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跃│宋代阿育王塔图像之演变——以南宋大足宝顶山“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和雷峰塔塔砖藏“王承益塔图”为例

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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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阿育王塔图像之演变

——以南宋大足宝顶山

“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

和雷峰塔塔砖藏“王承益塔图”为例

吴天跃

杭州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2

摘要

作为中国古代佛塔样式之一的“阿育王塔”，在宋代同时出现了两种衍生的平面图像形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南宋大足宝顶山石刻之宝塔图碑，乃庆元府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即鄮县阿育王寺）释迦舍利宝塔在南宋宁宗禁庭供奉时显灵之图，可视为表现同时代鄮县阿育王塔形态的例证。宝塔图碑属于“四面开龛作佛像式”阿育王塔图像的复杂变体，反映了南宋皇室对鄮县阿育王塔的再次供养和利用，从而制作了神异感应图像，经由皇室颁赐给地方。其二是五代末宋初佛教徒王承益刻印的“阿育王塔图”，属于“四舍本生图式”阿育王塔图像，它开启了以塔图供养代替实物小塔的新模式。阿育王塔图像与政权意识形态和法舍利观念密切结合，作为“神圣图像”进一步符号化和世俗化。

关键词

阿育王塔；大足宝顶山宝塔图碑；雷峰塔；王承益塔图；法舍利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五代吴越国阿育王塔在东亚的传播与影响”(Y201840114)的阶段性成果

唐宋交替之际，五代佛教经历了“三武一宗”法难之一的后周世宗柴荣（921—959）的限佛政策。此时，北方佛教发展遭受战乱阻滞，而长江以南的吴越、前蜀、后蜀、南唐和闽国等周边十国的佛教文化艺术有所发展。及至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太宗都对佛教采取宽容政策，举国上下佛教均得以复苏，地域佛教的思想、文化和艺术深受新时代风气润泽，加速了彼此交融影响的进程。宋代阿育王塔图像的演变便是两宋时期地域佛教艺术在继承传统中革故鼎新、彼此影响的一个缩影。

作为宋代阿育王塔图像的前身之一，五代吴越国末代国王钱（弘）俶曾效仿古印度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第三任国王阿育王（Aśoka，约公元前304年—前232年）分批铸造了俗称“八万四千塔”的金属阿育王小塔。两宋时期，作为中国古代佛塔样式之一的“阿育王塔”图像同时流行两种衍生与流变的形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把握这一时期“阿育王塔”图像的谱系和背后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将另辟蹊径、抛砖引玉，以南宋大足宝顶山“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和五代末北宋初的雷峰塔塔砖藏“王承益塔图”为例，综合分析宋代阿育王塔图像之演变。

一

南宋大足宝顶山

“释迦舍利宝塔禁中

应现之图”碑

（一）宝塔图碑的识读

“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以下简称宝塔图碑），嵌于重庆大足宝顶山石窟小佛湾主尊窟“毗卢庵”背外壁佛龛中（图1）。宝塔图碑所在毗卢庵洞的造像，洞内主要表现传为“金刚藏菩萨显灵浊世”的柳本尊“十炼”成佛过程，以及八大明王等；洞外则是十方诸佛及十二金刚护法神等。从宗教意义而言，虽属一座小“庵”，却“虚空法界遍包含”，体现了法身毗卢佛之崇高境界。毗卢庵洞的宝塔图碑作为南宋时期有明确纪年的阿育王塔衍生图像，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 

图1  左图为大足宝顶山小佛湾

第5号窟右外壁及后外壁，

笔者拍摄。

右图为“释迦舍利宝塔禁中

应现之图”碑拓片

 该图碑嵌于毗卢庵洞窟后外壁（面南）的正中央。壁高217厘米、宽228厘米。碑上方左右雕16个小圆龛坐佛像,下方为半身隐没于须弥山中的四大天王，残留彩绘痕迹。宝塔图碑立于须弥山中涌现的高浮雕仰莲座上，碑高115、宽60厘米，莲座高34厘米、宽92厘米。

