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军遗孤，画了半辈子毛主席像，他终于回到了日本，却又选择返回中国 │ 止戈出品
止戈传媒出品第 6 篇战争故事
暮春时节，樱花已落。一架飞机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降落。一个体型瘦削的中年男子走出机舱，站上舷梯。他的身体略显僵硬，眼神有些迟疑。
今年3月，在位于北京西长安街沿线的鲁谷某小区，我与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他初次见面。这37年前的一幕，在他口中犹在昨日。
王林起近照（高戈摄）
在登机前，他的身份还是北京重型电机厂的一名职工。为了这次日本之行，厂里给他补助500元钱，超过了普通工人一年多的工资，同时请北京红都服装店的师傅做了笔挺的中山服，又买了了两个高档的旅行箱。那时，他的名字还叫“王林起”。
下舷梯，领行李，出机场，前来迎候的一众亲人用日语亲切地唤起一个陌生的名字：渡部宏一。
练习了多日的日语还是没有出口。握手、拥抱……短暂的热情之后，双方便陷入了相对无言的尴尬。
或许大家都陷入了同样的回忆：
往前推40年，一个6岁的孩童与家人一起，随日本农民组成的“日本开拓团”前往中国东北。而今，当年的一家6口，早已被岁月冲击得四散零落，有幸活下来又重返故里的，只有已是中年白发的他……
我是最早从朋友口中听到了王林起的故事，而后慕名造访。
王在北京的家不大，但干净异常，茶几上的日式茶具、书桌上的富士山沙画、橱柜里的日本玩偶，众多细节都显示房主人和日本千丝万缕的联系。
王林起使用的茶具（高戈摄）
山形县和田村，位于日本东北部。寒冷的冬季即将来临，一对年轻的夫妻天天忙着打包大件行李，要赶在入冬前把它们托运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这对夫妻正是少年宏一的父母。父亲是家中独子，一个勤恳的日本农民，母亲白石贞，性格温顺。一对俊男靓女自由恋爱，成为当时村里的新鲜事。
和田村以冬季雪大闻名。不过1940年的那个冬天，当第一场大雪飘落时，宏一已经看不到了。
那一年秋天，外祖父给了5岁的宏一一顶彩色毛线帽子，告诉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很远、很冷。当宏一一家跟随“开拓团”，从日本山形县辗转来到中国东北时，走出车站，他第一眼看见的是初雪覆盖下的土地上，低矮的房子四处散落，赶路人骑着毛驴，一群中国农民裹着黑色棉衣。
与老家住草顶木屋、穿草鞋木屐，只有出远门的男人才有鞋穿相比，眼前的一切对宏一来说更多的是新鲜。
渡部宏一及弟弟骏与父母的合影
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动员大批本国贫民组建“开拓团”前往中国东北，“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行收购中国人的土地，然后再租给中国农民耕种，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
在带领全家动身前，宏一父亲曾多次前往中国东北“满洲开拓团”查探，回日后又接受了短期培训。对于像他这样长年只能吃萝卜饭、南瓜和芋头的日本农民来说，肥沃的中国东北显然是一片望眼欲穿的乐土。
从1936年到1945年间，日本前后组织了共计20万人移民“满洲”。这些一心向往早日踏上乐土的农民并不知道，他们今后在这片土地上种出来的粮食，大部分并不能成为自己的收成，而是交日本军队当公粮。
