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寻亲记 ｜ 止戈出品
止戈传媒第 12 篇战争故事
2018年4月6日，清明节期间。
阳光和煦的午后，我爬上茅草丛生的村旁山坡，来到曾祖父母的墓地。墓碑上篆刻着后世子孙们的名字，和我父亲名字并列着的是两个明显不符合周家谱系取名规范的名字。
他们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生在台湾，长在台湾。
他们迄今没有来过这里。就如同我父亲从不知道年幼时亲口喊一声“爸爸”是什么滋味一样，远在海峡对岸的两位叔叔这一生也没有机会叫上一声“爷爷”“奶奶”。
来到曾祖父母坟前祭扫的父亲，买来了鞭炮。这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每逢清明他都会重复的动作。只是，今年的这个清明，显然于父亲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一个月前的春节，我刚陪他去了一趟台湾——那是他的亲生父亲终老一生的地方，也是过去近70年来，父亲深藏于心最大的夙愿：去台湾，寻访他的父亲。
奶奶今年已95岁高龄。
在她一遍遍的絮叨中，我父亲自小就是一个“没爹的孩子”。这样的叫法，自然并不确切，然而，要说清楚却也得费些周章。
时光的坐标要回到1949年前。
那一年，爷爷沿着资江河水离开老家时，我父亲尚是襁褓之中不过3个月大的婴儿。此后至今的70年里，于我父亲而言，“爸爸”仅仅是作为一个称呼存在着。
我的老家在湖南资水北岸一个叫着“三堂街”的地方。1949年前，这里因为水运便捷，又地处桃江、汉寿两县交界处，商铺林立，据说曾是资水北岸重镇。年轻时的爷爷纺得一手好纱，从汉寿娶回奶奶之后，开始将这一手艺教给奶奶。
此后岁月经年，我们全家人均受益于此。我至今记得，在我小时候，家里一直留着一台纺车；我也仍然记得，直到前些年上大学，还穿过奶奶亲手做的棉鞋、纳的鞋垫。
除此之外，爷爷和我童年的关系就无从寻觅了；留在我年幼脑海里的，仅仅是一个坚定的信念：我的爷爷在台湾。
更多关于爷爷的故事，我只能从奶奶那里去探寻到一二，甚至连我父亲，也不比我知道得更多。
我的爷爷生于1919年，大约是在26岁从邻县娶回了小他4岁的奶奶，先是生了我伯父，两年后，又生下了我父亲。
其时，国共内战风雷激荡。我的老家尽管免受兵燹之祸，但离战争并不遥远。就在我父亲出生后不到3个月，爷爷大约是从同伴那里得知了湖南军用芷江机场有用工需求的消息，也大约是因为生计所迫，或是怀着对山外世界的憧憬，爷爷平生第一次决定沿着资水走出家乡，和人结伴一路西行去了芷江机场。
大概很多年后爷爷才会明白，他的这次出走，一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上。
爷爷走出家乡不久，很快便是湖南历史上翻天覆地的1949年。这年8月，国民党将领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湖南全省和平解放。
这一幕历史大戏，具体到我爷爷身上，更多的片段信息是过后几十年，我才逐渐了解到的：爷爷到芷江机场后，跟着空军部队学习修理飞机，但不到两个月，“过完元旦没几天”，爷爷就被统一转运，先是空运到南京，随后就随一路败退的国民党部队渡海撤到台湾。
这一去，转瞬间便是两个时代。从此，家国万里，天各一方。
头些年，爷爷一直是努力跟家里保持着联系的。
大约是在1950、1951年左右，爷爷从台湾给我曾祖父母写信，家里那时才知道他已身在千里之外的海峡对岸。
爷爷兄弟5人，他排行第二。老大早年被抓去当了壮丁，从此音讯全无；老三性格柔弱，不事稼穑，终身未娶，前些年以90高龄在睡梦中辞世；老四是一名小学教师；至于老五，年轻时曾在矿厂当工人，“三年困难时期”因脑膜炎殒命在外。
故而，当爷爷也因从戎而飘落海外时，维系全家的重担便系于奶奶一身。爷爷离家那一年，奶奶才25岁。年老的曾祖父母需要她供养，襁褓之中的一双儿子需要她照看，全家里外事项需要她运筹处置。
此后数十年，两岸政治风云际会，大陆开展“三反”“五反”“文革”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台湾也在全岛戒严，严酷肃清“共匪”，陡然落在我家身上的“海外关系”的标签，成了此后数十年全家沉重的包袱。