碑首竖刻12字楷书碑名“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左右侧各竖刻楷书颂词一行，左为“上祝皇王隆眷算，须弥寿星俞崇高”，右为“国安民泰息干戈，雨顺风调丰稼穑”，均是恭祝皇帝寿康、国泰民安之类的愿文。

宝塔图碑下部楷书竖刻的“庆元府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僧道权嘉定十年”题记，共20行219字，记述了嘉定八年（1215）十一月有旨宣舍利宝塔入禁庭安奉显现瑞相之事，笔者句读录文如下（“」”为换行符号，“■”为字间空格）：

嘉定八年十一月，有」旨宣舍利宝塔入」禁庭安奉。」灿锦堂焚香致敬，」中殿洎左右嫔御侍臣见碧琉璃珠现于塔内铎旁，」时大时小，复于第二相轮现水晶珠。是夜迎归」椒殿，」主上、」中殿、」东宫同见大珠现于塔面，作真珠色，祥光晃耀丕休」哉，甚盛举也！恭惟」皇帝陛下以不世出之资，■■懋隆」天宠，」仰绍统极，■■成著于中，」德洽于外，凡羽毛、鳞介、草木、丛林，莫不献奇效瑞，况」宝塔之镇兹山，绵亘千祀，」一念感通，与佛冥契，非臣愚昧可以赞扬。与林下衲」子仰观■盛美，第摭其实，谨刊诸竖珉，昭示万古云。」尔时嘉定十年四月一日庆元府阿育王山广利禅」寺住持传法臣僧道权谨书。」

该题记与宝塔图碑正中的宝塔图严格呼应。碑上部正中线刻一单层方形宝塔（图2），当为题记中的“庆元府阿育王山广利禅寺舍利宝塔”，外轮廓与吴越国王钱俶所造金属阿育王塔大体相似，局部则有很大差别。该塔由塔基、塔身、塔刹及四角山花蕉叶构成，总高27厘米。塔基座高4厘米、宽12厘米，基座前方并排刻6个长方拱顶形小龛，每龛内刻一小坐佛像。其塔身方形，高9厘米，下承仰莲座。塔身正面中间为一大圆珠，内刻坐佛一身；周围上下左右刻四坐佛，皆有头光和身光，而并非吴越阿育王塔塔身所见的四舍本生故事。德宇处刻仰莲纹，上为多重相轮宝珠重叠而成的塔刹，该宝珠内部刻画精细，应是为了表现题记中的“复于第二相轮现水晶珠”之瑞相。塔顶四角各有尖耸的山花蕉叶，其上亦刻饰三层佛像，但并非佛传故事，山花蕉叶旁垂饰铃铎。 

图2  “释迦舍利宝塔禁中

应现之图”拓片局部

宝塔图碑最引人注目的是塔刹火焰宝珠上方于光毫中显现的释迦摩尼佛。佛高20厘米，几乎与方形宝塔等大，佛着双领下垂袈裟，双手笼于袖内，结跏趺悬裳座，后有数重同心圆身光。自宝塔塔座、塔身、山花蕉叶及相轮边缘的圆珠处放出多道光毫，可能是对应题记中“左右嫔御侍臣见碧琉璃珠现于塔内铎旁时大时小”之景，这些线刻的圆珠或许就是“碧琉璃珠”，无论是题记中提到的相轮水晶珠，还是碧琉璃珠，均是佛教七宝之一，皆象征宝塔显灵之迹象。塔身两边光毫之中，各线刻一竖长方形榜题框，左为“释迦如来涅槃至辛卯绍定”，右为“四年得二千乙百八十二年”。

该宝塔图碑是一块完整石碑，嵌入“毗卢庵”背外壁佛龛中，与周围小圆龛坐佛像和隐没于祥云中的四大天王构成整体设计，呈众星拱月之图式。周围的雕刻细节不再赘述，若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刻碑者对光毫瑞相刻画的偏好，不只是上述宝塔处绽放的道道光毫。四射的光毫营造了迎宝塔现瑞相之景，刻碑者的意图也呼之欲出。