宏一的新家位于今天的中国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境内。为了让移民安心于此，开拓团处心积虑将此地命名为山形县。移民们筑起住房，南北排列成村落，周围用木桩铁丝围住，并在所有房子的外壁划上白色的圆圈——这是他们从中国农民那里学来的防狼诀窍。
“我们从东北农民那里学来很多，我家里就雇了一个中国帮工。”与东北农民的一些交往细节，多年以后一直是渡部宏一美好的回忆。
在宏一眼里，日子仿佛如童话般美好。村民们专心耕种，甚至搭起了一座简陋的神社，企图在异国的土地上复原故乡的一切。父亲耕田，母亲看家，甚至还为他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弟。
冬夜漫长，妈妈就在温暖的炉火旁教孩子们哼唱日本歌谣，那首全日本家喻户晓的《红蜻蜓》是孩子们的最爱：
晚霞中的红蜻蜓
你在哪里哟
童年时代遇到你
那是哪一天
……
在大人眼里，生活并不和预想的完全一样。村里产出的稻米，在交完军粮后所剩无几，村民只能以高粱等杂粮作为主食。四五年间，铁丝网将这里与世隔绝。此外，偶尔还会有骑马背枪的士兵召集全村人问话，说要寻找某个逃跑的士兵。更多的日子里，日本农民听到的是“军队取得了大胜利”“占领了某岛”这样的消息。
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军战败时刻，陡然间转成不问生死的遗弃。
“突然有一天，邻居新野叔叔挨家挨户动员，‘黎明要开始逃难了，赶快做准备！’”回忆当年的情景，尽管早已时过境迁，我眼前的这个老人仿佛依然心有余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布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东北开拓团的农民瞬间成为被日方遗弃的难民。为逃避被日方威逼自杀和苏联军队追击，全村人开始了仓皇的南下逃亡。
日本拍摄的开拓团影视剧照（资料图）
母亲无奈中遗弃了刚经营出个样子的家，背上被褥、粮食，拉着4个孩子再次奔向车站。逃难中途经一片原始森林：抬头看，针叶林密密匝匝，遮天蔽日，白天暗如黄昏；低头看，脚下横七竖八，枯叶堆积，踩上去却十分柔软---这种强烈而怪异的反差，给仓皇逃难的孩子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仿佛这里是一个万劫不复、活人不该踏入的死地。
就在逃亡前不久，宏一和弟弟无意中闯祸烧毁了储物仓，兄弟俩提心吊胆，随时准备跪地接受父亲的惩罚，然而惩罚没等到，却等到了父亲离家的消息。日军为挽回时局，在开拓团内招募壮丁，并不符合征兵条件的父亲也被招募了，然后在寄回一封信后就永远失去了音信。
穿林、过河，一路逃亡。有女婴被饿死，孩子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其他人却无暇顾及。已经10岁的宏一初次看到人死时非常恐惧，到后来，面对河里飘浮的成堆尸体已经完全没了感觉。人们轮着杀掉自家的牛马充饥，在“男人要被去势，女人要去做慰安妇”的传言里，艰难苟活。
“突然有一天，我们一家人一早醒来，发现被一同逃难、朝夕相处的乡亲们遗弃了。”老人回忆。他们只能混入另一拨陌生但命运相似的难民，继续逃亡。
灾难接踵而来。很快，妹妹登美子在慌乱中走失。在中国出生的幼弟秀策则被人趁乱抱走。终于抵达了沈阳难民营。还来不及庆幸，某天夜里，母亲被苏联士兵侵犯致死，几天后尸体被抬出难民营时，地上留下一滩乌黑的血迹。
临死前，气息尚存的母亲试图说些什么，在吐出“宏一”两个字后，就彻底没了力气。这个才30多岁的日本女人，生命如灯一样熄灭，剩下10岁的宏一，还有小弟骏。
“想哭吧，愣是没有流下泪。”老人平静地向我讲述那一刻的场景，“母亲临走前，满头全是虱子，瘦得骨头、颧骨全出来了。本来我的母亲，大家伙都说长得挺秀气的。一个温顺的女人，变成这个样子。”