好在老家民风纯善，即便在政治风云最为吊诡的时候，那些残酷的人伦悲剧也未曾在我家上演。
那段岁月，奶奶的含辛茹苦，想起来都让人有锥心之痛。甚至，为了避免招惹祸事，家里还不得不把早年爷爷从台湾寄过来的家信偷偷烧掉。
因为人厚道，奶奶曾被好心安排去大队食堂做炊事员，这为她攒下很好的口碑。直到今日，奶奶仍会念叨的一个故事是，当年伯父考上初中后，需要缴纳42块钱学费，这无异于是一笔巨款。曾祖父拿出了全部的积蓄4块钱，剩下的由奶奶向大队会计、乡邻好友一一登门告讨，方才凑齐了。
暮年的奶奶，曾无数次地念叨着这些“好人”的名字。只是，这个中辛酸，远在台湾的爷爷是无从知晓的。自头些年给家里来过信之后，爷爷再度音讯全无。
直到近40年后，爷爷才突然出现了。
在我懵懂的记忆里，那是正月过后的一个阴雨天，家里此前毫无征兆，突然有几辆小汽车在村对面的公路上停了下来，一行人下车向村子里走来。
1987年7月8日，蒋经国签署台湾解严令
那是1988年初，在前一年的11月，台湾开放老兵返乡。
一个震动人心的消息，顷刻间打破了乡野的冷静，左右乡邻奔走相告：我爷爷回乡探亲了。
那一幕，留给我的，仅仅是一些片段的记忆。我只记得，家里突然挤满了乌泱泱的人，我寸步不离地守着妈妈，陷在人堆中的她，手足无措。
前些天，我偶然看了一部印度影片《雄狮》，讲述的是一个类似的故事：20多年后，流落到澳大利亚的主人公“雄狮”，借助Google Earth的现代高科技力量，终于找到了印度的老家，两鬓斑白的母亲依然在苦苦等着她，坚信她的儿子终将会回家。
当年的台湾老兵，一遍遍地向台湾当局诉求回家探亲时，会唱起一首《母亲你在何方》的歌谣：“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经过那万里可得看仔细。雁儿呀，我想问你，我的母亲在哪里……”
只是，我的爷爷却没那么幸运。
终于回到家时，当年意气风发从容入伍的青年，已是古稀老人。
至于他的父母，早在20多年前的三年大饥荒中，生生饿死，留给他们数十年没有音讯的儿子的念想，不过是村旁山坡上早已是凄凄荒草的冰冷墓地。
那一年，奶奶65岁。
在岁月的漫漫长河中，一个年轻寡居的妇人，告别了自己的青春和中年，终于熬来了满头白发。
她从未改嫁。这是她坚贞守候在家整整40年后，再次见到自己的丈夫。尴尬的是，随爷爷一起回家探亲的，还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奶奶”。
2003年春节，和奶奶在深圳
据我妈妈回忆，爷爷在回家探亲的那段日子，曾不止一次地向她诉说，十年，他在台湾呆了十年之后，才决定再婚。
其实，没有人有任何想要抱怨的意思，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本就莫过如此。在奔流向前的时代、历史、政治的变局中，每个人都如沧海一粟，裹挟其中，微不足道。
爷爷在家里呆了半个多月。一家人大概是相处愉快的吧，我记得，爷爷再度离家返回台湾的那一天，全家人赶去镇上相送，登车之前，特意请了照相师，拍了一张全家福。
相片中，只有奶奶不在。
随后的几年中，回到台湾的爷爷陆续有一些来信。
我爸爸也会给他写信。每当在我们兄弟俩考上大学这样重要的时刻，我父亲便会选一个寂静的夜晚，在灯光下竖着摊开信纸，郑重地在抬头的第一行写下两个字：爸爸。
这大概是父亲一生中亲口喊出“爸爸”最多的时候。即便父子俩再怎么隔膜，溶血的亲情终归阻挡不住。
最近些年，每次回到家，我经常会翻出爷爷写给父亲的家信，逐字阅读。爷爷的毛笔字，潇洒俊逸，看多了便越觉得亲切，恍惚中我甚至觉得父子俩的笔迹还有着酷似的风格。
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风潮正劲，但还远不如今天这般沟通便捷，没有手机、电话，两岸无法直接往来，维系爷爷和他老家的互动的方式，仅仅是信封上的那一行简略的收信地址。
如此脆弱的沟通，很快便中断了。
当父亲意识到，爷爷已好几年没有给家里来信时，我也上大学了。随后些年，两岸资讯便捷，“三通”开放，了解愈深，赶紧先去一趟台湾的愿望，也因此在我心底变得十分强烈。