（二）南宋皇室对鄮县阿育王塔的供养和日僧重源的见闻

根据碑首题名和僧道权书碑，宝顶山石刻之宝塔图碑是庆元府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即鄮县阿育王寺）释迦舍利宝塔在南宋宁宗禁庭供奉时显灵之图，可以视为表现同时代鄮县阿育王塔形态的例证，对后世影响深远。

围绕着鄮县阿育王寺和舍利，自南朝梁武帝、唐代官府僧众、吴越历代国王到宋太宗，有着悠久的礼拜、敬奉传统，构成了中古时期阿育王塔崇拜与舍利信仰的图景。

两宋时期，迎奉鄮县阿育王塔及释迦真身舍利入禁中供养，俨然成为惯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即派遣高僧赞宁前往明州阿育王寺，取舍利塔入北宋禁中供养。南宋多位帝王也对此塔敬奉有加，高宗即位，赐名“佛顶光明之塔”。南宋淳熙元年（1174），孝宗遣内侍李裕文至阿育王山迎回佛舍利塔至东宫瞻礼，焚香礼拜后，“见相轮累累然如水晶珠”。舍利宝塔再入南宋禁庭安奉的时间是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十一月。宁宗与舍利宝塔所在的庆元府关系十分密切，宋绍熙五年(1194)宁宗即位，第二年即改元“庆元”。以明州为宁宗潜邸，遂以年号为名，升明州为庆元府，府治设在鄞县。

日本高僧重源（1121—1206）的亲眼所见可谓与宝塔图碑的年代最接近的鄮县阿育王塔实录。身为奈良东大寺“劝进圣”的重源曾于1167至1176年间三次入宋求法巡礼，但目前有明确时间记载的一次是在日本仁安二年（1167）。1183年正月二十四日，他向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关白兼太政大臣藤原兼实（1149—1207）叙述了入宋巡礼阿育王寺的见闻，后收录于藤原兼实的日记《玉叶》中。藤原氏如实记录了重源参拜鄮县阿育王塔的细节：“阿育王山者，即彼王，八万四千基塔之其一。安置彼山，塔四方皆削透云云，其上奉纳金塔（当时帝王所造进云云，根本塔，高一尺四寸云云），其上银塔，其上金银塔，如此重重奉纳云云。舍利现种种神变。或现丈六摄之姿，或现小像，或现光明云云。”而神变之大小由礼拜者“罪之轻重”所决定，重源曾礼拜阿育王塔两次，亲睹神变，一次得见“小像佛”，一次见“小光明”。他还感慨宋人不论道俗，何等虔敬地参谒鄮县阿育王塔及舍利感应神异之事：“但彼国人心，以信心为先，或道或俗，徒党五百人若千人，如此同时始精进，起猛利之净信，三步一礼成参谒，其路虽不远，或三月若半年之间，遂其前途，参着之后，皆悉奉唱释迦之宝号，一向成奉礼神变之思。其中随罪之轻重，有神变之现否云云，实是重殊胜之事也。”

僧道权题记书于嘉定十年（1217）四月一日，宝塔图碑的制作时间大致在“嘉定十年”左右。究竟是由南宋官府还是庆元府广利禅寺的僧侣主导制图，根据何种图像制图，均尚存疑问。赵智凤于淳熙六年（1179）开始在大足宝顶山大兴开凿造像，至嘉定年间达到鼎盛。嘉定十六年（1223），朝廷大员权尚书兵部侍郎杜孝严，太常少卿魏了翁，亲赴宝顶参礼，并题榜“宝顶山”“毗卢庵”。嵌刻宝塔图碑的时间仍不太确定，根据题榜，大致推测在嘉定十六年前后。