从日本农民到日本开拓团成员，再到日本难民，至战争的牺牲者，剧烈的变化与打击都挤进了1945年的后半年。来自侵略战争发起国的一个普通日本家庭，还未回过神来，就已支离破碎。这一切毫无预兆地撞进一个10岁日本少年的眼底，也撞碎了所有对未来的期冀。
宏一和弟弟骏被领养时，已经瘦得皮包骨。5年时间，一个美满的六口之家到此刻只剩下这两兄弟。
一个穿黑棉袄的男人，领着他俩坐三轮车爬过一大段斜坡路，又一座长桥，下坡后，再过一段铁道，最终穿过一座门洞，站到一座平房院里，“接受最后的挑选”。
到了掌灯时分，有人从身后轻轻拍了他的肩膀。“一个眼睛很大、身材壮实的男人”，这是宏一对养父第一眼的印象。没有言语，男人牵着宏一的手回了家。
领走宏一的男人名叫王殿臣，河北景县人，随闯关东风潮来到沈阳，做旧货小生意。按命理，当年王家五行缺木，这个被领来的孩子成了王家长子，叫“王林起”。次日晚上，“王林起”穿上了养母贾凤朝一夜未眠缝制的棉衣棉裤，“终于不再冷了”。
这里冬季同样雪大。养父教会了少年说中国话，他开始读《百家姓》《三字经》。临近春节，他叩头、作揖的动作已经有模有样，还有了和养母一样的口味，时不时盼着用大黄米、小豆和大枣做成的东北大年糕，和夹着熟驴肉的煎饼解馋。
很快，随着1946年春节的到来，皮包骨头的少年不但脸上有了血色，也在向父母的磕头作揖中回到了人间。他跟着养父学放爆竹，爆竹的炸裂声让他想起逃亡中的枪声，但他心中已经不再恐惧。被另一家人领养的弟弟却没闯过命运的转弯。兄弟再见时，弟弟骏已是裹在席子里冰冷的尸体。
此后，少年有一次偶遇同在开拓团的日本孩子。那个孩子跟在一个中国大人后边，两人均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却欲言又止，各自走开。
少年宏一从此消失，世间只有王林起。
1949年后，王家从沈阳搬至北平。少年王林起表现优秀，在三年级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少年先锋队队员。他和少先队员们一起涌上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观礼，伴着无数放飞的气球挥动双臂，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致敬。升入高中后不久，看到养父母维生艰辛，他选择了退学。
“你加入少先队，学校知不知道你是日本孤儿？”我问。
“我是收养的日本孩子，这一点从小到大周围人都知道。”王林起对这一点毫不避讳，“我从小就是个另类”，他如此给自己定位。
1958年，中国大跃进。遗孤的身份没有影响王林起参加招工进入北京汽轮机厂操作磨床，兼干宣传。1964年10月，为庆祝国庆15周年，《东方红》首演，厂宣传部长和干事还带他去人民大会堂看了演出。那天，同在观众席的还有毛主席。
“文革”随后而来。养母被单位“造反派”贴了一张“为什么收养日本孩子”的大字报，吊诡的是，他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冲击。
当时，无数“右派反革命”的孩子遭受家庭破碎、发配支边等厄运，他反被厂里的造反派、保守派争抢。王林起选择了追随后者。他24小时等待毛主席发表的最高指示，一有消息，立刻写成大标语或放鞭炮表示庆贺。
“文革”后期，联合后的两个造反派一致推荐有美术基础的他去学油画。
“当时我上的是中央美院的毛主席像培训班，一次上课时，后来担任了美院院长和中国美协主席的靳尚谊先生来看课，还坐到我身边，亲自为我画的毛主席像动手做了修改。”如今须眉皆白的王林起跟我说起这个细节，满脸都是自豪的神色。
王林起在北京十渡写生
学成归来，王林起开始专门为工厂画毛主席像和各类宣传画。
在一笔一笔认真勾画毛主席像的日子里，革命青年王林起可曾记起那个曾经的少年“渡部宏一”？
10岁，按说一个人的语言功能已经基本完备。但奇怪的是，王林起在被收养后不久，很快就把日语忘了个一干二净。
