事都是新闻的焦点。

 

在那一段时期,我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的双重责任,随时有去住“保安大饭店”的可能,幸好生长在我那样的家庭,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说,你当了这么芝麻大的官,却惹上了天天上报的麻烦,必须记住文告里指示的,应当时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爸爸以前曾说:“我这个女儿胆子小,经常“处变大惊”。

 

想不到,1970年代的国立编译馆竟是我的“壮胆研究所”。其实,舆论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间希望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大学时代《国史大纲》曾是我们的教科书,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

近日知《国史大纲》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果真如此,书中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要求:

 

“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对国家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吧。

 

如今回忆近二十年,隔着小方桌,听钱先生说话,如同他的《引论》,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变局中,对中国文化重作剖析。

 

钱先生说话有时平静,有时激昂愤慨,在座有时仅我一人,有时和钱师母三个人。他的无锡话多半围绕着这个心思意念,并不难懂。

 

我记得后来一次谈到中国现代化转折对文化人的打击。钱先生说,那场动荡结束后,五十岁左右的人仍会保存一些国粹,他们有说话的一天,中国文化仍有延续的希望。

 

那些年钱先生也常谈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对变动政局的态度。谈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平津,还乡者几乎行李尚未安顿,战祸又起,人心惶惶。

 

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样,亦不知何去何从。

钱先生回到无锡家乡,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学,教中国思想史等课,兼任文学院长。

 

他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当时:

 

“学校风潮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

 

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慢步,心忧家国,以五彩笔纂集庄子各家注,于一九五一年出版《庄子纂笺》。后来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

03 失望并不绝望

 

1950年钱先生由广州去香港,与友人创办新亚学院(”必记本“注:港中大前身),最早只有数十个学生,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人,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文中谈当年简陋艰困的情况和师生的“患难之交”,他对老师重要的著作和做学问开放的态度有扼要的见解。

 

1970年钱先生迁居台北,政府礼遇学人,助其在阳明山管理局宾馆预定地上建一小楼,名“素书楼”,可以安居,讲学著述,颐养天年。

 

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晚年“归”来定居的台湾竟也到了没有温情与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岁的高龄,1990年6月底,为尊严,仓皇地搬出了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落脚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两个月后逝世。

 

当年的继任者,没有意愿维护前任对归来学人的礼遇,举国将一代大儒扫地出门的莽撞无识,其不尊重学术的景况,为台湾悲。

十二年后,2002年3月,台北市长主持开启“钱穆故居”典礼,将它开放作为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阶整整三十年,如今脚步何等沉重。

 

石阶上的院子搭了一个小篷子,典礼下午开始时春雨下得丰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场面相当凌乱。我进去后,在后排找到个可以不被人发现的位子,可以听听,仔细想想这三十年间事,钱师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

 

当初议会叫嚣收回市产的时候,仍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前往素书楼探视,且为他整理、校订旧作。

 

钱先生问他们:“这些人急着要这房子做什么?”他们说:“要做纪念馆。”他说:“我活着不让我住,死了纪念我什么?”

 

余英时追悼钱先生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


“未学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他苦学自修的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了。”

 

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身外,厚道的说法。

 

钱先生自十六岁(1910年)读到梁启超《中国前途乏希望与国民责任》,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一生研究历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

 

余英时说:

 

“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

 

我初见钱先生的时候,已是他的红叶阶段,深秋季节,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色转为一种祥和的绮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了。他八十岁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农场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

 

“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

此文后与《师友杂忆》合集,充满了家人、友情温暖的回忆,也充满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乱世,颠沛聚散的感叹:

 

“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也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钱穆先生说的话。

 



04 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

 

我近年迁居,目前的书房正壁上挂着一幅钱先生赠我的墨宝,录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绝句五首,开始一首即说出他在外双溪定居的隐逸心情:

 

“开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楼中人兀然,鸟雀时来往。”

 

署名“丙辰重九钱穆时年八十有二”。那时他视力已差。这幅字更是珍贵。在它对面墙上,挂着庄灵所摄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阔叶树,上面的枝叶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错的山岩上——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钱先生为什么愿意与我谈话?

 

他是学术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著述,到台湾后又着手《朱子新学案》、《古史地理论丛》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贤、何泽恒等协助校阅。

 

他与我谈话,从不论及更学研究,但谈人生,如他在《八十忆双亲》书中说:

 

“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柠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一书。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

 

由读诗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生存之道,他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不去京沪平津各校,回到家乡太湖畔读书,再由云南去香港,来台湾,至少保住了不说话,更不必丢失的尊严。

 

到台湾后应文化学院(”必记本“注:现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聘,每周两小时由学生到外双溪上课,并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生活得以安排,从未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如余英时文中说:

 

“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

 

自1990年8月30日钱先生逝世,我都念着,有生之年能写此记忆。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

齐邦媛(1924~),女,汉族,辽宁铁岭人,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6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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