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戈传媒第 12 篇战争故事
2018年4月6日,清明节期间。
阳光和煦的午后,我爬上茅草丛生的村旁山坡,来到曾祖父母的墓地。墓碑上篆刻着后世子孙们的名字,和我父亲名字并列着的是两个明显不符合周家谱系取名规范的名字。
他们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生在台湾,长在台湾。
他们迄今没有来过这里。就如同我父亲从不知道年幼时亲口喊一声“爸爸”是什么滋味一样,远在海峡对岸的两位叔叔这一生也没有机会叫上一声“爷爷”“奶奶”。
来到曾祖父母坟前祭扫的父亲,买来了鞭炮。这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每逢清明他都会重复的动作。只是,今年的这个清明,显然于父亲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一个月前的春节,我刚陪他去了一趟台湾——那是他的亲生父亲终老一生的地方,也是过去近70年来,父亲深藏于心最大的夙愿:去台湾,寻访他的父亲。
奶奶今年已95岁高龄。
在她一遍遍的絮叨中,我父亲自小就是一个“没爹的孩子”。这样的叫法,自然并不确切,然而,要说清楚却也得费些周章。
时光的坐标要回到1949年前。
那一年,爷爷沿着资江河水离开老家时,我父亲尚是襁褓之中不过3个月大的婴儿。此后至今的70年里,于我父亲而言,“爸爸”仅仅是作为一个称呼存在着。
我的老家在湖南资水北岸一个叫着“三堂街”的地方。1949年前,这里因为水运便捷,又地处桃江、汉寿两县交界处,商铺林立,据说曾是资水北岸重镇。年轻时的爷爷纺得一手好纱,从汉寿娶回奶奶之后,开始将这一手艺教给奶奶。
此后岁月经年,我们全家人均受益于此。我至今记得,在我小时候,家里一直留着一台纺车;我也仍然记得,直到前些年上大学,还穿过奶奶亲手做的棉鞋、纳的鞋垫。
除此之外,爷爷和我童年的关系就无从寻觅了;留在我年幼脑海里的,仅仅是一个坚定的信念:我的爷爷在台湾。
更多关于爷爷的故事,我只能从奶奶那里去探寻到一二,甚至连我父亲,也不比我知道得更多。
我的爷爷生于1919年,大约是在26岁从邻县娶回了小他4岁的奶奶,先是生了我伯父,两年后,又生下了我父亲。
其时,国共内战风雷激荡。我的老家尽管免受兵燹之祸,但离战争并不遥远。就在我父亲出生后不到3个月,爷爷大约是从同伴那里得知了湖南军用芷江机场有用工需求的消息,也大约是因为生计所迫,或是怀着对山外世界的憧憬,爷爷平生第一次决定沿着资水走出家乡,和人结伴一路西行去了芷江机场。
大概很多年后爷爷才会明白,他的这次出走,一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上。
爷爷走出家乡不久,很快便是湖南历史上翻天覆地的1949年。这年8月,国民党将领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湖南全省和平解放。
这一幕历史大戏,具体到我爷爷身上,更多的片段信息是过后几十年,我才逐渐了解到的:爷爷到芷江机场后,跟着空军部队学习修理飞机,但不到两个月,“过完元旦没几天”,爷爷就被统一转运,先是空运到南京,随后就随一路败退的国民党部队渡海撤到台湾。
这一去,转瞬间便是两个时代。从此,家国万里,天各一方。
头些年,爷爷一直是努力跟家里保持着联系的。
大约是在1950、1951年左右,爷爷从台湾给我曾祖父母写信,家里那时才知道他已身在千里之外的海峡对岸。
爷爷兄弟5人,他排行第二。老大早年被抓去当了壮丁,从此音讯全无;老三性格柔弱,不事稼穑,终身未娶,前些年以90高龄在睡梦中辞世;老四是一名小学教师;至于老五,年轻时曾在矿厂当工人,“三年困难时期”因脑膜炎殒命在外。
故而,当爷爷也因从戎而飘落海外时,维系全家的重担便系于奶奶一身。爷爷离家那一年,奶奶才25岁。年老的曾祖父母需要她供养,襁褓之中的一双儿子需要她照看,全家里外事项需要她运筹处置。
此后数十年,两岸政治风云际会,大陆开展“三反”“五反”“文革”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台湾也在全岛戒严,严酷肃清“共匪”,陡然落在我家身上的“海外关系”的标签,成了此后数十年全家沉重的包袱。