王林起的中国养父母
养父王殿臣曾带着王林起回过自己在河北景县的老家。那个村子的形状与宏一的日本老家相似，东西长，南北窄。
“看到这个村子就当做看到你的老家吧。”在这个华北平原上种着大片玉米和红薯的中国村子里，养父对王林起说。那是1951年，王林起17岁，无论是养父还是他，都不敢也不去想回日本老家的事。
后来王殿臣再次提起“回家”这件事，已是1960年他因食道癌去世之前。
起初，王林起没动过寻亲心思，“我回不去了，也不会回去了” 。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在华遗孤有了回到祖国的机会。王林起的心动了，多半不是因为想念“祖国”，而是出于对养父心愿的遵照。循着模糊的记忆，他用中文给故乡日本山形县和田村的村长写信。
辗转几波翻译后，他读到了故乡回信，第一句话是，“您受苦了”。那时，中国父亲已去世多年，日本姨母们还健在。
“你对我们家的义务都已尽完了，放心走吧，不用回来了。”养母贾凤朝说。
“老娘，我会回来的。”王林起答。
回日探亲的飞机起飞了。走下飞机的王林起，一时间又变回了渡部宏一。
在日本机场，王林起并没有用上提前反复练习的那些日语问候语。他还不习惯瞬间切换成宏一的生活。只是，在日本的第一夜，第一次睡榻榻米，他竟然“出乎预料地睡得很沉”。
80年代的日本，经济已走出战后的凋敝，进入高速发展期。一年多时间里，中年宏一往返于城市与乡下之间，聚会、打工、出游，试着适应这个与此前40年在中国完全不同的生活。
在日本，宏一幸运地见到了回到故乡的原开拓团部分成员，其中就有挨家挨户叫人的邻居新野先生。而逃亡途中离他们一家而去的静姨母一家四口，有三口病逝在中国，仅存的大儿子也被中国家庭收养，后来杳无音信。
有着类似命运的不只宏一一个。
1975年3月，日本政府厚生省正式开始调查“遗华孤儿”群体，并在经济上与探亲返乡诸方面给予补偿和方便。当时，日方将这些日本军队从中国大陆撤退和遣返期间、被中国人收养的未满13岁的日本人定义为遗孤，统计总数超过4000人。
只是，不同的人生经历促使这些“遗华孤儿”做出了各种不同于人们想象的命运选择。
有的因在“文革”中被打成残疾，坚决返回日本；也有的因做过护士，目睹过太多战争的残暴画面，留在中国“还债”；还有人在回到日本后，拒绝再认海那边苦苦思念的中国母亲。
不管是怎样的选择，都是伤口愈合后的再一次撕裂。
王林起与中国家人的合影
1982年，在返日探亲一年零两个月之后，宏一再次坐上了前往中国的飞机。他选择了做回王林起，选择了兑现自己“我会回来的”的承诺。
在这架连接命运两端的飞机上，王林起嚎啕大哭。他想起了1945年逃难中惨死的日本母亲白石贞，也想起了大陆那边视自己如己出的养母贾凤朝；他想起了10岁逃难中那片如魔域绝地般的原始森林，也想起了此去或将再也无缘见到的日本故土。
机舱里的人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体会王林起此时的心情，这个泪水难遏的中年男人，到底哭的是王林起还是宏一的命运？
那段时间，贾凤朝被邻里羡慕不已，邻居都知道她养了一个“胜似亲儿”的日本儿子。王林起背回了一台12寸的索尼电视机，让贾凤朝在80年代就早早地看上了彩电。而这位再普通不过的中国妇女，则把最朴素的爱与善教给了王林起。
王林起的中国妹妹王淑清直到初中时，才知道大哥并不是自己的亲哥哥，竟然是个日本人！
多少年过去，王家子女一直和睦相处，如同骨肉同胞。
今天，坐在笔者面前的王林起已经83岁。他从未想过，万幸穿越那个一家六口半年之间或离或死、那个“死很容易，活也不是”的战乱年代之后，自己在中国的第二次生命，竟然可以延续这么久。
前几年，他在跟朋友聊天中讲起自己的经历，朋友鼓励他将自己的故事写出来。他写出来之后，又不断有电视台、媒体找他采访。他的故事也在日本NHK播出。