纵观整个宁宗嘉定朝的十七年间，南宋朝廷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一方面，南宋民众备受吏治污浊之扰的同时，还饱尝货币贬值之苦。天灾频仍，嘉定八年三月又起大旱，各地纷纷举行各种祈雨活动，旱情进一步触发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宿敌金朝忙于反击与惩罚西夏，开始逐渐衰败，但宁宗在对金政策上，依旧举棋不定，苟且偷安。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羽翮已成，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于嘉定四年（1211）开始南下，与金作战，很快占领了两河、山东大部分地区，1215年五月占领金中都，灭宋只是时间问题。在种种不安的形势中，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十一月再次恭迎鄮县阿育王塔至杭州供养，祷祝国泰民安。

宝塔图碑的性质之一是感应神异图碑，它在远离宁宗潜邸庆元府的蜀地石窟出现，说明这次入宋廷供奉事件对当时佛教界影响之大，中央的意识形态对地方的渗透之深，偏安西南的地方僧徒也借助这一“神圣图像”表达护国恤民的祝祐，是“颂圣”以助弘法行为的一种，以“昭示万古”。性质之二，宝塔图碑可视为图文形式的法舍利供养，置于毗卢庵中。大足石窟的舍利崇拜风气较盛，宝塔图碑并非孤例。如大佛湾第17龛《三圣御制佛牙赞》碑是对宋太宗、真宗、仁宗三帝关于佛牙舍利赞颂的抄录，也属法舍利信仰的一种体现。除此外，宝顶山有数座明确题有“舍利塔”的佛塔，如圣寿寺右侧数十米处舍利塔、大佛湾第6、9号浮雕舍利塔等，这些塔未必藏有佛真身舍利，只是一种象征性供养而已。

二

刻印塔图：

雷峰塔塔砖藏

“王承益塔图”考

为追溯南宋大足宝顶山宝塔图碑的来源，这里试举以往被学者们忽略的一则重要材料——雷峰塔塔砖藏丙子年款“王承益塔图”。

1924年雷峰塔坍圮，发现一批中有圆孔的藏经塔砖，这类塔砖中藏经较多，而藏塔图较少。经卷和塔图均为五代吴越国时雕版印刷之作，年代久远。相比于学界对雷峰塔所出钱俶乙亥岁（975）刻印的《宝箧印经》的关注，塔图材料远未得到重视。之前俞平伯、张秀民、Seunghye Lee等所撰文章都稍作提及，但未详加考证。

下面要论述的“王承益塔图”（图3），乃雷峰塔藏塔砖所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心部分塔图，纸本版画，全卷长47.6厘米，纸高6.8厘米。刊首绘忍冬纹与轴绳，塔图分四层，边作忍冬纹。每层外绘龛形，内画一塔，四塔前后相接。 

图3  左图为雷峰塔遗址出土的

带孔塔砖，馆藏地不详。

中图和右图为塔砖所藏“王承益塔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王承益塔图”每层所绘为塔之一面（图4），塔形与塔身部分本生故事与雷峰塔出土的银鎏金塔和银塔一致，从上至下本生故事依次为须大拏王变（或快目王舍眼变）、尸毗王割肉贸鸽、大光明王施首、萨埵太子舍身饲虎（或为“虎噬王足”图式），顺序的安排是否有一定设计意图，无法确证。山花蕉叶部分并没有分层，而是在整片山花蕉叶上绘佛传故事。这种未加分层的佛传故事图像处理，与东阳中兴寺塔出土的僧人绍崧所造丙辰岁（956）铜塔最为接近，而与吴越钱俶所造铁塔、银塔略有区别。 

图4  雷峰塔塔砖藏

“王承益塔图”的局部细节，

按原图从上至下排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塔图卷尾记文云：

香刹弟子王承益」造此宝塔，奉愿」闻者灭罪，见者」成佛，亲近者出」离生死，然死■」植舍生明德■」本时丙子■■■」日弟子王承益记。

查丙子岁，应为太平兴国元年（976）。是年，雷峰塔落成。所幸“王承益塔图”有余杭人氏褚德彝、苍氏和海宁人氏邹寿祺乙丑年（1925）题跋，同年春先后考证此塔图。雷峰塔虽是钱俶为王妃所建，但其纳入宝物并非全部出自钱俶王妃，也有一部分由民间僧众舍入。