好在老家民风纯善,即便在政治风云最为吊诡的时候,那些残酷的人伦悲剧也未曾在我家上演。
那段岁月,奶奶的含辛茹苦,想起来都让人有锥心之痛。甚至,为了避免招惹祸事,家里还不得不把早年爷爷从台湾寄过来的家信偷偷烧掉。
因为人厚道,奶奶曾被好心安排去大队食堂做炊事员,这为她攒下很好的口碑。直到今日,奶奶仍会念叨的一个故事是,当年伯父考上初中后,需要缴纳42块钱学费,这无异于是一笔巨款。曾祖父拿出了全部的积蓄4块钱,剩下的由奶奶向大队会计、乡邻好友一一登门告讨,方才凑齐了。
暮年的奶奶,曾无数次地念叨着这些“好人”的名字。只是,这个中辛酸,远在台湾的爷爷是无从知晓的。自头些年给家里来过信之后,爷爷再度音讯全无。
直到近40年后,爷爷才突然出现了。
在我懵懂的记忆里,那是正月过后的一个阴雨天,家里此前毫无征兆,突然有几辆小汽车在村对面的公路上停了下来,一行人下车向村子里走来。
1987年7月8日,蒋经国签署台湾解严令
那是1988年初,在前一年的11月,台湾开放老兵返乡。
一个震动人心的消息,顷刻间打破了乡野的冷静,左右乡邻奔走相告:我爷爷回乡探亲了。
那一幕,留给我的,仅仅是一些片段的记忆。我只记得,家里突然挤满了乌泱泱的人,我寸步不离地守着妈妈,陷在人堆中的她,手足无措。
前些天,我偶然看了一部印度影片《雄狮》,讲述的是一个类似的故事:20多年后,流落到澳大利亚的主人公“雄狮”,借助Google Earth的现代高科技力量,终于找到了印度的老家,两鬓斑白的母亲依然在苦苦等着她,坚信她的儿子终将会回家。
当年的台湾老兵,一遍遍地向台湾当局诉求回家探亲时,会唱起一首《母亲你在何方》的歌谣:“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经过那万里可得看仔细。雁儿呀,我想问你,我的母亲在哪里……”
只是,我的爷爷却没那么幸运。
终于回到家时,当年意气风发从容入伍的青年,已是古稀老人。
至于他的父母,早在20多年前的三年大饥荒中,生生饿死,留给他们数十年没有音讯的儿子的念想,不过是村旁山坡上早已是凄凄荒草的冰冷墓地。
那一年,奶奶65岁。
在岁月的漫漫长河中,一个年轻寡居的妇人,告别了自己的青春和中年,终于熬来了满头白发。
她从未改嫁。这是她坚贞守候在家整整40年后,再次见到自己的丈夫。尴尬的是,随爷爷一起回家探亲的,还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奶奶”。
2003年春节,和奶奶在深圳
据我妈妈回忆,爷爷在回家探亲的那段日子,曾不止一次地向她诉说,十年,他在台湾呆了十年之后,才决定再婚。
其实,没有人有任何想要抱怨的意思,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本就莫过如此。在奔流向前的时代、历史、政治的变局中,每个人都如沧海一粟,裹挟其中,微不足道。
爷爷在家里呆了半个多月。一家人大概是相处愉快的吧,我记得,爷爷再度离家返回台湾的那一天,全家人赶去镇上相送,登车之前,特意请了照相师,拍了一张全家福。
相片中,只有奶奶不在。
随后的几年中,回到台湾的爷爷陆续有一些来信。
我爸爸也会给他写信。每当在我们兄弟俩考上大学这样重要的时刻,我父亲便会选一个寂静的夜晚,在灯光下竖着摊开信纸,郑重地在抬头的第一行写下两个字:爸爸。
这大概是父亲一生中亲口喊出“爸爸”最多的时候。即便父子俩再怎么隔膜,溶血的亲情终归阻挡不住。
最近些年,每次回到家,我经常会翻出爷爷写给父亲的家信,逐字阅读。爷爷的毛笔字,潇洒俊逸,看多了便越觉得亲切,恍惚中我甚至觉得父子俩的笔迹还有着酷似的风格。
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风潮正劲,但还远不如今天这般沟通便捷,没有手机、电话,两岸无法直接往来,维系爷爷和他老家的互动的方式,仅仅是信封上的那一行简略的收信地址。
如此脆弱的沟通,很快便中断了。
当父亲意识到,爷爷已好几年没有给家里来信时,我也上大学了。随后些年,两岸资讯便捷,“三通”开放,了解愈深,赶紧先去一趟台湾的愿望,也因此在我心底变得十分强烈。
2013年12月9日,我独自一人,从北京直飞台北。