如今，他享受日本政府海外遗孤的关照计划，每年可以带一名家属享受一次12天的免费日本探亲旅游。“像我这样的人，光我知道的在中国就有好多个。”
2017年9月18日，王林起做客北京电视台
“如果我们这种人回日本，政府也会给我土地、工作之类，但是我不想回去了。中国对我太好了。当年我第一次探亲厂里就给了我500元补助，在日本的一年零两个月还照发工资。我退休后还高标准给我分配了房子。”
“还有，我的养父虽然很早就去世了，我的养母还在，今年95了，她的亲生子女有时都认不出，但见了我都会一眼不眨地冲我微笑，她还认得我。”
在近年来一些纪念活动中，王林起张嘴一口典型的北方普通话，常让人对他“日本遗孤”的身份产生错位感。他有时会抱着养父留给自己的一床墨绿色毛毯出场，说起做收旧货生意的养父，如何想法设法给他留下一辆收来的日本自行车，如何带他下馆子听戏等等充满温情与亲情的生活细节。
最开始，王林起都会直接说“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之后，为了区分生父生母，不得不改说“养父”“养母”。往往说着说着，80多岁的老人就红了眼眶，浑浊的泪水翻越满脸的沟沟壑壑滚落。
在与观众的互动中，有时会有观众提问他如何看待今天的中日关系、如何看待年轻人打砸日本车？有一次，老人回答说，别的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只知道我的中国父母对我非常好，我的生父也是善良人，醉酒说错话第二天都会上门向人认错。
2011年，黑龙江的开拓团民亡者名录碑被泼上油漆（资料图）
历史经常是荒诞的，而这次，两个国家之间至今无法和解的过去，还有两个家庭之间永远无以回报的恩情，又让他如何割舍？
王林起跟养母学得一手包水饺的好手艺。当年在开拓团时，宏一家雇佣了一位中国农民帮工。那年冬天的某个夜里，雇工送来裹在大衣中的一大碗热腾腾的食物，这是宏一第一次吃到饺子。后来他慢慢知道， 那天是中国的春节，饺子被中国人用来庆祝最隆重的节日和表达最热忱的情感。
回日本探亲时，他同样亲手包了饺子给日本亲友吃。他特意挑选了白菜猪肉做馅，那是与他在东北吃到的中国农民裹在大衣里送来的同样的味道。
退休后，王林起经常回日本探亲
直到如今，王林起仍不知妹妹登美子与弟弟秀策的生死下落，也不知父亲是否如“据说”中那样死在苏联，更不知母亲是否有坟茔存世。
今天，不认识他的人，只会把他当成北京街头的一个普普通通的长眉毛老头。而一些无法诉说的记忆碎片，随着岁月流逝，也只怕要永远埋葬在老人的脑海中，比如生母曾说，“你爸爸可能回到日本了，我们也一定要回去”；再比如，回忆深处，在冬夜的炉火旁，趴在妈妈背上的宏一听母亲轻声唱着那首《红蜻蜓》：
晚霞中的红蜻蜓
你在哪里哟
童年时代遇到你
那是哪一天
……
年方十五姐出嫁
她音讯全无
等待姐姐归来
夕阳下的红蜻蜓
......
（全文完）
更多“王林起”们的命运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资料，从1972到1995年，赴日定居的在华遗孤有2171人，更多的人则在中国度过了一生。
遗华日侨由于与日本社会长期分离，又缺乏良好的日语能力，大多生活在日本社会的最底层。
他们和他们的子女，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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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为戈，为生命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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