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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参考》：滥用职权罪追诉时效期限的起算点应如何认定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沈某某，男，1952年9月21日出生。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2012年12月26日被取保候审。
某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沈某某犯滥用职权罪，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沈某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并免予刑事处罚。
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沈某某的行为属于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且不是必须追诉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裁定本案终止审理。
一审宣判后，某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某县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审认定事实确有错误。滥用职权罪系以危害结果为构成条件的渎职犯罪，其行为追诉时效期限应当从危害结果发生或者呈现后符合本罪构成要件之日起计算，并非以行为实施之日计算追诉时效期限。本案中，被告人沈某某滥用职权的行为虽然发生在2007年，但直至2011年9月在逃犯张某青在部队落网之日，其为被上网追逃的抢劫犯罪嫌疑人张某青“漂白”身份，致使其长期潜逃并以“合法”身份混入部队，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结果才得以发生并呈现，且随着该事件的曝光，在较大范围内弱化和降低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人民群众中的执法威信，对党和国家形象造成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上述危害结果属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具体体现，即沈某某滥用职权的行为是在2011年9月造成上述危害后果时才符合本罪构成要件的，依法应当从2011年9月起计算追诉时效期限。依法应追究沈某某的刑事责任。
某市人民检察院支持上述抗诉意见。
被告人沈某某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的抗诉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在2007年10月24日沈某某签署同意更改户籍登记时危害结果已发生，同年11月18日，张某青通过征兵政审是最后一个危害后果，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期限。本案的后果造成有多方面责任，不应由被告人一人承担。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罪犯张某青因涉嫌犯抢劫罪，于2007年9月20日被某县公安局上网追逃。同年10月，张某青的父亲张某某打算送其去当兵，因其未达到法定服兵役年龄，便以张某青户口簿在录入填报时有错为由，到村委会出具张某青出生日期录错的相关证明材料，后到公安机关办理申请更正张某青出生日期的有关事宜。同年10月24日，时任某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教导员的被告人沈某某在办理张某青的户口项目变更申请时，违反公安机关户政管理的有关规定，在张某青的《户口项目变更更正申请审批表》中“申请人签名”“监护人情况”“受理单位派出所承办人意见和签名”等项目欠缺填写，更改出生日期所必需的原始材料严重欠缺，审批程序手续不齐全的情况下，不按规定要求当事人提供张某青的《出生证》或其他有效的原始凭证，不调取张某青前入户的户籍信息档案对比核实，不派员或自行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就直接办理审批同意张某青的变更户籍信息申请。
2007年10月29日，某县公安局户政股股长刘某某（另案处理）在审批张某青更改出生日期时，在审批手续不齐全的情况下，轻信所在派出所审核把关，同意张某青更改出生日期。同年11月2日，张某青的出生日期由1991年12月7日更改为1989年12月7日，身份证号码也相应变更，变更后的出生日期和身份证号码被重新录入户政管理系统，致使张某青原网上追逃的身份证号码在全国人口信息系统中无法找到，致使张某青抢劫的犯罪事实得不到及时的追究。
被告人沈某某在任某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教导员期间，负责所在辖区征兵政审工作。2007年11月18日，沈某某在办理张某青的征兵政审工作期间，没有认真执行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征兵政治审查组织实施工作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在没有对张某青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就在张某青的《应征公民政治审查表》上签署“张某青符合征兵政审条件”的审查意见，后又在张某青的《接兵干部走访调查表》上签署“该青年无违法违纪及不良行为”的意见，致使张某青于2007年12月1日政审合格并应征入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服役至2011年9月。2011年9月，某县公安机关在“清网”行动中，经进一步核查张某青的真实身份，将其从服役的部队抓获归案。2012年8月10日，某县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张某青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潮州市中级人民认为，被告人沈某某的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人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沈某某于2007年10月24日违法行使审批权，致张某青的出生时间和身份信息于2007年11月2日被重新录入户政管理系统，使其抢劫的犯罪事实得不到及时的追究。后又于11月18日在张某青的征兵政审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出具张某青符合征兵政审条件和无违法违纪及不良行为的意见，致张某青于2007年12月1日应征入伍服兵役，至此犯罪结果发生，沈某某的行为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之日”，并由此时起算追诉时效，至2012年11月30日追诉期限届满。2012年12月26日检察机关对沈某某立案侦查时，已超过追诉时效。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审判程序合法。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审裁定。
二、主要问题
滥用职权罪作为以危害结果为条件的渎职犯罪，应如何认定追诉时效期限的起算点？
三、裁判理由
近年来，在公安机关开展的“清网行动”中，不时发现一些被通缉人员通过公安机关有关人员的渎职行为，在户口登记过程中，违反规定办理身份证，从而“漂白”了身份，给通缉工作带来巨大困难。但是此类案件中，违规办理身份证的时间和“清网行动”中发现通缉犯的时间往往相距较长，如何把握渎职罪的追诉时效期限，成为疑难问题。根据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关于“犯罪之日”的含义，司法实践中存在“犯罪成立之日”“犯罪行为实施之日”“犯罪行为发生之日”“犯罪行为完成之日”“犯罪行为停止之日”等不同理解。本案在审理中，对于如何认定被告人沈某某滥用职权的追诉时效期限，以及是否已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问题就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即公诉机关的意见是，滥用职权罪的追诉时效期限应当从危害结果发生或者呈现后，即符合构成要件之日起计算，并非以行为实施之日计算。本案中，沈某某滥用职权的行为虽然发生在2007年，但直至2011年9月在逃犯张某青在部队落网之日，沈某某滥用职权的行为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从而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从2011年9月起计算追诉时效期限，本案没有超过追诉时效期限，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第二种意见，即一、二审法院的意见是，“犯罪之日”应当理解为犯罪成立之日，即犯罪行为符合全部构成要件之日。沈某某滥用职权行为的犯罪后果，在张某青更改身份证号码后于2007年12月1日应征入伍时已全部产生，沈某某的行为在当时已经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故追诉期限应从2007年12月1日起算，本案已超过五年的追诉时效期限。