此前几年,因为做记者的缘故,我透过一些往来台湾的朋友,已隐约意识到爷爷可能早已谢世了,但不亲自去寻访到一个确定的答案,终究是心结难解。
抵达台北的那天,天气阴沉。
爷爷从戎后隶属台湾空军,驻地在台湾南部的屏东县大鹏湾。这也是爷爷探亲回来后,跟家里保持通信时留下的地址。我从台北坐高铁到高雄,后又换乘台铁到屏东,再打车,近午夜时分才抵达大鹏湾。
在扑面的湿气和海风之中,我借着泛黄的路灯,才发现这里早已不是军营。第二天,我向入住的民宿老板打听,方才知道军营约在十余年前便已搬迁,如今的大鹏湾已是屏东县东港镇的一个湿地公园。
台湾屏东县东港镇,摄于2018年春节
根据来之前探听到的消息,爷爷从大鹏湾搬走后住在附近一个叫永乐村的地方。我独自一人跑去村里,辗转找到村长,向他打听起爷爷及其家人的消息。
村长个子精瘦,和我父亲一般的年纪。他搬出一大摞花名册,在桌子上摊开,逐字逐行地搜寻着我要找寻的名字。村长翻完一本又一本,就在我担心一无所获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曾在湖南老家曾祖父母墓碑上见过的名字——那是爷爷在台湾再婚后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循着门牌号,找到了一栋四层的楼房,摁响门铃,一个中年男子走出门来。接下来的谈话,平淡而克制,但我仍不免感慨,面前的这个人,过去几十年中我们从未相见,但我们的血管里竟然流淌着同一个老人的血液,他是我的叔叔。
我没有被邀请进入家里。他递给我一张纸,那是高雄荣民总医院开具的死亡通知书,白纸黑字清晰地记录着,我的爷爷早在整整十年前已去世,享年84岁。
这便是爷爷一生故事的终点。于我父亲,却不是。
去年大火的美国电影《寻梦环游记》,探讨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生与死的话题:当世上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也最终将他遗忘了时,那才是生命与灵魂彻底的结束。
父亲显然难以将他的父亲忘掉,即便我已经确认过了爷爷的死讯;我想,一定得陪父亲亲自去一趟台湾。
2018年2月15日,农历大年三十。
我从上海出发,哥哥嫂子和2岁的侄女陪着父母从香港出发,一家人飞抵台北。父亲半个多世纪的夙愿,终于启行了。
爷爷迄今未有下葬。在台湾,各地为退除役军人建有忠烈祠,爷爷去世后,其骨灰就存放在高雄忠烈祠。抵达高雄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便陪父亲前去拜祭。
高雄忠烈祠,摄于2018年春节
这是5年后,我第二次来到这里,早已轻车熟路。从门岗那里领到钥匙,随后陪父亲坐电梯来到灵骨塔的第二层,顺着编号找到存放爷爷的骨灰架。我移过来一把梯子,刚放稳,父亲便悄无声响地爬了上去,他颤抖着拿出钥匙,拧开骨灰匣,爷爷瓷白色的骨灰坛便出现在了父亲的眼前。
父亲的眼泪很快便无声地流了下来,站在梯子上一阵阵地抽搐。整整30年后,他终于第二次见到他的父亲了;只是,这一次,他已没有机会再喊上一声“爸爸”。
爷爷,翻拍于2018年春节
瓷白色的骨灰坛中央,镶嵌着一张爷爷青年时的照片,棱角分明,英气逼人,分明是留在我幼小记忆里那般清晰的模样。父亲攥着纸巾仔细擦拭了几遍,终于趴在梯子上哭出声来。
灵骨塔内,除我们外空无一人,只有一排排躺着的骨灰盒,寂静无声。
从忠烈祠出来,我又陪父亲去了爷爷生前居住的屏东县东港镇。此前,从爷爷的家信中获知,逢身体康健时,作为虔诚天主徒的他,每个礼拜天都会去东港镇上的天主堂做礼拜。
我陪父亲特意找了过去。天主堂坐落在东港镇中心一条小河边上,是一栋陈旧破落的建筑。推开黑褐色的教堂木门,两三层楼高的穹顶气宇非凡,一座耶稣受难的十字架矗立在教堂前方。一侧的墙上悬挂着已往生天国的逝者的名字,爷爷的名字赫然在列。
从天主堂出来,我们又绕着镇上走了几圈,逛到天主堂旁边的一家商店时,哥哥还一时兴起给父亲买了一双鞋子。
屏东县东港镇天主堂,摄于2018年春节
再好的鞋子也无法走出这样千山万水、一别永诀的距离吧。
转回十多年前,爷爷正是在这座远隔重洋的海边小镇上,走完了他的后半生。那时,他也许想到过、也许没有,他远在湖南老家的子孙辈们,竟然会在他身后的某一天,突然出现在这里,去探寻他曾经的足迹。