刻印塔图，在吴越国也有先例。宋释元照（1048—1116）所撰《永明智觉禅师方丈实录》载：“乃结一万人弥陀社，曾亲手印弥陀塔十四万本，遍施寰海。吴越国中念佛之兴，由此始矣。由遍募士庶，结礼塔等会，皆为导首。”若释元照所述情形属实，则刻印弥陀塔图之类塔图已是一时风气。

雷峰塔塔砖发现的“王承益塔图”，说明吴越国民间僧众不仅制作阿育王塔，也刻印阿育王塔图，以实现供养祈福功能。塔图可能还是制作其他阿育王塔的“粉本”和塔样。在个别场合刻印塔图替代实体小塔，舍入雷峰塔等大塔中供奉祈福，此时塔图与《宝箧印经》的性质相似，都是作为法舍利来供养。

五代末宋初，已有佛教信徒王承益刻印“阿育王塔图”，这是阿育王塔由立体小塔进入平面图像系统的最早案例。而南宋大足宝顶山宝塔图碑可视为鄮县阿育王塔转化为平面“神圣图像”在南宋时的传播现象。

三

宋代阿育王塔的

两种衍生图像

根据笔者对两宋时期“阿育王塔”平面图像和实物小塔的广泛搜罗，按塔身图像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两种衍生图像。“阿育王塔”从宋代开始便更加广泛地进入平面图像的表达系统，包括纸本绘画、版刻、浮雕和塔图碑刻，成为流行的象征图式，其产生的历史情境与两宋时期僧众的鄮县阿育王塔信仰和法舍利观念有关，并与政权意识形态的主导紧密联系。

第一种衍生图像，据其塔身四面为佛教本生故事图像的特征，可命名为“四舍本生图式”阿育王塔图像。其代表实例是雷峰塔塔砖藏“王承益塔图”和北宋民间所造的若干金银阿育王塔。此塔形被普遍借用为舍利函器，可能与鄮县阿育王塔信仰在宋代被大众广泛接纳有关，以迎合宋代民众炽热的舍利信仰需求。

第二种衍生图像即“四面开龛作佛像式”阿育王塔图像，不表现佛教本生故事。其代表实例是南宋大足宝顶山“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极尽繁复之工事。这种衍生图像与吴越国钱俶所造塔有所差异，而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单层方塔，尤其与北齐造像碑碑额处飞天托举的“宝塔”图像密切相关。

这两种衍生图像，都在形制上保留了标志性的山花蕉叶。第一种衍生图像，笔者已有详细梳理；第二种衍生图像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兹以表格列出（表1）。

如表1所示，南宋林庭珪、周季常所绘的《五百罗汉图》第78幅“起塔”图，绘制了阿育王役使鬼神建造阿育王塔的传说，画面中的“阿育王塔”方形塔身四面开龛，龛内为一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的佛像。大足宝顶山宝塔图碑间接反映了南宋时鄮县阿育王塔图像，如前文所述。这两个例子，都能从情节和题记确认为“阿育王塔”。2007年，南京江宁清修村宋代墓园内出土的建筑构件瓦当，直径12厘米，上面的图案为阿育王塔，塔身中间开龛，内刻一尊立佛。阿育王塔样纹瓦当出土地，当为超度墓主亡魂的佛寺所在。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传为南宋佚名《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绢本图轴中也出现了塔身开龛刻绘佛像的“阿育王塔”，但无相应题记和年款。 

表1  宋代“四面开龛作佛像式”