2013年12月9日，我独自一人，从北京直飞台北。
此前几年，因为做记者的缘故，我透过一些往来台湾的朋友，已隐约意识到爷爷可能早已谢世了，但不亲自去寻访到一个确定的答案，终究是心结难解。
抵达台北的那天，天气阴沉。
爷爷从戎后隶属台湾空军，驻地在台湾南部的屏东县大鹏湾。这也是爷爷探亲回来后，跟家里保持通信时留下的地址。我从台北坐高铁到高雄，后又换乘台铁到屏东，再打车，近午夜时分才抵达大鹏湾。
在扑面的湿气和海风之中，我借着泛黄的路灯，才发现这里早已不是军营。第二天，我向入住的民宿老板打听，方才知道军营约在十余年前便已搬迁，如今的大鹏湾已是屏东县东港镇的一个湿地公园。
台湾屏东县东港镇，摄于2018年春节
根据来之前探听到的消息，爷爷从大鹏湾搬走后住在附近一个叫永乐村的地方。我独自一人跑去村里，辗转找到村长，向他打听起爷爷及其家人的消息。
村长个子精瘦，和我父亲一般的年纪。他搬出一大摞花名册，在桌子上摊开，逐字逐行地搜寻着我要找寻的名字。村长翻完一本又一本，就在我担心一无所获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曾在湖南老家曾祖父母墓碑上见过的名字——那是爷爷在台湾再婚后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循着门牌号，找到了一栋四层的楼房，摁响门铃，一个中年男子走出门来。接下来的谈话，平淡而克制，但我仍不免感慨，面前的这个人，过去几十年中我们从未相见，但我们的血管里竟然流淌着同一个老人的血液，他是我的叔叔。
我没有被邀请进入家里。他递给我一张纸，那是高雄荣民总医院开具的死亡通知书，白纸黑字清晰地记录着，我的爷爷早在整整十年前已去世，享年84岁。
这便是爷爷一生故事的终点。于我父亲，却不是。
去年大火的美国电影《寻梦环游记》，探讨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生与死的话题：当世上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也最终将他遗忘了时，那才是生命与灵魂彻底的结束。
父亲显然难以将他的父亲忘掉，即便我已经确认过了爷爷的死讯；我想，一定得陪父亲亲自去一趟台湾。
2018年2月15日，农历大年三十。
我从上海出发，哥哥嫂子和2岁的侄女陪着父母从香港出发，一家人飞抵台北。父亲半个多世纪的夙愿，终于启行了。
爷爷迄今未有下葬。在台湾，各地为退除役军人建有忠烈祠，爷爷去世后，其骨灰就存放在高雄忠烈祠。抵达高雄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便陪父亲前去拜祭。
高雄忠烈祠，摄于2018年春节
这是5年后，我第二次来到这里，早已轻车熟路。从门岗那里领到钥匙，随后陪父亲坐电梯来到灵骨塔的第二层，顺着编号找到存放爷爷的骨灰架。我移过来一把梯子，刚放稳，父亲便悄无声响地爬了上去，他颤抖着拿出钥匙，拧开骨灰匣，爷爷瓷白色的骨灰坛便出现在了父亲的眼前。
父亲的眼泪很快便无声地流了下来，站在梯子上一阵阵地抽搐。整整30年后，他终于第二次见到他的父亲了；只是，这一次，他已没有机会再喊上一声“爸爸”。
爷爷，翻拍于2018年春节
瓷白色的骨灰坛中央，镶嵌着一张爷爷青年时的照片，棱角分明，英气逼人，分明是留在我幼小记忆里那般清晰的模样。父亲攥着纸巾仔细擦拭了几遍，终于趴在梯子上哭出声来。
灵骨塔内，除我们外空无一人，只有一排排躺着的骨灰盒，寂静无声。
从忠烈祠出来，我又陪父亲去了爷爷生前居住的屏东县东港镇。此前，从爷爷的家信中获知，逢身体康健时，作为虔诚天主徒的他，每个礼拜天都会去东港镇上的天主堂做礼拜。
我陪父亲特意找了过去。天主堂坐落在东港镇中心一条小河边上，是一栋陈旧破落的建筑。推开黑褐色的教堂木门，两三层楼高的穹顶气宇非凡，一座耶稣受难的十字架矗立在教堂前方。一侧的墙上悬挂着已往生天国的逝者的名字，爷爷的名字赫然在列。
从天主堂出来，我们又绕着镇上走了几圈，逛到天主堂旁边的一家商店时，哥哥还一时兴起给父亲买了一双鞋子。
屏东县东港镇天主堂，摄于2018年春节
再好的鞋子也无法走出这样千山万水、一别永诀的距离吧。
转回十多年前，爷爷正是在这座远隔重洋的海边小镇上，走完了他的后半生。那时，他也许想到过、也许没有，他远在湖南老家的子孙辈们，竟然会在他身后的某一天，突然出现在这里，去探寻他曾经的足迹。