2015年7月,我只身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留学。
亚非学院,是全英、乃至全欧洲亚非研究扛鼎的学府,自然也就云集了数量众多的亚非学生。图书馆里迎面碰到的某一个气质出众的同学,可能便是某个中东国家的王子。
不过,更让我留意的,是这里众多的台湾学生。
2013年底,我在屏东见过那位台湾叔叔之后,才陡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爷爷在台湾再婚后,生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稍加推算,他们的子女大约也正是90年前后的年纪。
这意味着,我在台湾还有很多个素未谋面的弟弟、妹妹,如今估摸着也上大学,或者跟我一样正留洋海外。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摄于2016年
每次跟台湾同学一起玩耍,我不止一次想到,这中间会不会有哪一位正是我的弟弟,或者妹妹?甚至,我还常常脑洞大开,想到了很多电视剧里狗血的情节,比如,某一天,我跟其中某一位台湾女同学谈起了恋爱,最后却发现我们竟然是叫着同一个爷爷的至亲的兄妹?
父亲这次前往台湾,让他郁结于心的是,并未能和他在台湾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见上面。
海峡对岸亲人的淡漠,始终让他难以释怀。要知道,以往每次给爷爷写信时,他均不会忘了向台湾的家人问好;多年前,在曾祖父母坟前立碑时,也是他坚持将两位从未认祖归宗的海外弟弟的名字刻录其上。
我们无法得知,对岸的亲人,他们内心的芥蒂或偏见,来自哪里。
见到爷爷的骨灰匣时,里面记录着爷爷的生辰年岁,但父亲一眼就发觉,上面的记载是错的。这大概是命运的真正可笑之处。我远在台湾的叔姑弟妹诸多亲人,直至他们的父亲、爷爷早已谢世,居然都不了解他真正的年纪。
这样想来,爷爷留下的故事,似乎还远不会结束。
清明节回到湖南老家,奶奶问起台湾的情况,言语间似乎也仍期待着能听到一些新鲜的故事。
奶奶从25岁开始守寡,到如今整整95岁高龄,耳聪目明,健步如飞,但长达70个年头的无情岁月,大概早已让她习惯了如何淡漠地面对这一切。
我不知道,她也许有过热切的期待,有过难以忍受的煎熬,但那一切均已经换作了无情翻篇的过往。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冷酷的人伦悲剧,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写入正在发生的历史。
奶奶,95岁,摄于2018年4月
在奶奶的认知里,台湾,是一生也难以企及的遥远距离,她等了70年,爷爷也无法归来,如今,却在爷爷逝去后,我们竟可以一日来回。
前些年,父母两人的户籍移居到了深圳,但湖南资水北岸那个叫着“周家湾”的山村,才是整个家族真正的源流所在。这次去台湾,父亲特意带去了一份手抄的周氏老家谱系表,他大概想告诉台湾的弟弟,整个家族一直都在等着接纳他们。
但是这份珍贵的礼物,却未能送达。
彼岸系列报道之二
近日,由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组织的“跨越海峡的团聚”活动已经启程,有26个家庭于4月24日抵达台湾,有的希望在忠烈祠前喊一声爸爸,有分散近70年的亲人见面,有的则是迎接早已往生的爸爸的骨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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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作者简介:
周范才,湖南人,在北京做过多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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