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老赵电话说自己被别人告了，公安要传唤他问话时，我正带着女儿给家里新养的小猫咪打疫苗。诊室的信号不好，小猫咪又哀嚎不停，电波那头老赵的声音呜呜啦啦，时断时续，我只好告诉他，明天来事务所面谈，这会实在没时间说电话。然后把事务所地址短信发给了他。毕竟每天都会接几个陌生的咨询电话，如果是在工作时间，恰好手头又闲，还能认真解答一下，如果是在私人时间，手上又被其他琐事搅得焦头烂额，那就只能先搁置了。所以我始终首推邮件作为首选沟通方案，但沟通毕竟是双向的，两个人都习惯发邮件才可以。我改变不了他人，只能依旧每天上演着被电话微信“追杀”的剧本。大多数电话咨询都会石沉大海，了无音讯，即便你在电话中作出了详细、耐心的解答。以至于很多老律师干脆总结：不要在电话里解答问题，除非付费或上门。我承认这话有点道理，人们对于免费得到的东西总是不以为然，只会重视付出一定对价交换而来的东西。对价不一定是金钱，也可以是时间，总之要设定一定的门槛，这样反而有助于提高成交率。譬如我设定的最容易跨过的一个门槛是，给我发邮件，对于邮件传递的资料和问题，我会尽我所能给出详尽的答复，并且免费。所以，我没把老赵的来电当回事。这年头，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律师遍地是。找谁还不能咨询咨询呢？直到第二天半晌午，十点多，老赵又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到了我们写字楼下，问我在几楼办公时，我自己都还有些没缓过神儿来。面前的这个老头，虽然其貌不扬，但腿脚麻利，精神矍铄，双眼炯炯有神，不对着身份证，根本看不出已经七十多岁高龄。老赵递给我一份融资中介合同，以及一份商业会谈纪要。我大略翻看了一下，合同的内容是，由老赵出面，以中介身份，给一家企业寻找出资方。融资金额一个亿。老赵能拿到的报酬是：前期30万元于合同订立时给付，后期融资成功后，再加付融资金额的3%。有点像律师行业的风险代理合同，按这份合同走下来，老赵共计能拿到330万元。我心里默算出这个数字后，暗自咋舌，没想到对面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竟能做起来这么大的买卖。真是人不可貌相。我继续翻看着合同，从合同文本内容看，老赵做事儿非常小心，明确自己行使的是中介活动，只承担介绍、引荐、撮合相关事宜，对具体融资细节等实质性问题不承担任何责任。也就是说，只要为企业找到了资方，他的活就干完了。至于能不能贷出款来，与他无关。看到这里，我停下来问老赵：“老孙那边告你什么罪？”老赵毕竟年纪大了，人年纪一大，便会变得非常健谈，任何话都恨不能从盘古开天辟地说开去。我果断打断了他，律师咨询与医生问诊差不多，如果任由患者自我表述而不加以适当控制引导，那就什么病也看不成。果然如此，这份合同哪里都好，好得几乎挑不出毛病。但这反而是最不正常的地方。一份挑不出毛病的合同，一定是一份毫无吸引力的合同。老赵凭什么吸引别人甘愿掏出330万元，就真的为了这个一清二白无可挑剔的“中介服务”？一听说老赵的交易对手，老孙告他诈骗，我心里大概明白了七七八八。这份合同虽然名为“中介合同”，但双方心知肚明，或者至少，老孙那边认为，这完全不是西方语境下的自由贸易，而是东方语境下的请托办事儿。按合同来说，只要老赵完成了中介服务，就至少该合法拿到已经到手的前期报酬30万元；但按照请托办事儿的江湖规矩来说，事儿既然没给我办成，你老赵自然得把钱吐出来。你老赵如果不麻利把钱退出来，就别怪我老孙上手段了。问题就出在，为什么“当初老孙为什么相信老赵能办成事儿”上。借请托办事儿之名，行诈骗之实的案例，在实务中屡见不鲜。从某种程度上讲，所谓骗子与被害人，是双向奔赴的关系。如果老赵当时真是按照合同一板一眼跟老孙谈，那老孙八成也不会相信老赵能办成事儿，更不会八字儿还没一撇儿，就给老赵打过去30万块钱。在请托办事的语境下，被请托人通常会夸大自己在人脉关系、社会资源方面有某种特别的优势，能够帮助请托人获得相当大的超额利益——规则遵守者在通常情况下难以获得的超额利益。也有一些被请托人，不用自己开口，本身就具备说服请托人的资源条件。比如自己就是身价千万的大老板，或者是某某高官家的富二代，再或者某某大学客座教授云云。我又问老赵：“你仔细回忆一下，有没有跟老孙说过诸如‘我认识某某领导，保证能把款给你批下来’这样的话？如果说过，是以什么方式说的，打电话还是发微信？对方有没有可能手上握有相关证据？”不管老赵是不是骗子，事实上，直到如今，案件办完了，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骗子。