我们同意一、二审法院的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一）本案追诉期限应从沈某某滥用职权全部犯罪后果产生之日起算
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滥用职权罪属于结果犯，即除了有犯罪行为外，还应该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后果发生才构成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的规定，以危害结果为条件的渎职犯罪的追诉期限，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数个危害结果的，从最后一个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
首先，本案中需要明确被告人沈某某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2007年10月24日，沈某某签署同意张某青变更户籍信息申请；同年10月29日，同案人刘某某审批同意更改；同年11月2日，公安网上系统审批同意更改，张某青出生时间由1991年12月7日更改为1989年12月7日，后身份证号码也作了相应更改。2007年11月18日，沈某某在张某青《应征公民政治审查表》上“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审查意见”栏上签署意见，此时其犯罪行为已实施完毕。
其次，本案中需要明确被告人沈某某犯罪行为的危害结果发生时间。检察机关认为，2011年9月张某青被抓获时，沈某某渎职行为的危害后果才发生，追诉期限应从此时起算；而一、二审法院认为，县武装部出具张某青“政审合格”的意见，2007年12月1日张某青入伍之时，沈某某渎职行为的危害后果已经发生，追诉期限应从此时起算。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司法实践当中，渎职犯罪的情况复杂，渎职行为造成损害后果的情形也较为复杂，有生命损害、健康损害、物质损害等，不同的损害后果，在认定发生时间上也不尽相同。就本案而言，沈某某滥用职权造成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因为张某青原来网上追逃的身份证号码在全国人口信息系统中无法找到，致使其抢劫的犯罪事实得不到及时的追究；二是张某青于2007年12月1日应征入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如果从“漂白”身份妨害司法机关及时追究张某青刑事责任的角度来看，沈某某渎职行为的危害后果从其违反规定为张某青更改户口登记，导致张某青身份证号码被更改时就已经开始产生，到张某青应征入伍时，沈某某渎职行为的危害后果已全部产生。因为从张某青入伍之日起，司法机关查处逃犯的难度大大增加，妨害了司法机关的追逃行动，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全，此时的损害后果也可以理解为“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因此，2007年12月1日张某青入伍时，沈某某渎职行为的危害后果已经产生，其滥用职权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构成滥用职权罪，追诉期限应从该日起算。
检察机关认为沈某某滥用职权行为的犯罪后果至2011年9月张某青被抓获时才发生，实际上是混淆了刑法理论中的继续犯和状态犯的概念。继续犯也称持续犯，是指作用于同一对象的一个犯罪行为从着手实行到行为终了，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处于不间断的持续状态的犯罪，如非法拘禁罪、窝藏罪等。继续犯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行为人出于一个故意，实施一个犯罪行为。第二，犯罪行为必须持续一定的时间。第三，犯罪行为与犯罪造成的不法状态同时继续，这是继续犯重要的特征。继续犯实施的犯罪行为往往一经实施，犯罪造成的不法状态即犯罪客体遭受侵害的状态就已经形成。犯罪行为的继续，也就意味着犯罪不法状态的继续。而状态犯，是指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但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不法状态仍在继续。状态犯的典型特征是属于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先行结束、不法状态单独继续着。继续犯与状态犯，虽然都有不法状态的继续，但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继续犯的不法状态从犯罪实行时就已产生；而状态犯的不法状态产生于犯罪行为实行终了。继续犯是实行行为本身的持续，行为的持续导致不法状态也在持续，也即继续犯的行为对法益的侵犯在持续，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在持续；而状态犯发生侵害结果后，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没有持续，仅仅是犯罪的不法状态的继续。因此，刑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追诉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这是刑法对连续犯和继续犯的追诉期限所做的特殊规定。
我们认为，滥用职权罪属于状态犯，而非继续犯。滥用职权罪的犯罪行为实行终了后产生不法状态，即侵害结果，此后，侵害结果虽然一直存在，但滥用职权行为本身已经实行终了，没有持续，因此，追诉期限仍应从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的侵害结果发生之日起算，而不能以侵害结果终了之日起算。本案中，被告人沈某某违法行使审批权，致张某青的出生日期和身份信息被重新录入户政管理系统，使其抢劫的犯罪事实得不到及时的追究。后又在张某青的征兵政审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出具张某青符合征兵政审条件和无违法违纪及不良行为的意见，致张某青于2007年12月1日应征入伍服兵役等危害后果发生后。在危害后果持续期间，沈某某再没有实施其他滥用职权的行为，追诉期限应从2007年12月1日起算，之后张某青继续服兵役至2011年9月才被抓获归案，这期间是不法状态的持续，而不是犯罪行为的持续。
（二）本案属于超过追诉时效期限，应裁定中止审理
根据检察机关指控的情节，“沈某某违反公安机关户政管理制度，滥用职权，擅自办理审批他人更正出生日期业务，致使他人逃避刑事处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人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依照刑法第八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被告人沈某某犯滥用职权罪，于2007年12月1日起算追诉期限，至2012年11月30日追诉期限届满。2012年12月26日检察机关对沈某某立案侦查时，已超过追诉时效期限，且本案不是必须追诉的情形，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裁定终止审理。
综上，一、二审法院从被告人沈某某滥用职权犯罪后果产生之日起算本案的追诉时效期限，据此认定本案已超过追诉时效期限，裁定终止审理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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