阿育王塔图像的不完全统计

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1969年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同时出土了两座小塔——吴越国王钱俶乙丑岁（965）铸造的铁阿育王塔和金漆木雕阿育王塔（图5），恰与两种“阿育王塔”衍生图像对应。关于两座小塔的年代断定与来源，据黎毓馨推测，吴越钱俶所造铁阿育王塔“应是北宋开宝九年（976）钱俶到东京（今开封）朝觐宋太祖期间遣人施舍入塔的”。金漆木雕阿育王塔本身没有任何铭文，无法断定制作年代及其来源地，自出土以来亦鲜有学者关注。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石志铭文所列供养物品清单中，并未提及钱俶所造铁阿育王塔与金漆木雕阿育王塔。金漆木雕阿育王塔可能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前已舍入，制作时间则更早。 

图5  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出土的

金漆木雕阿育王塔

和钱俶造乙丑岁铁塔，

定州市博物馆藏

金漆木雕阿育王塔，木雕外涂金漆，高16厘米（图6）。塔身置于覆莲须弥座上，塔身三面开龛，均为一佛二弟子像，佛作禅定印、结跏趺坐于宣字形莲台上。正面龛的主佛龛两侧开小龛，内置盔甲持械力士像。四面龛边饰以金漆绘网状纹。覆莲须弥座乃另外雕成，可以与塔身分拆。覆莲乃是复瓣，上以金漆绘出花瓣轮廓。这件金漆木雕阿育王塔与钱俶造乙丑岁铁阿育王塔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其塔身四面并非四舍本生图像，且塔座亦非禅定坐佛，而是覆莲座。 

图6  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出土的

金漆木雕阿育王塔的四面特写

将金漆木雕阿育王塔置于更悠久的中国佛塔历史传统中，则与北齐道凭法师双石塔、北齐武平七年（576）宋始兴造像碑碑额处出现的宝塔纹（图7）非常接近，后者的佛龛内部也雕有禅定坐佛，这种宝塔纹在南北朝时期曾大量流行，但内部也有明显变化。美国学者蒋人和（Katherine R.Tsiang）认为这种宝塔纹很大程度上表现的正是阿育王塔形象，东魏北齐高氏一族很可能将阿育王塔的象征性利用于政治，因此具有政治象征意义。苏铉淑也赞同这一判断，认为这一时期流行的宝塔纹，反映了北齐热烈的阿育王塔信仰，其流行与转轮圣王思想密不可分。两宋时期仍然流行的“四面开龛作佛像式”阿育王塔衍生图像，可能与南北朝时期的“宝塔纹”存在某种延续、继承关系。 

图7  北齐武平七年（576）

宋始兴造像碑碑额宝塔

四

小   结

本文通过对南宋大足宝塔图碑和雷峰塔塔砖“王承益塔图”的个案研究，总结梳理了两宋时期同时流行的两种阿育王塔衍生图像，除了金属小塔和石造大塔之外，都广泛进入了平面图像的表达系统，利用多种媒材加以表现、复制。其区别在于塔身图像的选择，第一种是“四舍本生图式”阿育王塔图像，第二种“四面开龛作佛像式”阿育王塔图像虽一直并行存在，此前从未被学者单独抽离并加以梳理，或误以为是新出现的阿育王塔图像。宋代仍继续流行的第二种阿育王塔衍生图像，可能与南北朝流行的“宝塔纹”存在某种藕断丝连的承继关系，并非凭空出现。宝塔图碑即属于这一衍生图像的复杂变体，它反映了南宋皇室对鄮县阿育王塔的再次供养和利用，从而制作了“迎宝塔现瑞相”的“神圣图像”，经由皇室将此图颁赐给地方。两宋时期的两种阿育王塔图像与皇权意识形态、法舍利观念紧密融合，进一步将源自江南的“神圣图像”符号化和世俗化。

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员米德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所副研究员张可和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研究员黎毓馨都为本人的实地考察提供了诸多帮助，特致谢忱！

作者现为广州美术学院图像与历史高等研究院讲师。

收稿日期：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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