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老赵是个绝顶聪明的聪明人。老赵讳莫如深地一笑，并不直接答话，示意我接着看另一份商业会谈纪要。这份商业会谈纪要的签订地点在某律师事务所，见证人和记录人都是一名律师。会谈纪要的内容与合同大差不差，老孙请求老赵为他提供融资中介服务，老赵又再次向老孙重申，只提供中介服务，至于能不能实际贷出款来，要老孙与资方自行解决。会谈纪要下方留白处，各方还签了字，捺了指印。不愧是专业律师把关制作，每个人还特地签字“看后属实”四字，作为对既要内容的再次追认。世上没有读心术，无人能够知晓，究竟是老赵骗了老孙，还是老孙诬告了老赵。公检法也好，律师也好，都只能从证据出发，推理得出结论。这两份证据，就是明显的无罪证据。证明整件事儿不仅不构成诈骗，反而是公安局在违法插手经济纠纷，为老孙充当“要账急先锋”。当天下午，我带着这两份材料，来到公安局，见到了案件承办人朱警官。朱警官很年轻，看起来还没我年纪大，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对律师的态度倒是很友好。他接过我递过去的材料，来回翻看了几遍，告诉我：“我现在要找的是老赵，不是律师，你律师替代不了他，更改变不了案件事实。”我忙不迭表态：“我从没想过要改变什么事实，我常年做刑事业务，知道红线在哪里，尝试改变事实，不仅违反执业纪律，而且本身也是犯罪。”朱警官点了点头：“材料内容我心里有数了，但我现在还不能从你手里收，你让老赵来一趟，让他亲手交给我，另外我还有事儿要找他落实。”我又问：“那您看，我的代理手续和律所公函，现在要不要给您留一份。”朱警官说：“现在还不需要。”顿了一顿，又道：“等将来需要提交律师手续了，我们再联系吧。”我心中暗喜。朱警官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向我透露了案件目前所处的阶段，以及案件下步最可能的走向。此行首要的战略目标达成。刑事案件的大致流程是这样：接到报案人报案后，公安局并不会单凭控告人的报案就正式立案抓人，因为即便不考虑诬告情形，也要考虑报案人可能因欠缺法律知识而报错案。公安局接到刑事控告后，会先受理案件并进入“初查”程序。初查程序并不代表刑事诉讼的正式启动，这也是为什么朱警官不愿意收我的律师手续的原因。刑事案件都还不存在，他收了律师手续，又该往哪里放呢？在“初查”阶段，公安局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经过初查认为确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正式立为刑事案件；经初查认为无犯罪事实发生的，压根就不立案了。也就是说，公安现在并没有听信老孙那边的一面之词，上来就认定老赵是骗子，而只是在进行初查。既然还在初查，老赵这事儿就有的抢救。从公安局回来后，我又约了老赵见面，给了他两条建议：一是尽快配合公安传唤，去公安局把事情讲清楚。如果你不去，公安现阶段也没有办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但是你不去会非常被动。你不去，公安接受到的信息便只是老孙的一面之词，那不用想也肯定没啥好话，你去了，才能消除公安信息差，澄清事实。二是建议退钱。对于诈骗案来说，根据最高院几份司法文件及司法惯例，哪怕真构成诈骗，只要在立案之前退钱，所退的金额也从实际诈骗金额中予以扣减。这就意味着，只要能在立案前把钱退干净，就意味着不可能再追究刑事责任。老赵不愧是聪明人，很快把钱退了。去公安的时候，不仅提交了融资中介合同，商业会谈纪要，还提交了退款的转账凭证。案件最终结果非常好。老孙拿到了钱，也主动到公安局，表态不再追究老赵的刑事责任。不过作为律师，我还是要在此普个法，老孙此时的表态已经无关紧要。诈骗罪是国家公诉案件，不是报案人说追究就追究，说不追究就不追究的。只要构成犯罪，哪怕报案人拿到了钱，表态不再追究，刑事程序也要继续往下走。老赵的案子能及时刹住车，一是他当时签的合同和会谈纪要起了大作用，有这两份无罪证据在，案件很难走下去；二是他及时退了钱，也就是说，哪怕公安心里认定了他真是个骗子，案件也没有再走下去的必要了。只不过，老赵到底是不是骗子，老孙到底是不是诬告，这事儿要永远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了。 往期文章：法院工作依靠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可指标体系不合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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