2015年7月，我只身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留学。
亚非学院，是全英、乃至全欧洲亚非研究扛鼎的学府，自然也就云集了数量众多的亚非学生。图书馆里迎面碰到的某一个气质出众的同学，可能便是某个中东国家的王子。
不过，更让我留意的，是这里众多的台湾学生。
2013年底，我在屏东见过那位台湾叔叔之后，才陡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爷爷在台湾再婚后，生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稍加推算，他们的子女大约也正是90年前后的年纪。
这意味着，我在台湾还有很多个素未谋面的弟弟、妹妹，如今估摸着也上大学，或者跟我一样正留洋海外。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摄于2016年
每次跟台湾同学一起玩耍，我不止一次想到，这中间会不会有哪一位正是我的弟弟，或者妹妹？甚至，我还常常脑洞大开，想到了很多电视剧里狗血的情节，比如，某一天，我跟其中某一位台湾女同学谈起了恋爱，最后却发现我们竟然是叫着同一个爷爷的至亲的兄妹？
父亲这次前往台湾，让他郁结于心的是，并未能和他在台湾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见上面。
海峡对岸亲人的淡漠，始终让他难以释怀。要知道，以往每次给爷爷写信时，他均不会忘了向台湾的家人问好；多年前，在曾祖父母坟前立碑时，也是他坚持将两位从未认祖归宗的海外弟弟的名字刻录其上。
我们无法得知，对岸的亲人，他们内心的芥蒂或偏见，来自哪里。
见到爷爷的骨灰匣时，里面记录着爷爷的生辰年岁，但父亲一眼就发觉，上面的记载是错的。这大概是命运的真正可笑之处。我远在台湾的叔姑弟妹诸多亲人，直至他们的父亲、爷爷早已谢世，居然都不了解他真正的年纪。
这样想来，爷爷留下的故事，似乎还远不会结束。
清明节回到湖南老家，奶奶问起台湾的情况，言语间似乎也仍期待着能听到一些新鲜的故事。
奶奶从25岁开始守寡，到如今整整95岁高龄，耳聪目明，健步如飞，但长达70个年头的无情岁月，大概早已让她习惯了如何淡漠地面对这一切。
我不知道，她也许有过热切的期待，有过难以忍受的煎熬，但那一切均已经换作了无情翻篇的过往。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冷酷的人伦悲剧，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写入正在发生的历史。
奶奶，95岁，摄于2018年4月
在奶奶的认知里，台湾，是一生也难以企及的遥远距离，她等了70年，爷爷也无法归来，如今，却在爷爷逝去后，我们竟可以一日来回。
前些年，父母两人的户籍移居到了深圳，但湖南资水北岸那个叫着“周家湾”的山村，才是整个家族真正的源流所在。这次去台湾，父亲特意带去了一份手抄的周氏老家谱系表，他大概想告诉台湾的弟弟，整个家族一直都在等着接纳他们。
但是这份珍贵的礼物，却未能送达。
彼岸系列报道之二
近日，由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组织的“跨越海峡的团聚”活动已经启程，有26个家庭于4月24日抵达台湾，有的希望在忠烈祠前喊一声爸爸，有分散近70年的亲人见面，有的则是迎接早已往生的爸爸的骨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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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作者简介：
周范才，湖南人，在北京做过多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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